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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节

大学的精神-第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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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头来就是心力交瘁、弄虚作假,媒体上经常揭露的那些自己抄袭自己的现象,都是这样给逼出来的。一个再好的学者哪里可能每天产生新思想和新成果?    
     一个大学以培养专业人才为它的主要目标,各式各样的大学就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和分类,为国家培养多样的、全面的人才。这是最主要的大学目标。而上课和指导研究生是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基本途径。科研当然应该从事研究,但是在大学里从事科研工作也应该与培养学生联系起来,学校不是一般的企业也不是专门的科研单位,不能脱离了教育学生这个“本”来从事科研活动。    
     以文科而言,总是要在人文知识训练和人文精神培养的总体目标下创新知立新说,培养学生大胆突破传统偏见,颠覆陈腐观念,训练出敢于创新的思维能力。上课就应该把最前沿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展示给学生,教育给学生,这也就是科研的一部分。科学上的探索(包括人文学科)是极为艰难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研究中有独立思考、创建新说的能力,但至少人文学科的学者应该有学术的敏感和识别能力,有大胆吸取新成果的能力,他们只要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采用、传播新的科学成果,并把它施教于学生,就是一种称职的行为。学校不能片面地把学术研究和教学割裂开来,把科研看成是每一个教师的工作业绩。这样人为的逼迫人人搞科研,结果只能像大跃进时代那样,使本来可以通过学习搞好教育的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被无情剥夺,去浪费在炮制大量平庸之作的过程中。尤其是现在许多学校为了申报博士点或者满足其他指标,都不断耗费钱财去印制许多明显不够水平或者没有个人见解的学术著作,最不能原谅的是,或者为了盗名争利就不断炮制伪劣的学术著作,然后利用上课的权利把那些伪劣学术著作强行推销给学生,不但科研上败坏了学术风气,而且造成教学上的低水平和混乱,害人非浅。但所有这些都可能在量化的考核科研指标体系里获得通过和鼓励。    
     所以,如果不把教学和科研对立起来,就很难说搞教学就不需要科研做后盾。    
     我举两个自己的例子,我在二十年前刚留校任教时,我的老师潘旭澜教授对我说,上好一门课要以30:1的时间来做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用30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1小时的讲课内容,这话太夸张了吗?如果就事论事,当然是不需要这么多时间,但青年教师基础不好,许多书都没有读过,为了在课堂上讲得有根有据,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知识,讲解一个作品,最好是读这个作家的全集或者传记,这样一来,大约30:1的时间安排也是不够了。我当初就是按照潘老师的要求去做的,我从一开始上课就受到学生的欢迎,与其说是口才的问题,不如说是有了科研做后盾。    
     还有一个所谓“无所事事”的例子:1990年代中期,我刚评上博士生导师不久,教学任务还没有现在那样多,我负责指导一个韩国学生,她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而胡风文艺理论是以晦涩难读闻名,加上时代背景和复杂的宗派斗争,一个外国学生要弄清楚不很容易。我那时在韩国做访问学者,真的无所事事,反正也很闲,她就回到汉城来跟我读书,我与她一起逐篇通读胡风选集,就一篇篇读,一句句讲,这样隔一天讲一次,每次讲八小时以上,哪里是春秋笔法哪里是奴隶语言全都讲清楚了,录音磁带就有几十卷。这个学生也很有悟性,后来写出来的论文非常出色。她回国后很快就击败了本国的同行竞争者,取得了一份很好的教职。我相信这样的教学对外国学生来说很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科研能力、培养真正的外国汉学家的必要措施。    
     可是现在我就不可能再这么做了,因为没有时间,不无所事事就只能是匆匆忙忙地教书,蜻蜓点水的指导。现在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很忙碌,但未必真的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当然,我这么说并非否认对教师的考核。但我想对大学教师的考核应该充分考虑到他的工作的特殊性。考核应该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师风师德的考核。学校以“立人”为宗旨,学校里通过教育要使学生学会怎么做人、怎么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师德师风是第一要义,对教师的最要紧的考核。如果教师在道德品质上不能为人师表,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里都是不被允许的。陈独秀当年在北大被解聘,不是因为编《新青年》宣传激进思想,而是他私下里去八大胡同逛窑子,还闹出丑闻,北大就把他解聘了,蔡元培也没有办法保护他。第二方面是考核教师的教学工作。如果教师上课不负责,敷衍了事,或者上课效果极差,不受欢迎,那也是不被允许的。至于科研工作,项目指标等等,不应该成为教师的考核标准。科研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科研是否上得去是衡量一个学者是否优秀的标志,但不是衡量一个教师是否优秀的标志。优秀的大学教师一般也应该是优秀的学者,但是不能把这样的标准绝对化,搞形式主义。大学对教师的要求应该分出等级,待遇也应该拉开距离,对于教学科研岗位上双肩挑的优秀教师应该给以崇高的荣誉和更加优厚的待遇,由他们来承担学科带头人的重任。但大学永远也需要一般的教学人员,可以只承担上课教学,不一定要做什么科学项目,对于普通教师,没有必要逼着他们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钱财。大学的教师考核制度是很复杂的现象,做得好可以调动积极性,让教师各安其职,把教学科研都做好;搞一刀切是最容易的,也最省事,那就是对教师什么都要求,结果什么都做不好。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41节 结 语

    我说要给教师安居乐业是因为中国的大学里一向缺乏安定感。1950年代以来大学历来是搞政治运动的重点,知识分子不得安宁;“文革”结束后总算有一段较好的环境,中国的学术和教学很快就上去了。那时知识分子得到尊重有了信心,老教授树起了权威,像我这一代学者的成长都离不开老一辈教授的精心培养,正因为那时候他们有较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有较高的社会荣誉和较好的工作心态,十几年以后成果就显现出来了。自从社会转型以来,市场经济的观念冲击学校后,教育体制的改革声不断,但是很奇怪,越是深化改革,应该改掉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却触动很少,而总是在折腾教师一头,各种各样的压力、考核总是施加到教师的头上,总以为教师是在吃大锅饭,这样的舆论下教师怎么能有好的心态来从事教学和科研?    
    2003年7月21日修订于黑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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