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精神-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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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重镇，学术自由在美国也可能最发皇，但在一百年前，学术自由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美国的学术自由传统是从欧洲输入的，特别是从非民主的德意志帝国借取来的。在德国，大学全都是公立的，都受国家的监督。但大学有两个公众所认同的权利，一是ｌｅｈ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教师的权利），指教师有不受干涉的教学自由：一是ｌｅｒｎｆｒｅｉｈｅｉｔ（研究者及学生的权利），指教师有选择研究领域及学生有选择学校与课目的自由（学生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在１９世纪末叶的德国，大学教授地位崇高。培克（Ｃｅｒｌ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ｅｒ）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扬为“奉事圣职的骑士”。但这是过分浪漫化的说法。德国大学教师皆为国家之公仆；大学之经费皆仰赖政府，学术自由显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柏林大学哲学教授波尔逊（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Ｐａｕｌｓｅｎ）认为，国家有权期待科学研究者证实他们的工作是合理与必需的：“如他们不愿这样做，他们的工作对既存的秩序言，就是一种危险的倾覆。从而对付他们的措施看来是可行并合理的，因为科学研究的机构不止由公权所创立与维持，并且也是专为培育国家与教会的未来官员的。”其实，德国大社会学家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就觉得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不足，他指出国家教育当局对于教授之聘用有过多的干预。当然，众所周知的，到了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的纳粹党掌权后，大学的学术自由受到了彻底的摧残。是年４月，一千六百八十四位教师，或因有犹太血统，或因有反对倾向，全被解职。是年１１月，莱比锡大学的教师更发表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言，并使他们的学科符合纳粹主义的意理框框。一时之间，竟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物理学”、“国家社会主义的优生学”、“日耳曼的语言学”，令人可笑复可哀。至于是年５月１０日，在纳粹的导演下，成千的大学生，手举火炬，到柏林菩提树洪堡德大学门口，他们一口气烧了两万册所谓有“非日耳曼影响力”的书。这些被烧的书有汤麦斯·曼的、爱因斯坦的、弗洛伊德的。这可说是德国大学史中最可悲的一章。在世界大学史上，比纳粹时期大学的命运更可悲的恐怕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比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有更强烈的反智狂热，对学术自由的摧残也更彻底。纳粹政治化的大学，驱走了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学者与作家。“文革”则不止以政治污染了大学，还使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肉体上受苦，还关闭了大学，产生了教育的断层恶果。学术不自由之祸害不可谓不大矣，深矣。
从上面这些事象中可以看到，学术自由是与社会的一般自由不能截然分开的。当一个社会失去了自由时，学术自由是毫无保障的。只有在一个开放的民主法治社会，学术自由才有实现发展的机会。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1节 学术自由与制度性保障
“学术自主”（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与“学术自由”是两个不同但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概念。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神，则“学术自主”便是大学的灵魂了。在西方大学，有自主性的大学自可以剥夺其某些教师的学术自由（如１９世纪初叶的牛津）。反之，没有自主性的大学也能保障其学术自由（如德国洪堡德时期普鲁士的大学）。不过，大学之自主性，像学术自由一样，在成熟的现代民主社会是普遍地受到尊重与支持的。前面已指出，在中古时代，大学是教会的附属，学术是宗教的婢女，学术并没有一个自主性的领域。它与教义分不开。所以，教权主义（ｃｌｅｒｉｃａｌｉｓｍ）是对学术自主性的最大障碍。
当理性主义兴起后，在巨大的世俗化的趋势下，政教分裂，过去宗教弥天盖地的现象已有了改变。“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就说明政治已独立于宗教之外，这也就是宗教的新的“定位”。学术虽然从“教权主义”中逐渐解放出来，但它却受到政治的干预。大学原是教会创立，现在则为国家所创建或属有。政治固然从宗教世界中取独立，但政治本身的势力却一直膨胀，只有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政治才有其界限与“定位”，而“社会”亦可显现其独立的性格。当政治有其定位时，学术的自主才能有免被政治干预的可能性。我同意艾雪培爵士所说，学术自由与学术自主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依赖民意的，惟有当民意了解大学为何而设立，并予以尊重时，学术自主与自由始能获得保障。但是，这一说法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才有意义。在极权主义的国家，不论是左翼的或右翼的，都是属于“泛政治主义”，政治无所不包，国家（或党）之权力了无界限。国家与社会几乎是重叠的。亦即社会非独立于国家之外另有天地。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只是国家或政治权力的学术工具，一种培养“人力”，富国强兵的工具。大学自主或学术自主的观念根本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们可以说，在２０世纪，学术自主最大的阻力来自政治，来自行使政治权力的党或国家机构。在纳粹主义的德国，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主的传统，受到右翼的极权主义如何的摧残与打击。在左翼的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时代，学术的自主性也是一种虚幻。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森科（Ｔｒｏｆｉｍ Ｄ．Ｌｙｓｅｎｋｏ）事件了。李森科是一个粗鲁而野心勃勃的农学专家。他对遗传学只是略识于无的人，他摭拾米丘林（Ｉ．Ｖ．Ｍｉｃｈｕｒｉｖ）的理论（环境可以改变植物的形质遗传），但由于获得斯大林的宠信，压制了一切相反的理论，建立起一种“科学的专制”，对苏联的优生学、生物学、植物学产生长远性恶果。在斯大林时代，科学是与政治结为一体了。沙克洛夫（Ａ．Ｄ．Ｓａｋｈａｒｏｖ）与一些有独立精神的科学家，曾对“李森科主义”不假辞色的抨击，沙克洛夫的奋斗即在为“思想的自由”、科学的自主而努力，他抵制政治对科学的干扰，反对科学的“国家教条”的建立。沙克洛夫的精神是英勇而高贵的，但面临巨大的极权机器，他的命运注定是带有悲剧色彩的。
从上面简要的论述中，我们已不难发现学术自主的观念的建立在“泛政治主义”的社会是何其困难。实则，即使在民主社会，学术自主也常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力量的侵蚀。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大学的研究越来越需大量的经费，越来越与政府、工业挂钩，以致出现“军事－工业－学术的复合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的现象。这一现象对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固有某些推动的效果，大学与大学教师固也不必都会有Ｉ 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ｎｅ ｏｆ ｈｉｍ ｗｈｏｓｅｂｒｅａｄ Ｉ ｅａｔ（有奶便是娘）的心态，但对大学的自主性无疑是有腐蚀作用的。不能否认，美国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宗教或商业团体的掣肘，而大多数的州立大学在州议会的监督与预算的控制下，也无法享有太高的自主性。其实，在美国始终潜在着一种“反智主义”（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大学常不免受到左右极端主义的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还，大学更有“政治化”的倾向，校董会、教师及学生中不乏有人喜欢把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标准放到学术知识的问题上，而不能掌握到学术与非学术的分际，此无疑亦会影响大学的自主性。１３诚然，如艾雪培爵士的研究指出：“在今天，没有一间大学可以期望有完全的自主，犹如一个独立国家或一个自治的市（镇）一样。”比较地说，英国的大学制度是很措意于学术之自主性的维护的。英国大学皆为公立的，但国家不干预大学校政。在政府与大学之间有一“大学拨款委员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ｒａ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委员会由学术界及社会人士组织，有独立地位。大学定期向该委员会提出学术计划，该委员会则就社会之需要，公帑之妥善运用、学术之自主性等为原则，向政府建议拨款。“大学拨款委员会”之设计，旨在维护大学之自主性的计划与管理。大学之自主性包括：教职员与学生之甄选；课程与学术素质之控制；研究款项的收受等。尽管在英国制下，大学也不能完全地不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大学内部的学术事务则确有高度的自主性。据我所知，香港中文大学即享有充分的学术自主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制度的设计，很值得其他中国人社会的大学（特别是公立的大学）借镜参考。从长远与实效的观点看，大学之享有学术自由与自主必更能发挥它的功能，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必更多积极的贡献。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2节 学术之定位与学术伦理
“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与大学之为“知识性社会”，以及大学之为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地方，这个认识是不能分开的。更进一步说，大学要发挥大家的功能，还必须讲“学术伦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ｔｈｉｃ）。所谓学术伦理即是学术活动的本身的规范。当社会结构达到一定程度的分殊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后，就会出现制度的多元化现象：政治、宗教、经济各别地取得自主性的性格。亦即各种制度性行为都有其领域与“定位”。学术伦理自不同于政治伦理、宗教伦理或经济伦理；把学术与非学术的分开来是建立学术自由、学术自主与学术伦理的重要步骤。在这一点上，蔡元培先生当年办北京大学时，就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分际了。他在《答林琴南书》中，曾提出他办大学的二种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意即谓其仍具有学术上之价值，而未经科学证明其为谬误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师，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其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恻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
蔡元培先生把学术与非学术的分开来，这是为学术“定位”的大工作。只有在学术定了位之后，才能讲学术的自由与学术伦理。蔡先生能在当时“泛政治主义”与“泛道德主义”流行的中国，有意识地“把学术的归学术，把政治的归政治，把道德的归道德”是很了不得的。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知识界，把学术与政治分开还不算太难，但要把学术与道德分开则真需反省的卓识。钱宾四先生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他说：
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一个。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以此可见，中国何以向来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