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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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决定，并且把这种知识融入科学的本质。两种意志必须准备相互战斗。一切意志和思想的能力，一切心灵的力量以及一切生命的机能，都必须通过战斗来发展，在战斗中获得强化，并且作为战斗而保存下去。
我们选择的是追问者通过认识进行的战斗，并同克劳塞维茨一道宣布：我拒绝借助偶然之手获得拯救的愚蠢希望。
但是，只有教师和学生要比其他同胞更单纯、更坚韧、更朴素地确立自己的此在，教师和学生的战斗共同体才能把德国大学改造为精神立法的场所，并在这个场所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核心，为民族国家提供最高的服务。一切领导必须允许追随拥有自己的力量。但一切追随自身都包含了抗拒。这种领导与追随的本质对立既不可掩盖，也不可取消。
只有战斗才能将这种对立敞开，并在教师和学生团队整体之中培植一种基本情绪。正是从这种基本情绪出发，界定自身的自我确认才有能力把已经决断的自我反省变成真正的自治。
我们究竟意求德国大学的本质，还是根本不意求？我们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全心全意而非三心二意地追求自我反省和自我确认，或者我们是否仅仅——怀着最好的意图——改变一些旧制度、补充一些新制度，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没有人阻止我们这么做。
但是，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经衰亡，西方本身也开始分崩离析；这个垂死的虚假文明也已坍塌，使所有的力量都堕入混乱并且在疯狂中窒息；即使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没有任何人向我们发问：我们是否意求德国大学的本质。
这样的事情是否发生，惟独取决于：作为历史——精神的民族，我们是否再次并且仍然意求自己——或者我们是否不再意求自己。每一个个体都一道做出决断，即使并且只要他逃避这一决断。
但我们的意志是：我们的民族必将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们意求自己。因为，这个民族哪些超越了我们的年轻力量和最年轻力量，已经作出了决断。
只要我们要在自身中担负起那个深沉和广阔的思想，我们就能充分理解这个新开端（ｆｂｒｕｃｈ）的光荣与伟大。古老的希腊智慧用一句话道出了这个思想：
“一切伟大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之中。”
——柏拉图《理想国》
（吴增定、林国荣译）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4节 大学三问
陈平原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理由是：“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如此惊心动魄的断语，大有来头。据说，普法战后，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生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百年后的今天，世人争说“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对于康氏此语，当有更深入的体会。如果我说２１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也是大学的竞争，你该不会有太大的异议吧？若此说成立，近年纷纷出台的大学（这里指的是目前在中国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立”大学）改革措施，值得你我认真关注。
关心大学改革，不只是因为你我都在大学里教书，或者你我的孩子都希望上好的大学、政府机关及工矿企业需要大批合格人才，而是“学为政本”，学术风气与社会思潮的互相激荡，影响极为深远。今天的大学改革，既有内在的发展线索，也缘于紧迫的公众期待与巨大的社会需求。如此内外夹攻，凝聚为一种共识，即通过有效的资源重组，短时间内，建成若干“世界一流”或“国内顶尖”大学。根据这一奋斗目标，各大学纷纷出台自己的改革措施，有直奔主题的，有曲线救国的，也有暗渡陈仓或移花接木的，看得你我眼花缭乱。
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大潮此起彼伏，作为重要的思想库及人才培养中心，大学基本上扮演着观察家与指导者的角色。如今，各行各业都曾发生过的“悲壮的故事”，终于来到了大学校园。依我浅见，大学改革难度大，除了其工作的特殊性（无法衡之以产值，也没有破产之虞），更因各利益主体能言善辩，洞察秋毫，故一场激烈的争辩在所难免。世人都说改革好，惟有牺牲没看到——在我看来，再成功的改革大业，也都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于如此牺牲（即便“必须”，而且“值得”），应该有悲悯之心，切忌一味欢呼“沉舟侧畔千帆过”。因此，学会配套思考（不只“瞻前”，还得“顾后”）、尊重抵抗（因思想及利益的多元）、既信心十足又如履薄冰（世上并不缺乏越改越坏的先例），对于弄潮儿来说，是必修课。
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尽量地提高效率，减少震荡，以求行之久远，免得像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那样，落下一身毛病，是弄潮儿及评论家都必须保有的心态。前者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后者也不便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强人所难。本文的叩问，基本上是在此立场上展开。
一、人文有无用处
你问“人文有无用处”，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会告诉你，有，而且很大。可我相信，几乎所有在大学工作、学习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最近２０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因“社会科学”发展得很好）正迅速地边缘化。你可以说，国家大政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文用处不大；你还可以说，现代大学之所以有别于中古大学或传统书院，正在于其突出科学，人文的被冷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你更可以说，人文过于玄虚，评价体系很不稳定，想扶持都不知从何入手。但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端不上台面的。因此，主事者都会煞有介事地谈论人文的重要性。
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撰文谈论一流人才所需素质，特别指出“人文素质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一流大学要培养出一流人才》，《求是》２００１年２３期，１２月１日）；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遒批评那些蔑视人文的科技专家：“这些人，或许能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一些成就，却难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成为开拓一门学科，乃至推动整个科学发展的大师。”（《科学要自觉请人文来指引》，２００３年６月５日《北京大学校报》）这两位校长之强调人文的意义，侧重人的素质，而不是学科的位置。
另外两位校长更勇敢，直面目前中国大学里人文的困境。去年９月，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上海做题为《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的专题演讲，谈论大学里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金先生认为，这种状态很不正常，“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面，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９日《文汇报》）。金先生是少数对“大学理念”有过认真思考的大学校长（参见其《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论及人文在现代大学中的位置，显然不太乐观。约略与此同时，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发表《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９日《中华读书报》），称现在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大学，“出现了五重五轻”，第一偏颇便是“重理工轻人文”。照杨先生的说法，重理工是对的，轻人文则甚为不妥。
这四位校长的论述都很精彩，但都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撇开社会的急功近利以及政府决策的偏差，人文的困境，与目前的大学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坊间流传的大学排行榜，北大文科（包括人文及社科）的分数，不及理科的三分之一；全国顶尖文科（北大）的分数，只有最好理工科（清华）的五分之一（参见新浪网上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等《２００３中国大学评价》）。你也许觉得这种评价牛头不对马嘴，很可笑，可它代表了大众的眼光以及某些主事者不便明言的心里话。因为，按照师生比例、科研经费、社会贡献（可量化者）、院士数目（文科没有）等“硬指标”，人文确实乏善可陈。
在很多人眼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文是个软指标，容易上下其手。上海交通大学２１世纪发展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对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曾给出了“充实的数据和具体的分析”，包括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大师汇聚，科研经费充裕，学科门类齐全，留学生比例高等九大指标（参见刘继安《我们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３日《中国教育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指标，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一流大学”对于所在国（乃至人类）的社会进步以及思想文化进程的贡献。光说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有多少科研经费，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大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科技进步，还包括精神建设。而后者，并非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对于希望“春种秋收”，马上显示政绩的校长们来说，人文的建设其实难度更大——花钱再多，也都无法速成。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不只一次说过：没有强大的文科，清华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这一判断是明智的，不仅仅是科学／人文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大学的风气、凝聚力以及社会声望等，与这些看似虚幻飘渺的人文学术，大有关联。假如我们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那样，增加“学术声望”一项，给予２５％的权重，并且在数以千计同类院校的校院长中进行问卷调查，使无法直接量化的因素通过民意测验获得二次量化的数据（参见潘懋元《一流大学与排行榜》，《求是》２００２年５期，３月１６日），那么，人文的影响力便立即浮现出来。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85节 “学界口碑”
千万不要小看“学界口碑”，它比那些用数字支撑、言之凿凿的“排行榜”，不说更重要，起码一点都不逊色。而大学的“社会声望”，与人文学者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变化风气，影响思想学术，这种贡献，无法量化，却是现代大学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为只有得大奖、评院士才是大学成功的标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精神文化上的努力，不只无法准确统计，更因其介入现实，申述正义，张扬民主，很可能得罪权贵，招人嫌恶。但这种独立思考、不断求索、勇于承担的精神传统，是当代中国大学所应该格外珍惜并努力承继的。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这些擅长怀疑与反省、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文学者，不只没给大学“加分”，还“添乱”。可长远看，正是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问心无愧的努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参加过一次校方主持的小型座谈会，主题是我们与“世界一流”有多远。与会者大都是“海归派”，说起自己熟悉的国外某某著名大学，全都如数家珍；对于北大在专业研究方面的差距，更是毫不留情。轮到我表态，一言既出，四座皆惊：“找不到差距。”不是说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特了不起，而是拿她来跟哈佛东亚系比，不可比，故没意义；跟耶鲁英文系比，可比，但说不清。记得当时我曾略为分疏，算是暂时平息了众怒。事后想想，不管是我的脱口而出，还是人家的过度反应，背后都大有文章，值得认真推敲。
先解释我的“可比”与“不可比”。听多了我们在经济、军事、管理、大学等落后１０年、２０年的断语，很多人思考问题都是直线式的——似乎人类文明真的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表演空间或发展形式，因此，一切差异都可以折算成时间上的“先后”，而且精确到年月。可在我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确有较大的共通性；文化观念及制度建设，则不见得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５０年前我们有一句口号，叫“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如何？落空了。今天如果有人开出支票，说“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估计也很难兑现。以中国之“庞大”与“复杂”，说积极点，有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从消极方面考虑，则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供抄袭。在这个意义上，谈“比较”，不能只是追问时间上的“差距”，还应该考虑空间上的“差异”。
为什么说不能拿北大中文系跟哈佛东亚系比，教授及学生总数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各自承担的功能及努力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