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1-我是湖南人-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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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慕和思念。护国战争胜利后，她连续寄了几封信，请蔡锷履行旧约。蔡锷戎马倥偬，不能前去看望她，虽有复信，却只能约定以后见面。
深秋已至，忽然传来蔡锷生病的消息。有一天，小凤仙对灯独坐，梦见蔡锷身着戎装，昂然走来，说他百忙之中抽空来与她告别。小凤仙从梦中惊醒，害怕得哭了起来。接着而来的便是蔡锷在日本病逝的噩耗。
在北京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小凤仙送了一副挽联：“不幸周郎竟命短，早知李靖是英雄。”她把将军的才貌比作周郎，把自己比作侠女红拂，十四字中含有无限深情，有敬爱有赞叹。
悼罢将军，小凤仙悄然离京，去向不明。一代名妓跟随她心爱的将军一起离开了世人的视线。对她的下落有不少猜测，有人说，她一直淡妆素服，不苟谈笑，一年之后郁郁而终。
蔡锷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立场坚定，誓死捍卫民国。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他坚决反对君主国体，不论君主是满人还是汉人。
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袁世凯上台后，蔡锷与宋教仁一样，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野监督。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在这方面，他与宋教仁看法一致。在孙中山和黄兴把大权交给袁世凯时，他还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财，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力，而是出于良心，出于对共和国的忠诚。他在战斗中继承了湘军扎死寨、打硬仗的精神。仗打完以后，他便自动放弃兵权。在有枪便是王的乱世中，难得他这样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蔡锷看到了胜利，不幸的是，他已病入膏肓。他死了，死得太早，死得太年轻，上天只给了他三十四岁的寿命。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
湖南出了蔡锷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的职业军人，是整个民族的大幸，也是湖南人的荣耀。蔡锷具有知识分子的品格，身上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传统。他从小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巳渗入他的骨髓。他的修养使他卓尔超群。几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只有这位湖南的军人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的带有人气的话——“为国民争人格”。
蔡锷主张“军人不党主义”，即军人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政党。在他所处的时代，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统一党。
蔡锷最为关心的，还是民众的疾苦。他任云南都督时，云南和贵州两省的商贾，感戴他的恩德，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敬领大家的好意，收下这笔款子，去赈恤两省的饥民。事后，他对大家说：你们为我铸像，让我在百年千年之后还能享受荣名，但那些穷苦的百姓，用这点钱买食物，可以救活很多人的命啊。所以，用这些钱来表彰人的功绩，不如拿它去救人的性命。这种伟人之仁，可以垂范千古。
蔡锷的死深深震撼了黄兴。他追随孙中山，屡战屡败，竟不如沉默寡言的蔡锷在西南边陲一声呐喊，一仗就将袁世凯拉下了马。十天之后，黄兴也撒手离开人世。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风流人物看今朝（1）
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在一个出生于湘潭韶山农民家庭的湖南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达到了令人仰止的顶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湖南人名叫毛泽东。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从小志向远大。父亲要他去湘潭当米铺学徒，他不肯去，坚持要去东山学校读书。走出韶山冲时，他写了一首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
湘乡的东山学堂一般不跨县招收学生，毛泽东要入学，就得通过作文考试，考题是《言志》。他把文章写出来，令校长李元甫叹为观止，对试卷赞赏道：“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材！”因而破例录取。
毛泽东曾以“子任”为笔名，意思是“以天下为己任”。他的作文《宋襄公论》，令国文教师拍案叫绝，用朱笔批道：“视此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破例给了一百零五分。东山学校如今保留着他十六岁时写借书条的手迹，笔力工健，似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用笔。他信手写成的《蛙咏》，字里行间显露出王霸之气：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子敢作声！
每天早晨，他登上学堂后面的东山，从井里打水洗澡洗脸，然后读书，四季都不间断。
毛泽东从东山学校毕业后，到长沙寻求发展。起初他打算报考警校，后来准备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再后来进了一家商业学堂。他讨厌这所学堂大多数课程用英语讲授，读了一个多月就退学了。接着考进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榜首。他在这里遇到了恩师杨昌济。
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宣布戒严，政局突变。一位革命党人到学校演讲，令学生们非常激动，当场有人站起来高呼口号声援辛亥革命。过了四五天，毛泽东打算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
毛泽东亲眼目睹了湖南的起义。他决定参加正规的湘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革命党人还要继续斗争。
毛泽东在湘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一营左队当上了列兵。他是读书人，体力上的苦差事很少落到他头上。他后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过他在湘军的这段生活。
毛泽东后来进京，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回到湖南以后，于1920年11月在长沙创建了共产主义组织。第二年7月，他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为十三名代表之一。十三个代表中还有三位湖南人，他们是零陵人李达、宁乡人何叔衡和沅陵人周佛海。
青年毛泽东知道，共产主义运动不是简单的政权变更，因此他致力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坚持强负荷的体育锻炼，铸造长期革命必不可少的强健体质。他倡议湖南青年和革命者“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他到湘江游泳，到岳麓山夜宿，在狂风暴雨中跑步。
回首大革命的时代，毛泽东的出场确实与众不同，气势非凡。他身材高大，举止从容，形成强大的感染力，成为一种思想凝聚的中心。青年毛泽东的风度气质，从他那首《沁园春·长沙》就可看出：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廖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酋，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首词以一座浸透着湖湘文化的古老城市命名。它是楚国引以为傲的星城，这个命名赋予这首词以大浪淘沙的磅礴气势。
据陈赓回忆，毛泽东在这首词里所说的“中流击水”，发生在1914年中秋节。毛泽东等几个青年泛舟湘江，明月朗照之下，心情舒畅，有人提议游泳，陈赓第一个跳下水，激起一片浪花。众人纷纷跳水，毛泽东在水中喊：“莫把我的布鞋打湿了！”当时他刚买了一双新布鞋。
毛泽东在古城长沙经过几年历练之后，穿着长衫，来到多雨的南方大都市广州。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中共于1923年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在党内仅次于陈独秀而位居第二。
此时，一个名叫蒋介石的南方人，因为写了一本《孙大总统蒙难记》而一炮走红，发展势头如日中天。孙中山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第一军军长。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蒋介石认识很多湖南名人，如黄兴、蔡锷、宋教仁和谭延辏В蝗鲜睹蠖Ｃ蠖魑泄泊聿渭庸竦场耙淮蟆笔保槭兔蠖帐旨媪恕Ｋ悦蠖挠∠蟛⒉簧羁蹋蠖狄豢谙嫣痘胺浅３粤ΑＫ蛎挥邢氲剑飧龀し⑺匾隆⒋屑阜滞疗那嗄辏够崾撬窈笞畲蟮亩允帧！ �
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大革命高潮中，共产党人都把希望寄托于国共合作，只有毛泽东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一到广州，就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注重农民的需要，倾听农民的呼声。他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不革命，还叫什么革命？他最早向中央提出搞农民运动，让农民运动推动民主革命。
西装革履的陈独秀总书记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眼前这个乡下教书先生模样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中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农民受土地的束缚，注定了他们在革命中处于从属地位，怎么可能指望通过土地革命唤醒农民来推动民主革命的实现呢？他过于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的伪相，以至于一旦国共合作破裂，他再也找不到革命的支点。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风流人物看今朝（2）
当陈独秀、李立三穿着笔挺的西装出现在各种公众场所的时候，毛泽东总是穿着粗布制成的旧长衫。他当然不是没有其他款式的衣服，他有意这样着装，更接近他十分看重的农民。他在广州的代表作就是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只有广东的彭湃和他志同道合。彭湃虽是地主的儿子，但他为贫苦的农民而斗争。他在广东成立的农民协会取得了明显效果，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他邀请毛泽东在农运讲习所讲授了第一课。毛泽东的激情打动了学员，也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中共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李立三等人排挤他。毛泽东精疲力竭，回到湖南休养。他致力于组织农民协会，一边调查研究，一边发展组织。湖南七十五个县半数以上有了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两百万人，有些农协成了共产党小组的支部。毛泽东在韶山自己出生的那栋农舍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发展了三十二位农民入党。农会给农民带来崭新的影响，农民第一次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呐喊，共产党的影响像热带海洋的水草一样迅速扩大，共产党员的人数迅速在全国发展到两万多人。
北伐前夕，毛泽东带着巨大的惊喜重返广州，尽管这时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变味，但他仍然努力为国民政府工作。此时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主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每次做报告听课的人都挤得水泄不通。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被选进农民委员会。他在代表宣传部做报告时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迄今为止，我们过多地注意城市而忽略了农民。”
毛泽东期待北伐军经过农村引发社会震动，提出要训练全国性的农民领袖来指挥这场社会革命。遗憾的是，农民工作的重心当时是在国民党内而不是在共产党内。他在上海的同志对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嗤之以鼻。
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说：“如果农民不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统治，军阀与帝国主义统治就不可能被推翻。”
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结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美国人R·特里尔教授说：“随着毛的这几篇著作的出现，卡尔·马克思跳进了亚洲的水稻田里。”
毛泽东了解湖南人，更了解湖南的农民。农民运动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彭湃被地主武装杀害以后，中共党内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关注农民。北伐军进攻湖南时，由于唐生智倾向于革命，湖南的农民运动汹涌潮湃，五百万农民加入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分田地。
但是，当时的共产党中央，仍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论。国民党却感到了惊恐，他们的高级军官看到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表现出惊人的战斗精神，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