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1-我是湖南人-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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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三十二岁的湖南政治家没有当场死去。他被送到医院里，临终前还在说着梦话：要促使袁世凯竭力保障民权，使国会确立不可变更的宪法。
宋教仁逝世时是那么年轻，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他的名字和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斗争划上了等号。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这个名字。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他所掀起的民主旋风，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袁世凯和宋教仁分别成为中国的象征，袁世凯代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则代表中国人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年轻的宋教仁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响亮地发出民主宣言。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努力催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为探索全新的政治制度而奋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载史册。他的死亡，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之感到痛苦不安。他在民初的政坛上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之匹敌。宋教仁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风一语道破他的作用：“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这样一个人物，对袁世凯构成最大的威胁。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世凯极力笼络他，用官位引诱他，他不买账；用金钱收买他，他也拒收。他每天奔走于各政党之间，发表政见，希望以政治策略，有次序地改革一切弊政，在当时获得很大的声望。
袁世凯许给宋教仁的官位，是总理的高位，刘揆一和范源濂等人出面力劝他就任。孙中山、黄兴和唐绍仪等人也劝他接受。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吻合他的身材，还送给他一本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让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取了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让赵秉钧将支票本交还袁世凯，还留下一封信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风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有自己的政治人格和操守，袁世凯拿出任何东西都无法收买他。他和黄兴、蔡锷一样，有热烈的理想，不稀罕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对他就像对蔡锷一样，根本不起作用。袁世凯便萌生了从肉体上把他消灭的念头。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一身存亡，国运所关（2）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他在演说中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这样一来，袁世凯就把除掉他的念头变成了决心。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如果他到了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那时候，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这些诗句中洋溢着胜利者的喜悦。
宋教仁在武汉时，谭人风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谭人风还告诉他，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与政府做交易，领有巨款，要他加强戒备。但宋教仁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
宋教仁到了上海，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他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过虑。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他不相信有陷阱，但陷阱早已布下。他的生命在到达一个顶峰时即将消逝。时代的潮流把三十二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他只是一介平民，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袁世凯不杀他，就只能接受监督和约束。但袁世凯野心勃勃，不想受到任何制约，于是除了暗杀，他找不到另外的办法让自己的野心得逞。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
罪恶的枪声打响了。宋教仁倒下了，却没有放弃理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专制力量，实在认识有限。“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宋教仁死了，民国初年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他的死，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国民党在他离世后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具有控驭局面的健将，很快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其他政党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成为国会的重心。中国第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此已彻底破产。如果宋教仁未死，一切都可能会两样。因此，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而是国运所关。他的死造成了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彻底决裂，引发了二次革命。
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宋教仁实在太重要了。他真心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他的存亡，关系到新旧政治制度的兴废。袁世凯之类的人杀死他，也是拼死地挣扎。但宋教仁是正人君子，他的对手则是政治流氓，因此他必死无疑。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领袖，但他具有优秀的政治品德，与其他政党的领袖关系良好。他死后，民主党领袖汤化龙在挽联上写道：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这副挽联对宋教仁推崇备至，对谋害者极为愤慨，一时争相传诵。
对于过去的政敌梁启超，宋教仁专程去天津密访。他对梁启超表示，国民党与梁启超的政党，应走英美式两党轮流执政的路子。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也有相同的追求，对宋教仁的态度，自然十分感激。他听说宋教仁被刺身死，痛惜不已。
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死党也有密切往来。他在北京一度住在赵秉钧家里，和赵秉钧多次深谈。宋教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希望把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人物，以及梁启超这样的思想理论权威，都纳入他所梦想的宪政轨道，在政治上和平竞争。
宋教仁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具有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充足的政治常识，同时又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感。他有能力调和各政党的关系，消除偏见，共循轨道，踏上宪政道路。他被剥夺了生命，民国初年的中国无人可以替代他。其他政治人物缺乏他的风度与见识，结果被袁世凯这类专制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上，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在政治上都无法与宋教仁相比。
宋教仁的死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幸。他的死仿佛一个预言，告诉中国人，在他们生活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将经历许多艰难曲折，要有许多优秀儿女献出生命。宋教仁死了，把未竟的理想留给了后人。孙中山如此评价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一贯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提名他任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他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则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他主张的责任内阁制，是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附署，还要由内阁起草。责任内阁则应该由完全的政党组织，反对混合内阁、超然内阁。
他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也许是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安排，由革命派掌握实际权力，排除旧官僚的影响。他自己没能领导武昌起义，使黎元洪掌握了大权，他十分后悔。所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另辟天地。他对不学无术的袁世凯更加鄙视，认为更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无法脱离共和轨道。袁世凯已经高居于民国大总统的位子上，只有责任内阁制能够约束他。袁世凯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于是把鼓吹责任内阁制的宋教仁，当成自己的死敌。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一身存亡，国运所关（3）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大一统集权专制传统的社会，建立民主制度时，不得不在美国式的总统制和法国式的内阁制之间做出一种选择。由于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主启蒙不够深入人心，如果采行总统制，任何人当上总统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内阁制在制度安排上能对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对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以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击中宋教仁的子弹，是罪恶的专制制度发射的。这个湖南人因此而定格在三十二岁的美好年华，永远年轻而光荣。
宋教仁二十来岁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在同盟会中，唯有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翻译有关的著作。他在革命时代就极为注重建设。因此，有人说他是民国蓝图的主要设计者。
宋教仁本人在1906年所写的日记中说，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十来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他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他在日本对景梅九说过：“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
1911年春天，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与筹备黄花岗起义，起草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熟悉他的《民立报》记者徐血儿见过这些文件，说他十年潜心建设事业，所有主张都写在这三巨册中。遗憾的是，这些文件现已遗失，内容无从查考。
武昌起义后，他与黄兴等人同赴武汉，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在法制院长任上，起草了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