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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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立足“华人大学的理念”改革北大
从“华人大学的理念”出发，北大的改革应该着重于提升北大自己培养的博士的水准，减少对国外博士的需求。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而不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师都换成美国博士。如果中国的大学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那么中国的大学就是“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北大目前的改革方案是乱北大、乱中国高教的方案。这个方案的根本问题是北大主事者基本不信任北大自己现有教师队伍，而又盲目迷信国外博士，从而试图以“留美近亲繁殖”的方式来对北大换血。如果放弃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北大的改革完全可以有更现实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将首先立足于对北大现有年轻教师的充分认识上。事实上，北大最近三五年聘用的年轻教师，可能是北大历史上最优秀最有潜力的人才。他们大多是北大和国内其他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在毕业时经过激烈的竞争才成为北大教师的一员。在学校中他们通常是生活待遇最低，工作条件最差，但在课堂上却往往是最受北大学生欢迎的教师。正如现在人所周知，北大年轻的讲师副教授水平超过许多教授。这些年轻教师外语好，阅读广，知识面宽，思路开阔，而且对学生有精神感召力。没有人可以有资格任意断定他们的水平低于国外博士。事实上他们中佼佼者的水平和眼光远远高于留美博士的水平。
中国从改革以来的留学运动已经二十多年，现在也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了。理工科暂时不论，如果单纯从文科（为行文简便下面用“文科”包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看，在很多方面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并不那么理想。大多数文科留美博士都挤在美国学术界一个边缘的方寸之地，就是所谓“中国研究”。中国人到西方去留学，本应研究西学的精髓，而西学的精髓乃在西方学界对西方本身思想传统和制度文化的研究，不在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上。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只能说是西学的皮毛之学，因为这个部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都是来自西学主流部门的。现在有多少中国大陆留美博士在美国留学是专门研究西学的呢？大多数都挤到所谓“中国研究”领域去了。很多人其实对中国一点兴趣都没有，也要挤进去，自然是因为中国人懂中文做中国研究写论文容易点，以后在美国找工作容易点，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有些人似乎不知道在美国拿个博士只要中人之材就绰绰有余，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华，中规中矩的学生拿个博士最容易。真正难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像老辈学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去留学只问学问不求学位。
北大主事人如果对北大自己的青年教师和留美博士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大概就会放弃盲目认定美国的博士一定比自己培养的博士好的无根据思想。而一旦放弃了这种心态，也就有理由彻底放弃现有的以“换血”为目标的改革方案。不妨说，北大的改革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改革主事人的思想和头脑！人们有理由要求北大的主事人树立“华人大学的理念”，这就是要明确认识到，中国大学不是要无休止地复制“留美近亲繁殖”，而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为主研究中国与西方。因此北大在今后的聘任制度上，应该有三条原则：第一，主要面向国内博士；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时，主要聘用那些专门研究西学的人，因为中国需要大规模地研究西方；第三，一般情况不聘用那些做中国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经证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是“领头学者”。如果按这三条原则，我相信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十年后必有极大起色；反之，如果按北大现在的改革方案办，则北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必然变成西方学界“中国研究”的一个分部，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
北大！抬起你高傲的头，挺起你高贵的胸，不要自卑自贱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为“华人大学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4节 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甘 阳
问：你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一文中提出，中国大学的使命是要坚持和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上的独立自主，而不是要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并且认为，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以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人才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这些论点引起不少争议，有些批评者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谈这种“华人大学理念”。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
答：这种批评当然并不奇怪，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自清末留学运动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的人一向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文化自卑者，一类是文化自强者。文化自卑者自然认为“华人大学理念”匪夷所思，但文化自强者则必然以这个理念立志。其实“华人大学理念”至少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其起点可追溯到胡适在留学时期写下的《非留学篇》（发表于１９１４年的《留美学生年报》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的《甲寅》月刊），而且胡适的表达远比我激烈。《非留学篇》开头就说：
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
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胡适随后逐点说明他这四个论点。首先，“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吾故曰：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
其次，中国人留学的目的，原本是要“以他人之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光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但实际结果却是，甚多留学生只不过求“一纸文凭，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亦即不过当做新的“敲门之砖”而已。胡适因此叹曰：“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更何补哉！”
其三，留学乃“废时伤财事倍功半”。所谓“费时”是因为中国学子为了留学首先得在国内用多年时间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以作准备，而到了国外仍要在西方语言上花费无数时间，因此同等智力的西方学子和中国学子在学习同样的东西时，中国学子却不得不消耗掉数倍于西方学子的时间精力，等于同等智力已被打掉一半折扣，也就必然“事倍功半”，更不要说许多人最后学出来还可能只不过是个会说洋文的木瓜而已。因此胡适说，“夫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预备一留学生，及其既来异邦，乃以倍蓰之日力，八倍之财力，供给之，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吾故曰：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
但尽管留学有如此之弊端，现代中国人却不能简单地废留学，因为那只能是因噎废食。因此胡适的最根本论点落在其第四点，即“留学为可暂而不可久”之事，是“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他大声疾呼地发问，难道中国人真要“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正是在这里，胡适明确提出了“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主张，即认为中国人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早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乃以不留学为目的。”
问：如此说来，你提出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与胡适提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乃一脉相承？
答：是要重新提出这个目的或目标，因为这个目的今天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留学运动已经二十多年，这次留学与清末民初胡适时代的留学一样意义重大，但我们也同样有必要像当年胡适那样追问：“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尤其在今日中国各大学纷纷以创办“一流大学”为口号而进行改革之时，我们不能不问，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究竟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还是要把留学运动进一步地制度化和永久化？
我在批评北大方案时指出，假如北大改革的方向只不过使北大走向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那么北大恰恰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只能千年万年地成为一流的“留美预备北京大学”。这也是胡适九十年前早就提出的警告，如他所言：“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是以国中有名诸校，都重西文，用西文教授科学。学生以得出洋留学为最高之目的，学校亦以能使本校学生可考取留学官费，或能直接升入外国大学，则本校之责已尽矣。此实今日最大之隐患。其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
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明确提出“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实是因为今天这种“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的危险几乎比九十年前还要严重！
我们可以注意，胡适写作《非留学篇》是在１９１２年。当时的中国还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现代大学可言，而且当时中国的总体状况如胡适所言乃一无是处：“以言政治，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以言军事，则世界所非笑也。以言文学，则旧学已扫地，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以言科学，则尤可痛矣，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但就是在这样一种中国的一切都极端落后、极端衰败、极端令人沮丧的环境下，胡适这一代中国学人却以凌云之志而高瞻远瞩地提出“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目标！反观今日，我国大学无论与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多少距离，毕竟已经有现代大学的相当规模和实力，其具备的条件和水平与胡适时代的中国大学乃不可同日而语，但今天的人却不但没有“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的文化自觉，反而在听到“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留学运动”时，竟表现得大惊小怪，好像多么不可思议！
我以为今天的问题不是中国的大学水平有多低，而是中国人今天的精神有多低、气质有多弱的问题。可以说胡适那一代学人中占主导的是志在高远的文化自强者，而今天则有太多心态猥琐的自卑自贱者。这些自卑自贱者如胡适当年所言：“一入他国，目眩于其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而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于是人之唾余，都成珠玉，人之瓦砾，都成琼瑶。及其归也，遂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今天的致命问题就是这“入奴之势”似乎越来越弥漫，以致许多人心有奴意，面有奴相，言有奴音，身有奴气，这样的人不管留学不留学都只能成为一个终身“学奴”而已，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自主自立的“中国学人”。
问：《非留学篇》是胡适写于留学时代的作品，或许是属于少年胡适的不成熟看法。胡适成年以后是否改变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呢？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5节 《非留学篇》
答：当然不会变。《非留学篇》的基本立场和取向并非只是胡适个人的一时看法，而是他那一代中国学人以及几代中国老辈学人共同的主流志向。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正是在任北大校长期间于１９４７年发表了他著名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提出要建立“国家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其意图正是我所说的“中国大学的使命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不是要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胡适的“国家学术独立”主张值得在这里详加引述：
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