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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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不能拿北大中文系跟哈佛东亚系比，教授及学生总数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各自承担的功能及努力的方向不一样。一个关注本国（语言、文学、文化），一个探究外国（语言、文学、文化），即便面对同一对象，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也都很不一样。单打独斗，确有训练好坏之别；作为整体形象，却很难说谁高谁低。如果一定要比，北大中文系不应该找哈佛东亚系，而应该找耶鲁大学英文系、巴黎索邦大学法文系、莫斯科大学俄文系、东京大学国文系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文系”，相对于“外文系”来，都可能聚集更多的人才，也吸引更多的目光，其工作目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与研究”，更直接介入了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
正因为希望而且可能深刻影响当下的思想文化进程，各著名大学“国文系”的工作，除了纯粹的学理探询外，还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与日常生活，因而很难做横向的比较。比如，以北大文科教授为主体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现代中国史上曾发挥巨大作用，你拿她跟哪所大学的哪个阶段比，恐怕都不太合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或普利策奖，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就不伟大。就像鲁迅说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
也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这样来看“人文”，你就明白其在现代大学的位置：很难“实用”，但有“大用”。只是这个“大用”，不见得马上被承认，还可能因立场不同而异说纷陈。换句话说，人文建设属于长线投资，而且有风险。这就难怪大学校长纷纷表态“大力支持”，但往往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6节 管理是否万能
八十多年前，蔡元培校长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定是由易入难循序渐进：“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蔡先生意料不到的是，早就走过了“兴学之初”的中国大学，其弊病依然如旧。但平心而论，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不能单怨大学校长。
人文之所以普遍不被看好，除了此“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国情外，还有其成果本身的模糊性。你说这位学者很伟大，这部著作非常了不起，好吧，拿证据来。请问哪位人文学者，拿得出“板上钉钉”的证据？我念博士时，有段时间与一位念化学的同屋，毕业时，他的博士论文创造的“直接经济产值”是５０００万，我呢，一个大子也没有。在这种评价体系里，你让校方怎么重视人文？每回填表汇报成绩，见到科研成果转化的产值评估，人文学者能不头皮发麻，就算坚强的了。主事者很开通，提醒大家不必介意，这一栏是为理工科设计的，人文学术“特殊”，可以不填。大学里，原先叱咤风云、执意于探求“普遍原理”的人文学术，如今成了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令人感叹唏嘘。
这种重理工轻人文的局面，近年似乎有了较大的转机。许多大学开始投入资金，争抢人才，一时间热闹非凡。可你仔细看看，这些大学之所以突然“发力”，大都有明确的工作目标：或评重点科学，或争博士点。如果文科真的开始评院士，大学对“人文”重视的程度，肯定还会进一步提升。可态度变了，思路依旧，还是希望人文学者的成果能“过硬”，也就是说，要“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迷信科学、偏好精确的社会里，一切成绩都必须量化。将教学、科研、精神、传统、学风、信誉等，全都变成数目字，而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三位，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使评价有“客观依据”。另外，也好让领导一目了然，知道谁好谁坏，谁用功谁偷懒。现在的大学校长，心里都有本账，科研经费、重点学科、院士数目、ＳＣＩ索引等，这些都是“过硬的资料”。至于人文，最多举出个把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
如此强调量化，坚信“管理出效益”，使得大学的工作目标，明显背离独创性原则，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繁多。其客观效果，很可能是催生出大批的平庸之作。这一点，是量化管理最受人诟病的地方。谁都知道，论文和论文不一样，不能以数量定高低；学术上的是非曲直，无法用民主投票来解决。而主事者也自有其苦衷：之所以凭数字定英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生活在一个权威缺失的时代。既然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敢拍板，谁也不想承担责任，那就将命运交给电子计算机吧。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大学丧失评价尺度的遁词。因其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实质上的不平等。
过于相信数字，不仅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态及立场。还是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谈及必须分清什么是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学生，还是行政管理人员？此提问被认定是主张“教授治校”，有抢夺领导权之嫌。这里不想辨析民国年间北大、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教授治校”之利弊得失，单说大学里的工作，到底是以教学、科研为中心，还是以管理为中心。假如是前者，就必须着力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尊重其工作兴趣，任其自由发展，尽可能为其攀登学术高峰创造最好的条件，而不是迷恋于如何提高管理的效率。
现在各大学里为改革制定政策以及具体实施的，多为行政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多从管理的角度思考问题，用心良苦，但效果不见得好。相信广大教师的学术良知，不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偷懒，而是鼓励创新，这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理解。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说明创建一流大学必须有“大爱”，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下面这段话，我很感兴趣：“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９年不出１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３６０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也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３０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文汇报》）
当然，你可以说，杨先生现在不当校长，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在他的校长任内，教授们全都几年不出一篇论文，看他着急不着急。这确实是个难题。大学里的管理，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分寸不太好把握。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过多的规矩，又必然对天纵之才造成束缚。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材制定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参见《中国大学十讲》２２１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度很大。谁是必须遵守规则、服从管理的“中材”，哪个又是可以特立独行、自由发展的“天才”，你来定？将来被你认定的“天才”一事无成，被划为“中材”的反而成绩斐然，看你怎么交代。由行政当局钦定若干种子选手（比如“跨世纪人才”之类），不见得就能保证比赛的胜利。况且，此举很可能极大地挫伤其他选手的积极性，焉知奖杯最后不是落在那些原先不被看好者手中。真正的学术创新，既需积累，也讲机遇，往往不能以常理推测。你很想要的，不见得就能得到；你没想到的，反而可能翩然而至。作为大学，最好的策略是，“时刻准备着”，迎接突然的挑战与荣誉。
面对着这样一种两难局面：或因管理太松而有所懈怠，或因管理过严而有所压抑，你问我怎么办？我的答案很明确：选择前者。理由是，好大学里的好教授，你不必管他／她，也不用催他／她，他们比你还着急；让其自由发展，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方能有大成。至于有些人因此而偷懒，没关系。因为，在我看来，一大堆无关痛痒的小成果（不说粗制滥造），还不如一个大突破。目前各大学的基本状态是，鼓励小打小闹，而不敢“拿生命赌明天”。如此追求稳妥，不敢冒险，很大程度是现有的评价及管理体制决定的。
建立规章制度，加强学术管理，这一努力，有其合理性，也值得提倡。尤其是如何选拔人才，防止近亲繁殖，杜绝武大郎开店，对于中国大学来说，更是生死攸关。只是必须记得，管理有效，但并非万能；而且，管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大学的管理工作，应包含对“人”的尊重，以及对“创造性劳动”的理解。前者涉及“尊师重道”，后者则不妨称为“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具有弹性的、不乏人情味的管理，方才可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研究环境”。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7节 榜样如何获得
中国大学积弊甚多，必须改革，这我不怀疑；改革大业起步于“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这我也举双手赞成。问题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必须而且能够“与国际接轨”。这里应该追问的是，哪个国际？什么轨？怎么接？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推敲，而并非不证自明。
办大学没钱不行，有钱也不一定就行。这和建工厂、修工程不一样，后两者，只要有足够的技术与资金，就能顺利达成。一年建成世界第一的上海磁悬浮列车或者弄出个北京现代汽车厂，这都是奇迹，但并非不可能。可你要是抱着这种念头来办大学，肯定大失所望。没有十年八年，新大学很难像个样子。这里说的不是占地面积、建筑设计，或者著名学者、优秀学生——这些都还可以用钱来买，惟有学校的风气与传统，必须靠“养成”，急不得。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算那些走了弯道、摔了跟斗，甚至忙了几十年、上百年还没真正上路的。
办大学难，难在不能依样画葫芦。榜样不难找，可人家一招一式背后，都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你光学表面的架势不行。我说过一句很“刻毒”的话：最喜欢拿某某大学说事，并将其作为标尺，用来衡量、批评中国大学的，往往是访学半年的专家。因其确实有所了解，可又知之不多，急于找到榜样，只看到人家的好处，而没来得及追问这些“招式”所隐含的意义及其来龙去脉。如此“好学”有余，“深思”不足，写写文章，发发感慨，很是精彩；一旦当起真来，用来指导中国大学的改革实践，很难不出现“橘化为枳”的尴尬局面。《晏子春秋》中有这么一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我看来，比起具体的植物，大学的生长，更讲“水土”，因而更难成功移植。
考虑到大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你希望超越“技术训练”，就必须面向本土，兼及历史与传统；否则，你将“水土不服”。新大学的难题是如何接地气、服水土；老大学呢，所有革旧鼎新的努力，都必须顾及已经形成的传统。如果一切推倒重来，把老大学改得“面目全非”，绝对不是好事情。有传统，就会有惰性。老大学的惰性，确实给改革带来很大的阻力，让具体操作者感觉动辄得咎，举步维艰。可正是这种抵抗，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凭借一时之勇气与意气（即便是光明正大），改变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里的任何改革，除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还有今人与传统的对话，其结果往往是“非驴非马”。这种“不纯粹”，偏离各方的愿望以及学习的榜样，不一定是坏事情。因为，这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延续——既与时俱进，而又不丧失传统。
改革者在设计方案时，一般都有很具体的追慕对象。就像写论文一样，有人博采众家之长，有人固守一家边界。后者的措施成龙配套，亦步亦趋，容易学得像；前者则必须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