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6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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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　　　　　
　　　　胡适当时从这一“国家学术独立论”出发所提出的十年计划，就是希望“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使他们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学术中心，使他们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不难看出，胡适这个建立一流大学的主张，与今日许多人说的建立一流大学，恰代表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今天许多人所谓建立一流大学压根儿没有“国家学术独立”的概念，反而试图以“留学近亲繁殖”使中国成为“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结果必然导致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赖”更加制度化永久化；而胡适主张的则是要建立“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从而强调中国对于西方的“学术独立”，力图做到不但中国学子的基本学术训练“不必向国外去寻求”，而且艰深的科学研究同样可以在国内大学继续进行，由此克服“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但这里当然需要指出，主张学术独立并不等于主张学术孤立，并不等于主张中国学术不要与国外学术交往，更不是不要中国人出国留学。这里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问题，特别是中国是否应该长期甚至永远地依赖国外大学来培养中国一流大学的教授和研究人才，还是中国必须致力于自己培养本国一流大学所需要的人才。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因此特别强调必须改变“大学”的概念，亦即只有本科的大学不能算真正的大学，只有朝“研究院”方向发展的大学方能成为“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因为很显然，如果中国大学只有本科，没有发达的研究院，那么中国学子仍然得走留学之路，从而仍然无法改变“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的状况。　　　　　
　　　　问：但这种希望“国家学术独立”的强烈主张是否中国人所特有？美国人从前曾长期留学德国，他们是否从不担心美国会成为“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　　　　　
　　　　答：许多人大概没有读过美国文明史的一个必读经典，这就是爱默生的《美国学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这是爱默生于１８３７年在哈佛大学向当年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Ｔｈｅ　Ｐｈｉ　Ｂｅｔａ　Ｋａｐｐ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年会发表的著名演讲，以后《哈佛经典丛书》的爱默生卷将此篇列为第一篇并非偶然。为什么这个演讲题为《美国学者》？因为爱默生要提醒这些美国优秀青年学子，他们今后不是要成为在美国的德国学者、英国学者或法国学者，而是要成为立足于美国生活的“美国学者”。他向这些美国青年学子指出，美国人倾听欧洲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以致美国人已经被人看成是“缺乏自信心的，只会模仿的，俯首帖耳的”（ｔｏ　ｂｅ　ｔｉｍｉｄ，　ｉｍｉｔａｔｉｖｅ，ｔａｍｅ）。他希望这些有资格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联谊会成员”的青年学子树立一种强烈的自信心：未来将属于“美国学者”。这个演讲开头的一段话最为有名，以后不断被美国人所引用：“我们依赖的日子，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就要结束。我们周遭那千百万冲向生活的人不可能总是靠外国果实的干枯残核来喂养。”　　　　　
　　　　爱默生的这个讲演后来常被说成是先知的预言，预言了美国学术和大学终于执世界牛耳的地位。但在当时其实这个演讲同样是空谷足音，至多被人看成是一种良好愿望，因为当时美国在文化上根本不可能与欧洲相提并论，因此当时的美国人正纷纷去德国留学，而且这种留学德国的过程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最后结束。可以说爱默生演讲时美国人“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不但远未结束，而且正方兴未艾。但是，如果美国人只是像日本人印度人那样“年年留学”，却没有心存爱默生呼吁的结束“依赖时代”、结束“向外国学习的漫长学徒期”的高远自我期许，那就绝不会有以后的“美国学者时代”。　　　　　
　　　　今天的有些中国人最喜欢谈美国如何如何，但因为这种谈论往往出于一种自卑心态，因此恰恰永远学不了美国文明最基本的立国精神，这就是“独立”的精神。美国文明本是一场“独立战争”的结果，但仅仅有一场军事上的独立战争虽然可以使美国在政治上独立于英国，但却并不足以使美国文明自立。美国开国初期更深远更长期的独立战争乃是要使“新大陆”在精神上文化上心理上独立于“旧欧洲”。因此《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在呼吁北美十三州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时指出，欧洲长期来支配了亚洲、非洲和美洲，已经习惯于以全世界的主人自居，甚至认为欧洲的狗都比美洲的狗高级，因此“美国人应该抬起头来为全人类的尊严而教导欧洲人放谦虚点”！这就要求美国人应联合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美国，从而今后有可能最终迫使欧洲列强按照美国的条件来与美国打交道。　　　　　
　　　　问：美国人用了近百年时间留学德国。中国人留学西方如果从清末算起已经百年，不算中间中断的三十年也已有七八十年，中国人还要多少年才能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　　　　　
　　　　答：首先需要说明，从兴趣和问学出发的留学永远都会有，即使今后中国大学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仍然会一直有国民从个人兴趣和学术需要而出国留学，例如研究法国文学的去法国，醉心意大利艺术的去意大利，喜欢莎士比亚舞台演出的去英国，着迷海德格尔思想的去德国，练瑜伽的去印度，打茶道的去日本，这样的留学是纯粹个人选择的事，以后永远都会有，而且多多益善。　　　　　
　　　　如张旭东已经指出，我们希望尽快结束的“留学运动”是指那种“洋科举”式的留学心态，这就是《围城》中所说的那种不留学就觉得自卑，因此“留了学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如此社会心理下，“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心态比较正常的人还好，“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但心态不太正常的人则就老是“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这种“留学麻子”现在远比《围城》时代多得多。这种畸形社会心理现在对我国大学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许多大学生入校后第一年第二年或还能专心读书，但第三年开始就已为准备各种“洋八股”，例如托福考试、ＧＲＥ考试，还有申请信、推荐信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有些人还未毕业就已经被这些东西折磨得快成了神经病，如果弄了半天还没有被外国大学录取，说不定就自暴自弃，精神崩溃。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6节　北大改革

　　　　问：这次北大改革似乎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校方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北大现在的教师是二流的，因此一流的北大本科生不愿意读北大的研究院，而要出国留学。改革方案特别第一稿的基本精神显然是认为，如果多多聘请留学博士来北大任教，一流本科生就愿意读北大研究院而不留学了。你似乎认为这个思路是错的？　　　　　
　　　　答：这种思路说得好是天真，说得不好就是自欺欺人。今日大学生纷纷要留学的状况并不一定与具体教师的质量好坏有必然关系，即使教师水平非常好，学生从这教师那里很有所得，学生们很可能仍然要去奔洋八股，去留学。这里的问题远不是学生能否从国内教师学到东西那么简单，而是“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这种普遍社会心理在强烈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评判，而这种社会心理之所以会如此普遍，则是因为目前的社会评价标准与社会奖惩机制在有力支持这种社会心理。任何社会都建立在一套奖惩机制上，这套机制不仅分配经济利益，同时更分配“荣誉”。从前的中国社会奖惩机制把最高的荣誉和经济利益都分配给“科举”，因此“万般皆下品，惟有科举高”。现在的奖惩机制则已经越来越强烈地倾斜给了留学，因此“万般皆下品，惟有留学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北大教师都是一流的，也将无法改变北大本科生不取北大研究院而仍然优先考虑留学的倾向，除非这种奖惩机制本身被改变。　　　　　
　　　　北大改革方案不但没有改变这种奖惩机制，反而使这种奖惩机制更加变本加厉地倾斜。打个比方，假如现在社会上普遍的奖惩机制是将利益荣誉的六成分配给留学的，四成分配给国内的，北大方案特别第一稿则力图将分配比例提高到八成给留学的博士，二成给国内的博士。换言之，北大方案的实质无非是要更加超额奖励留学博士，同时也就是变相惩罚了本校和本国培养的博士。这样的奖惩机制怎么可能诱引北大一流本科生今后不去留学而来读北大的研究院？借用《围城》的语言，北大方案是想多请“留学麻子”来取代没有出过天花的教师，以为既然教师中的“麻子”多了，学生的免疫力就加强了，今后学生就不会“出痘子、出痧子”了。这不是笑话吗？因为实际结果当然只能是恶性循环：教师中的“麻子”越多，学生就越要拼命地“出痘子、出痧子”，也非变成“麻子”不可，因为大家都明白学校和社会的奖惩机制现在强烈偏好“麻子”！如此，则聘回来的“留学麻子”即使原先是一流教师也同样变成二流教师，因为他们同样根本不可能改变一流本科生不读国内研究院的趋势。　　　　　
　　　　问：所以你认为如果要诱引我国一流本科生读我国一流大学的研究院，单纯提高教师质量并不够，更根本的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奖惩机制使其天平更多地偏向国内培养的博士，从而逐渐改变社会心理？　　　　　
　　　　答：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胡适所谓“救急之计”还是“久远之图”的问题。我国各大学近十年来都已延聘了不少优秀的留学人才，今后一段时间也仍然有此需要，这都是完全正确而且非常重要的举措。但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我国大学的“救急之计”，而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久远之图”。正如胡适当年在《非留学篇》中早已指出的，如果中国的大学不是把着眼点主要放在自己培养国内人才，而是把着眼点放在回聘留学生上，那就是反客为主，本末倒置，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连回聘留学生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因为如果“国内大学不发达，则一国之学问无所归聚，留学生所学，但成外国入口货耳”。胡适因此提出：“欲革此弊，当先正此反客为主，轻重失宜之趋向，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脑，而以全副精神贯注之，经营之。留学仅可视为增进高等教育之一法。”正因为如此他反反复复地强调：“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是故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换言之，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远之计”是要以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人才构成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的主体，逐渐减少回聘留学生的需要，争取尽快结束我国的留学运动。如果中国的一流大学以其奖惩机制为杠杆一味寄期望于回聘留学生，而总是轻视本校和本国培养的博士生，那就是舍本逐末，“其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没有人会否认，我国大学水平与国外大学还有相当差距。但我以为，从长远看，为了尽快结束留学运动，我国大学今后自我提高的最可行也最有效方式，并不是回聘留学博士，而是制度化地为国内年轻学者提供出国研究的机会，例如原则上保证每个新聘教师的前两年甚至前三年到国外一流大学去研究进修，相当于做一个博士后研究，但同时这种在国外的进修研究要有严格的学术管理，例如每年必须向系里提交学术进展报告，回来后要向同仁做学术报告，而且这个报告的水平应该作为他是否可以续聘第二个合同的主要根据。现在很多大学实际都有甚多这样的出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