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7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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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塑造这样的学术传统，并建立能够传承和发展这一传统的制度架构。而只有以成熟自主的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为基础的大学制度，才能包容和吸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学术营养，为中国学者创造真正“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甚至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创新提供前提条件。否则，中国的学术，就只能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下，仰赖美国学术传统的滋养，为美国学术发展提供初级产品和消费市场，在教育、学术乃至思想上成为亦步亦趋的“尾随者”。
从中国学术传统发展的角度，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许多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学术教育事业存在的问题都有很深感触的学者却对这份改革草案如此失望。批评北大改革草案的学者往往发现，北大的所谓“新体制”既未能学习到所谓“西方先进国家”教育学术体制的真正经验，也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学术与教育的实际情况。而改革草案在“中”、“西”两方面的中，都既体现在制度设计的各种弊端上，更表现为大学理念的薄弱与短浅。
也许有人会说，北京大学现有改革草案设计的制度，虽然有些“不中不西”，但这一特征却是中国大学改革在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只有通过不断进行改革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抱着尊重传统的态度，在仓促推行新的一轮大学改革之前，耐心地考察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大学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北大的这次改革精神是与这段历史的主流背道而驰的。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历史中，那些能够促进北大和整个中国学术发展的改革，从蔡元培到胡适，始终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在形式上建立学术自由的原则，尊重学术自主的逻辑，而在实质上通过会通中西思想的精髓建立现代中国思想自主发展的传统。蔡元培校长当年的许多措施，诸如改革北大法商二科，推行教授治校，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都体现了蔡先生对主导现代大学的理念有深刻的认识，并力求在中国大学中找到践行这些理念的制度形式。此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办学理念和实践，又进一步发扬了这一传统。中国大学的百年传统已经表明，没有真正学术自主理念支撑的大学改革，既无法光大自己的传统，更无力“拿来”别人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引导中国大学走上独立成长的道路，而只能日益依赖国外的学术和教育体制，靠不断从国外“输血”来维持生计，最终导致自身学术和教育的萎缩。
秉承学术自主原则来思考中国大学面临的任务，蔡元培校长和后来同样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都非常重视留学问题对于中国大学的特殊意义。蔡胡两位先生本人都参加过中国早期的留学运动，曾在堪称“世界一流”的欧美大学中读过书，并非对所谓国际通行的学术规则茫然无知。而他们，作为最优秀的留学者，之所以能将“留学”所学用于推动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发展，就在于他们知道为什么“留学”，也因此清楚“留学”本身的局限。这些真正优秀的留学生，往往对建立自主的中国学术传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更加切身的认识。在这些有识之士的眼中，凡教育和思想蓬勃发展的国家，其卓有成效的大学体制和学术制度并不能只靠严密的规章和刻板的条文，而是有其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更多地来自能够将学术和教育的职业提升为“天职”的伦理或“精神”，在这种引导和推动学者献身“天职”的精神中，往往隐含了一种对该国成熟丰富的学术传统的认同。优秀的留学生会敏锐地发现，正是这些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才能将这个国家人民的现实处境与其文化背后源远流长的观念传统联系起来，使其学术发展的活力具有深厚的底蕴，而不会变成一种无根的亢奋或是浮躁的虚假繁荣。读过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或是《胡适留学日记》的人，大概都会对蔡胡两位先生视为“人情天理”的家国之感留下深刻印象。正是这些在异国艰苦求学时仍然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命运念念不忘的优秀留学生，反而能够设身处地把握德美诸国在教育和文化，乃至政治和经济上有所建树的根本原因：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没有自身学术传统，从而在精神上仰赖他人的寄生者。
因此，“留学”的真正目的，不是简单地进口一些本土缺乏的知识和方法、问题或“主义”，而是如何借助“西学”（的思想挑战）来重建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并以这样的学术传统为主体来吸收西学，革新中学。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融会新学旧派的做法，胡适倡导通过“留学”来结束“留学运动”，实现学术独立的努力，都是希望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避免把留学变成思想“朝圣”或是知识“走私”。他们深知，留学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留而不归”，在精神上永远无法脱离外国的学术母体，把外国的学术传统当做自己的学术家园。而“中国”，无论现实中的中国还是历史中的中国，倒仿佛成了思想上的客舍逆旅，最终只有把这个国家在骨子里也变成“外国”，“留学生”在治学和教育上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样的“留学”表面上是“开放”，骨子里却是思想上的极端封闭狭隘，对中西两种文明都抱有相当浅薄和刻板的理解。对发展现代中国的学术和教育来说，这种没有自主学术传统支撑的“留学”，实际的结果是“留而不学”，根本不会在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其为祸并不亚于“闭关锁国”。
相反，那些对建设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有自觉意识的留学生，不会为国外的物质文明而目眩神迷，不会将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误以为只是“坚船利炮”或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更不用说某某某奖的获奖机会或国际期刊发表文章的数目。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在精神上自主强大，让政治经济和学术教育都有自己的活水源头，他们也不会对自己国家中巨大的文化潜力熟视无睹，他们明白自己在留学中所学到的东西，不过是引燃这些潜在的思想能量的导火索，而只有当自身的这种思想潜力真正得以发挥出来，中国的学者才有可能在最高水平上理解那些来自外国的思想从而在更高的境界上重建文明；这些留学生更不会把自己国家面临的那些“困境”当做具有基因缺陷的“痼疾”，而是看作锻造伟大的文明所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围绕大学改革在学术与教育上的艰苦建设，正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核心部分。见识深邃才能做到气量宏大，这些继承蔡元培先生和胡适先生开辟的传统的留学生，在建设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恰恰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帮助中国的大学成为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上的领导者。中国的大学改革，如果舍弃对自主学术传统的耐心营造，反而寄希望于引进“归国学者”来直接输入别人的学术成果甚至体制架构，这样的做法表面上看是终南捷径，其实是既摧残中国学术教育艰苦积累的传统，又误导留学生自身发展的歧途。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4节 学术传统的现象
三
在这次“大学改革”问题的争论中，忽视学术传统的现象，不仅体现在不尊重中国大学近百年来建构学术传统的历史努力，割裂“留学”与中国学术传统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还体现在严重低估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学术和教育方面进行的各项探索和尝试。
在近来的大学改革中，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为了证明改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将中国学术教育发展的现状描绘得一无是处，满眼黑暗，仿佛今天的大学改革是在没有任何有益积累的学术废墟上进行的，因此无论如何改革，都不会对学术带来损害，只会是有益未来的建设。但即使我们不谈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辉煌的学术成就，仅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二十年而言，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学者在培养自身的学术传统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尝试。未来的大学改革，不仅不应该抛弃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不应忘记百年以来现代中国大学摸索独立自主的学术的努力，同样也不应该忽视这二十年的学术积累。在这二十年中，西书的译介和评述，文史哲等学科对古典传统的整理和恢复，新的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引入以及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学术规范与本土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在培育中国大学未来学术发展的坚实基础，酝酿第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方面，只要看看中国学术界在整体上对西方思想的理解，就会发现今天已经比二十年前变得更加成熟和自信。而各种扎根本土的经验研究，结合人文传统与社会科学眼光的历史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学术发展在多年的积累之后正在逐渐步入正轨。甚至，我们不妨简单地比较一下许多学科的学术杂志历年来发表的文章的学术规范，或是一些著名大学的学位论文的品质，大概都会从中看到学术积累的成效，而且这些积累，都是在本土学者和新近归来的留学人员共同努力下实现的。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学术积累本身存在的一些弱点进行批评，寻找办法救治其缺陷，但我们决不能轻易就抛弃我们自己苦心营造的传统。
对中国大学制度背后隐含的学术传统问题的忽视，大概正是北大这次人事体制改革草案无论在面对中国大学实情，还是引进西方大学体制两个方面都为人诟病的真正缘由。“新体制”同时在这两个方面暴露的缺陷，也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自主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当然，同时也揭示了建设这一学术传统所面临的艰苦努力。建立真正的中国学术传统，并不能凭借盲目排外的文化沙文主义，或是沉溺于博物馆式的文化遗老心态，当然更不能靠简单移植或嫁接美国的学术或文化，无论这种文化是以“世界一流”的名义，还是打着“国际标准”的旗号。
营造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正如这次大学改革的争论所揭示的那样，一方面要求重新思考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使其成为能够面对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问题的活生生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要求能够站在现代中国的视角把握所谓“西方”的整个观念和制度传统，揭示其与现代中国处境的内在关联。因此，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的学术传统，其“现代”和“中国”都具有双重意涵。
中国的“现代”处境，注定其传统不仅包含了中国自身的文化思想脉络，也要求中国学者能够在“形而上”的观念层次上，而不是简单的所谓“器物”意义上来理解整个西方的传统及其现代性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主的学术传统的塑造，恰恰要求对所谓“西学”的根源和脉络进行深刻和整体的把握，使其能够成为中国思想自身的可能性，这也正是“留学”之于中国学术和教育自主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有识的留学生真正需要格外用力的地方。只有当世界史成为我们的历史，而且是作为“思想史”意义上的世界史成为我们的历史，我们对西方的理解才能克服“坚船利炮”的狭隘功利观念，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被动从属格局。因此，中国大学学术传统的“现代”意涵需要我们对中西两个传统都能“温古知今”，能够同时思考这两个传统中的根本问题。
不过，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所理解的“现代”以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