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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

5711-我是湖南人-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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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打仗还是巡视,舜帝在湖南留下了大量美好的传说,一些地名与此密切相关。舜帝曾途经南岳衡山,有记载说:舜帝将高辛氏盛甘露的玛瑙瓮搬到衡山,所以南岳有宝露坛。舜帝在坛下建望月馆,以瞭望月亮。安上峰有舜庙、舜溪、舜井、舜洞,传说是舜帝巡狩曾在这里驻足。传说他还到过湘潭,并演奏了韶乐,韶山由此而得名。    
    舜帝之后,禹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开拓南疆。相传禹也到过长沙。几千年来,禹用石碑将兴风作浪的孽龙镇于岳麓山下的神话,一直在长沙流传。岳麓山有禹王碑、禹迹蹊等名胜古迹。    
    约在公元前二千四百年左右,长沙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进入新阶段。这里已有较多的先民在此生存。生产力的提高使原始农业有了发展,先民们已开始定居生活。渔猎仍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商周青铜时代,长沙地区经济迈进了一大步。长沙人当时已能种植小米,并获得丰收。畜牧饲养业也有较大发展。羊的饲养已较普遍。长沙地区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活动,并开始使用货币。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五百五十年间,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是当时的一个大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努力,将湖南地区并入了它的版图。西周初期,楚人已辟道长沙,联通荆襄以达周都,并向周成王姬诵贡献长沙的甲鱼。到春秋中晚期,楚国开始强大,逐渐控制了湘北、湘中、湘西地区。    
    楚人统治长沙地区,大约在春秋晚期。从郢向南渡过长江后,有一条大道从公安进入湖南,经澧县、常德至长沙。当时长沙地区的陆上交通工具已与中原无异,长沙逐渐成为楚国的重镇。    
    楚国为加强对湖南地区的统治,设封君,立封地;建立郡县制,建立移民国。楚国在扩张过程中吞并了许多国家,为安置灭国遗民,往往把他们大批迁到湖南地区,使荒僻的南楚得到大规模开发。罗子国原在湖北襄阳一带,公元前7世纪被楚武王所灭。楚文王把罗子国迁到湖南。从炎帝开始到这时发生的多次移民,使湖湘文化带有明显的移民痕迹。    
    楚人的到来,将处于松散状态的湖南社会第一次纳入强有力的封建政权的统治,也给湖南人带来了中原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因而促进了湖南地区社会经济的重大变革。    
    长沙作为楚国的“东南之会”,经过几百年发展,城池初具规模,逐步成为南楚的政治中心。伴随着楚人迁入定居和商品交易增多,到战国时期,长沙已是楚人聚居的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    
    社会经济的发达,培养了长沙人的审美情趣。那时长沙人最突出的生活习俗是善修饰、美姿容。屈原曾写下大量描述楚人爱修饰的诗句,说长沙人喜用铜镜、喜佩琉璃。长沙人是当时中国最爱美的种群。    
    楚国时期,长沙地区手工业发展突出,处于当时的先进行列。    
    楚国是我国最早冶炼铁矿和使用铁器的地方,长沙地区又是楚国较早出现铁器冶铸业的地区之一。至少在春秋晚期,长沙人已经使用铁器,铸造业达到很高水平,战国早期以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在文明中张扬野性(2)

    长沙地区的先民从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制陶技术。楚国时期青瓷生产初具规模。琉璃即古玻璃,并非西方独有的发明,中华大地也有最早的玻璃发明,而长沙很可能是当时制造玻璃的一个主要地区。    
    长沙制造漆器也很先进,长沙是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主要产地。    
    此外,春秋战国时代,长沙的丝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楚国时期,湖南特别是长沙,已成为楚国重要粮食基地之一。长沙地区除种粟外,还广泛种植稻米、麦子、豆类,“百谷”几乎都有了。与农业相关的家庭副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楚国的商业是同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的,其社会经济是一种早熟的商品经济。“楚铸钱处”就在长沙的铜官。    
    楚国具有明显的重商倾向,鼓励跟各地发展贸易,重农而不抑商。    
    地处楚国南疆的湖南长沙地区,商业经济虽不及楚国中心地带,但到战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长沙作为南楚重镇,当时已开始成为本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中心。湘江航运发达,长沙又是楚国的重要粮食产地,又拥有较为发达的手工业,是该地区的生产中心。这就使长沙发展成为商业中心。    
    楚国时期,屈原在湖南留下的足迹,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湖湘文化打上贬官文化烙印,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秦朝在湖南设置了黔中郡,后又析置长沙郡,确立了对湖南的统治。长沙所辖范围很广,包括现在的长沙、岳阳、衡阳、湘潭、株洲、邵阳、娄底、郴州、零陵等九地市,以及广东连县等地。    
    随着秦朝对湖南统治的强化,这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同中原日益融为一体,长沙成为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公元前220年,秦朝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两条驰道,一条向东直通山东,一条向南直达湖南的衡山。广西、湘南以及长沙已同秦王朝的中心紧密联系在一起。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南巡,辗转抵达岳阳湘山,即今天的君山,因遇大风浪,才未继续南行。    
    秦朝交通的拓展,促进了湖南包括长沙地区与南方的往来,有利于商贸和经济发展。秦代长沙的社会经济,比楚国时期有了较大提高。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经历多年的征战拼争后,建立了汉王朝。    
    西汉时的湖南地区直属中央,设一国三郡,一国即长沙国。长沙国所辖则包括今长沙、岳阳、衡阳、邵阳、湘潭、株洲、娄底八地市。在后来的二百多年里,长沙国在控制和稳定湖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湘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沙地区成为整个湖南的政治中心。    
    汉代长沙地区经济还较为落后,但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民的勤劳,居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当时的长沙人掌握了完备的缫丝技术,是长沙地区缫丝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果。长沙当时已经有了平放式的和斜卧式的织机。    
    西汉长沙地区丝织业、漆器业、陶器业等手工业发展的水平,反映出长沙先民们高超的智慧和技艺,为长沙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几百年间,长沙地区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    
    人口的增长,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公元2年,到公元140年,长沙郡有大约二十五万六千户人家,大约一百零六万人口。前后相距一百三十八年间,长沙地区的户数增加了近六倍,人口数增加近四倍,为当时全国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汉代长沙地区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湖南地区包括长沙,最迟在东汉时期已开始推广牛耕技术。水稻种植普遍,产量提高。农业有了多种经营。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家畜饲养业有新的发展。酿酒业的出现,说明当时长沙地区有了较多的剩余粮食。    
    东汉时期,湖南粮食开始外调。    
    汉代长沙地区的商业发展较快。加上交通发达,长沙与苏州、绍兴、南昌、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造船业和制瓷业,是汉代至六朝时期长沙经济的两大杰出成就。    
    长沙地区及附近水域,西汉时造船业已兴起。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长沙地区已能制造装载万斛粮食的大型船只——“方船”。    
    这个时期,长沙已有较多瓷器出现。到六朝时期,长沙地区的制瓷业发展迅速,青瓷器数量相当多,制瓷业已初具规模。    
    在汉代,长沙来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就是洛阳人贾谊。他以才闻名,为汉文帝所赏识,二十三岁便官至太中大夫。公元前177年,他被佞臣的谗言所害,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一共生活了四年,时间虽不长,但他在任内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和湖南的文化及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称他为“贾长沙”。    
    贾谊才气横溢,眼光敏锐。他作为一名贬官所具有的民本思想,给湖湘文化注入了朴实的社会观念。他的重农主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与湖南耕读文化的形成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的伦理观和礼治观,融入了湖南人淳朴的民风,对湖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为湖南人不重财利、轻视商人、只重功名的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西汉前期的社会,普遍出现了弃农做工经商的现象。贾谊指出: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业的人太多,这些人都要吃饭,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损耗。而淫靡奢侈的风俗长此以往,会败坏社会风气。这两种风气公然风行,不能制止,就会影响国家的气数,无法挽救。《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局面。贾谊看到工商业占用了农业劳动力,十分焦急。西汉初人口总数不过一千万,全国壮劳力不过三百万,但汉代官府三大手工业——制盐、冶铁、铸钱就占据了大量劳动力。汉代盗铸钱的人多达数十万。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到明代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清经济思想的主流。从张居正、黄宗羲到王夫之,都在宣扬这种思想,湖南的工商业虽然也有繁荣的时候,但耕读文化仍然深入人心。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湖南是中国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地区。湖南人的蛮,其实相对于中原地区的文明而言,并无很大的差距。因此可以说,湖南人的蛮是轻微的,在历史上无疑不是中国最野蛮的地区。湖南人喜欢张扬自己的蛮,只是一种血性的夸张表现。如果湖南人真是很蛮,就无法发展自己的另一个特质“灵泛”。湖南人的灵泛,正是建立在湖南地区相对发达的文明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湖湘文化是一种夹带着若干野性的文明。


第三部分  怀抱野性与文明在文明中张扬野性(3)

    这是一种怎样的文明?我们试图从湖南人的精神中去寻找它的特征。由蛮夷文化、移民文化、贬官文化和耕读文化四种要素构成的湖湘文化,给湖南人赋予了勇敢顽强、吃苦耐劳、桀骜不驯的气质。分析得细致一点,可以列为十条。    
    第一,湖南人质朴、务实而不务虚。湖南人作为一个长期在蛮荒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内陆种群,由于气候潮湿、环境闭塞、资源匮乏和风俗蒙昧,他们并非得天独厚。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胼手胝足,筚路蓝缕,踏踏实实地为生存而奋斗。    
    第二,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湖南人既然无法在天时、地利两方面与外省人抗衡,便只能磨砺自己的精神,提高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耐受力。    
    第三,湖南人倔强,又谓“霸蛮”,坚韧执著,屡败屡战,头撞南墙而不回;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这是湖南人吃苦耐劳的特质在精神上的反映,也是湖南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征逐中养成的品质。    
    第四,傲岸,不拘细行琐德。这是被人讥笑为蛮夷的尊严反弹,也是贬官文化所独有的气节。    
    第五,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这是移民文化的一个特征。    
    第六,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这是屈原精神的遗传。    
    第七,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这是受到耕读文化和功名意识的影响。    
    第八,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这是移民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及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是蛮性中固有的豪气和血性。    
    第九,特立独行,不盲从,不迷信权威,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屈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这主要是贬官文化打下的烙印。不合统治者胃口的文人骚客,大都具有不羁的思想和不屈的志节,把他们的观点和主张以及狂放的精神带到了湖南。    
    第十,不怕死,不要命。用湖南话说,就是:“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其中既有屈原投江以死明志的情结,也有贬官文化移民文化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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