在海德堡坠入情网-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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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纤瘦的身子笔直地往前走去，走向钢琴师。在浩浩荡荡的钟声中，晃动不安的人潮像海浪往两边拨开，她笔直地往钢琴师走去。
风吹起她背后的长发。
素贞从前不是个穿牛仔裤的人。
我在大学当助教的那一年，素贞突然出现在研究室。
基本上，当她去读师专，我上了高中之后，我们就已经走上永不交叉的命运轨道。她去苗栗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在台南上大学。我们没见过面，没写过信。她是个好女孩，我从来没怀疑过。小学四年级，班上来了个胖嘟嘟的转学生。当我们都围着他唱“胖子胖，打麻将”的时候，素贞画了张美人图，上了颜色，偷偷塞在转学生书包里。美人图上还写着几个字：“欢迎新同学。”
老师一手牵着那个啼哭的小胖子，一手高举着“美人图”作为好榜样，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和好人我总觉得没什么话可说。我一方面嫉妒他们是天使，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是天使而瞧不起他们。能够瞧不起天使，我对于自己根本不是天使的事实就不觉得是太大的缺憾。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5）
大概从八岁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使。
八岁那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用水管冲出的水柱冲激下体，会有一种麻酥的快感上来。我开始三天两头地玩水的游戏，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有一天正在玩的时候，听见有人在浴室门上“笃笃”敲了两下。我停下来，等了一会儿。
静悄悄的。
于是我再拿起水管，却又听见“笃笃”轻敲。那是个竹篷子搭出来的所谓浴室，从竹片缝里我依稀看见母亲的衣服。是她在叩门。
她知道我的水的游戏。
我羞耻得好几天不太和她大声说话，不敢正眼瞧她。羞耻，使我知道，我不是天使。
素贞站在我面前，有点尴尬地笑着。那张脸孔还是像小时候那样白净，露出两个浅浅的酒涡。也是夏天，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长袖衬衫，长袖哪！胸口的扣子一个个扣上，直扣到喉咙。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百褶裙，长过膝盖。白袜子，黑鞋子。
还是黑鞋白袜，我想起茄萣的菜市场。
“你看起来好年轻。”她说。
“是你看起来老。”我想着，却没说出口。我穿着正常的二十二岁的人该穿的正常衣服：白色的恤衫、灰蓝色的窄身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
我带她去教职员餐厅吃饭，引起不少人注目。她实在土得可以，我用眼角看她。她一步一步规矩地走着路，不会伸手去撩拨一枝低垂下来的芒果。
我像上篮球架一样地跳起来，伸手握住一粒芒果，黏黏的，还不够熟，于是放手，芒果枝又弹回去。我们走过去了，那个半青半熟的果子还在空中摇晃。
亲爱的牧师的女儿，那个在半空中悬着的果子，对你没有诱惑吗？它激不起你心中想跳起来、脱离原来轨道的冲动吗？
她客气地道谢，端庄地坐着，不时看看长裙是不是严密地盖着她并紧的双腿。吃饭时，她从皮包里掏出自备的餐纸，文雅地擦拭嘴角。吃饭之前，她已经用了桌上的餐纸擦干了她的和我的半湿的筷子。
她剪着学生式的短发，脸上没有一点脂粉。
才二十二岁，她沉重得像块举不起的灰铅。
我很快就忘了这块沉重的铅，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一年的助教生涯令我厌倦。一个眉目清楚、穿恤衫牛仔裤、二十二岁的女助教，是一瓶剪下来用水养着的鲜花。人们凑近闻它的芳香、欣赏它的艳色；肯定的是，没有人期待这瓶花会继续成长。人们所求于瓶花的，只是它此时此刻短暂的清新。
大学里不少青年才俊，所谓青年才俊，就是那些头尚未秃但已得了博士学位回来的已婚或未婚的男人们。我用我瓶花的特质和他们混着，很让一些青年才俊的太太们嫉妒。有一天下班时，和一个电子系的才俊一起走路回宿舍。才俊摘了把野花递给我，后头冷不防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唷——”拉得很长很夸张，好像话剧台词，“会送花给小姐，怎么就从来不送我呢？”
我们同时回头；是才俊的太太。
她已经很胖了（说“已经”，是因为我猜想她也曾经瘦过，当她是瓶花的时候）。穿着短裤，胖腿从裤管里勉强挤出一堆肉。
她绷着脸从我们面前走过，塑胶拖鞋发出叭答叭答的声音。
我抬头看看才俊，他的眉毛向两边塌下来，笑得苦极了。
我突然觉得这游戏乏味透了。
别人所期待于我的，还有我自己所期待于我自己的，也不过是最终嫁给一个青年才俊，为他们煮饭生小孩，然后开始变胖，胖到腿肉塞不进裤管，然后在路上撞见才俊摘野花给新来的女助教。
然后绷着一张脸，叭答叭答踩着拖鞋走向冷战的夜晚。
怎么样才能躲避这样的轨迹？
我终于还是以女人的方式离开了我盛着死水的花瓶。
核工系有个德国讲师，高高瘦瘦长手长脚的，常来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用英语。这天晚上，他来到我的小房间里听音乐。我随手放了张赛门和葛芬柯的唱片，唱片套上有两个歌手的照片。我说：
“你看，这两个人鼻子真大。”
他没作声。
我又说：
“犹太人鼻子都大，听说。”
他瞄我一眼，轻轻说：
“我是半个犹太人。”
“哦——”我仔细看看他，“所以你的鼻子只有他们的一半大……”
他笑起来，拉过我的手，无限纵容地说：
“在德国你就不能说这样的话，犹太人是很容易被得罪的。”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6）
他把我的手放在唇边，极温柔地亲吻着。当赛门和葛芬柯唱到“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时候，他对我的手说：
“跟我去德国好吗？”
窗外是黑色的夜，白色的栀子花却在夜色里蠢蠢地动着，浓郁的花香缠绕在音乐里，像一缕一缕飘浮的轻烟。
“跟我去德国好吗？”
他的眼睛深深地注视我，那样诚挚的、信任的、充满了柔情的眼睛，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片刻怀疑的东西。
我值得你的信任吗？米夏？我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你不信任自己什么呢？你在害怕什么呢？
他一直捧着我的手，亲吻着我的每一根手指。
我说不清楚，因为想不清楚（床底下有一只老鼠，你看不见它，但是半夜里，它就在抽屉与橱柜之间磕磕碰碰的，发出令人背脊发凉的声音。现在，即使在它安静潜伏的时候，看不见听不见的时候，你知道它的存在，虽然你或许提不出它在的证明）。我不知道我害怕什么。
不要怕——我会给你安全……稳定。
他的脸靠近我，让我闻到他衬衫领颈项间香皂的气息。他是那样地干净、纯洁……他的鼻息烘热了我的耳根，使我来不及思考。当他的手指轻触我裙下时，我已经晕眩，只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在张开……张开……我柔软、潮湿、深不见底，我是一个陷阱、一片沼泽，冒着滚热的欲望的气泡，可以吸进整座坚韧的黑暗的原始的丛林。
今天的大学广场上却没有音乐。一个舞台搭了起来，两边架着巨大的音箱。绿色的警车堵住了路口。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要在台上出现，对年轻人鼓吹德法友谊、欧洲一家。
这两个国家在一百年中打了三次仗，你们的友谊能持续多久？女性主义者说：战争全是男人搞的，因为男人是追逐权力的动物。如果女人来主导历史，让History变成Herstory，人类历史就不会是一部战争史。
这个理论，希腊的剧作家在几千年前就说过。林语堂在中日战争时也自以为幽默地写过，让女人治国。
女性主义者实在是不堪一击的，她们掀起一大阵烟雾和嚣声，但是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如果真如她们所说，女人天性爱好和平，好，那么她们想当然耳就不会向男人宣战，以战争手段从男人手中夺权；而男人占着既有利益，自然不会不战而交出权力。
反过来说，如果女人真以战争夺得了权力，那么她们必然也会以战争去解决其他问题。
Herstory也不过是一部战争史。不过，我压根儿就不相信History有变成Herstory的可能。
穿过广场，经过街角的咖啡店，CafeRomantique。习惯地往玻璃窗里望了一下，这一望，我抽了一口凉气。
那个老太太，戴着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帽子、热情拥抱钢琴师的老妇人，就坐在那里。
她正戴上老花眼镜，准备看膝上摊开的报纸。
那天下午，她也去喝咖啡了吗？她记得素贞吗？
我冲动地走到咖啡馆门口，踌躇，又踅回来。
问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这么清楚。
那天晚上，素贞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只是通常她不会超过十点，即使是和德文班的同学去酒馆喝啤酒。
“习惯了，”她说，“做女儿的时候，因为晚上要和爸妈一起晚祷，所以总是早早到家。做了阿铭的太太嘛，你也知道。”
那个在面摊上写作业的小孩怎么会和牧师的女儿结了婚，才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或许不奇怪；在台湾的婚姻市场上，陈子铭有美国的硕士学位，在台北的电脑公司上班，眼不歪嘴不斜，他配一个苗栗乡下的小学老师其实绰绰有余。从一个多月的相处之中，我逐渐摸出了素贞婚姻形态的轮廓。
牧师欣赏子铭的刻苦上进，快慰地将女儿交出去，没想到从此父女相聚就愈来愈难。子铭孝顺母亲，事事屈从母亲的意思。刚结婚时，新居就根本没有装锁，任何时刻、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而入。
“上了锁，”阿铭说，“妈妈会觉得被我们隔离了。”
新婚夜，素贞僵硬地躺在床上，全身紧张地倾听房门外的动静，就怕有人闯进来。
“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她说。
子铭是个恋家的男人，一下班就回来，到了家门口看不见妻子的摩托车，脸就沉下来。开始的时候，素贞觉得他孩子气得可爱，直到有一个晚上，他当着伴她回家的女同事的面摔了一个盘子，她才知道情况严重。于是她渐渐不再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能够推掉的会议也就尽量推掉。到后来，连下了课之后和其他老师们谈谈天、交换一下教学心得的情绪也没有了，她收拾好东西就往家里跑，一定要让回家的子铭老远就能看见她的摩托车。
当年那个背着孩子两手下面洗碗的女人，已经成为一个身体孱弱、脾气古怪的老妇人；因为受过太多的苦，她认为别人受的都不够；因为站着付出太多，现在她坐着期待收回。这个世界欠着她的债；从前，她把别人的债记在一块黑板上，现在，她把它刻在自己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是人生的债据。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小说（下）在海德堡坠入情网（7）
素贞不再有自己的朋友。
“可是，”她微笑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惟有不能随心所欲地回台南探望爸爸妈妈，使素贞内心深处隐隐作痛。
黄牧师心脏病发作，讲道时一头栽下，肥胖的身体压在他翻开的《圣经》上。
“爸爸半身不遂了，只能躺在床上让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关节炎疼得厉害，叫我回去帮忙，因为她没办法帮爸爸翻身，蒋妈又刚好不在……”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阳台很小，只够摆一张小小的圆桌、两张铁椅。这是海德堡的古区，阳台四边高低错落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其中一栋，就是右手那栋盖着红瓦的，曾经是韦伯客居的房子。院落里有一株高过屋顶的茉莉花丛，五月里放出几千几万朵纯白的花。风把韦伯的花香吹送到我的阳台上，令人沉迷。
我们在花香里喝茶。太阳已在河边沉下，青苍的天空里——从我们的视角望出，天空只是一个不整齐的小方块——响着归鸟的叫声。
“我跟阿铭说，阿铭，我要多陪妈妈几天，她情况不好，我担心……”
“他怎么说？”
“哈！”素贞摇头，“他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他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