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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

假如鲁迅活着-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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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非同小可。    
    丹:这个“设问求答”,引发出许多深刻的反思。    
    黄:鲁迅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留给后人非常复杂而丰富的遗产。在中国历史上,可与儒家和道家的影响相比,而现实意义更为巨大。这两宗精神思想遗产,只要讨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甚至面对21世纪的现实和瞻望未来社会时,都不能回避。    
    丹:我们讨论鲁迅的命运,实际上是讨论文化人自身的命运。这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文化人必须认真对待的。    
    黄:其实,宗英妹从开始起草《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数月内几易其稿的过程中,她作为一个历尽磨难的文化人,也有重重顾虑。真是难为她了!    
    丹:听说,您作为黄宗英的长兄,对于这篇文章的诞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黄:多年以来有云:“天下文章数舍妹,舍妹文章由我改”。不过,这一次宗英的文章全是由她独立完成的。她的担子真重啊,但果真挑起来了。    
    丹:此话怎讲?    
    黄:因为这个四十多年前的回忆,完全是由她独一份儿。兄长我无缘列席1957年7月7日在上海的那次聚会,怎能代替舍妹来回忆?不过,再三鼓励她独立完成,倒是确有其事。    
    丹:令妹笔端多灵气,她还有什么顾虑?    
    黄:怕再挨整呗。四十余年,心有余悸!不仅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66年以后的“十年浩劫”,一直到1980年10月,妹夫赵丹临终的一席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遭受的围攻,死后都不得安身,全是因为“说真话”招致没顶之灾。何况现今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亟需最后关怀。要是别人,乐得三缄其口,何苦惹是生非!    
    丹:今非昔比。令妹的出场做证,博得文化人普遍的好评!在她澄清史实的基础上,论证转入了一个新阶段。    
    黄:可称为“向纵深发展”了。文章很多,美不胜收。其中要推荐一篇文章,秋石的《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很有意思。    
    丹:我也有我个人的看法。秋石论文中,“在第十一遍读完《鲁迅与我七十年》后掩卷深思”后,用排比句的笔法,一连提出四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他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鲁迅的后代,还是万千热爱鲁迅的读者,应当说,目标是一致的”。但我看各人的目标,在这问题上并不都“一致”,也不能强求一致。比如某些人对于周海婴、周令飞的人身攻击,跟我的看法就很不一致。    
    黄:学术讨论中的人身攻击是最不可取的。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不必作的”。这本是文化人论辩的基本规则之一。    
    丹:秋石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为由,再三推销他写的研究萧红萧军的宏文,他说“面对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价,海婴先生依旧是一言不发”。    
    黄:自己给自己作广告也未尝不可。    
    丹:这当然应予宽容。但是,据秋石自称已经有了“南北众多报刊对拙文的转载、推介、评价”,他尚嫌不足,居然斥责周海婴对他“一言不发”无暇捧场,这就难以理解了。难道秋石“需要的鲁迅遗产”就是点名要海婴先生为他捧场,否则就不吝辱骂和人身攻击吗?    
    黄:何必理会。我想海婴也不至于跟这位秋石(不知真名)一般见识。    
    丹:秋石文章后半部有点儿费解。    
    黄:但也有他可取之处,就是提出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鲁迅遗产?”这个重大课题,值得大家深入探讨。    
    丹:是的。对于“鲁迅遗产”究竟是什么,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这也是“假如鲁迅活着”设问求答的核心问题。多少年来,文化界配合政治任务,对于“鲁迅遗产”往往一味强调他的战斗性和自我牺牲精神。    
    黄:“韧”的战斗也罢、自我牺牲也罢,“横眉冷对”也罢、“孺子牛”也罢,毕竟是表现形式。我倒要问:究竟为何而战斗?为何而牺牲?鲁迅的根本目的何在?总不能说为战斗而战斗,为牺牲而牺牲吧?当然可以说是“为人民”,但这太笼统。    
    丹:“战斗观、牺牲观”是完全彻底为政治服务的。发展到“文革”达到极端,强调“鲁迅遗产”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196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祭日。“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空前的纪念大会。由陈伯达主持,姚文元作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基调报告,主题为“红卫兵战士们对剥削阶级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相应地,又强调“鲁迅遗产”就是“牺牲精神”,要求“革命造反派”极左派无条件、无代价地牺牲个人独立与自由,绝对服从所谓民族或国家或集团的“整体利益”,绝对服从所谓“革命需要”,成为“小小螺丝钉”也就是驯服工具。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却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们自己的私利肆无忌惮地恶性膨胀,自己当“革命工头”,当“奴隶总管”,而一味要求别人甘心情愿做奴隶、奴才,完全为主子做牺牲。这就必须装模做样、假惺惺地做戏(难怪整整十年里只有那么几出“样板戏”)。假大空、打砸抢,这些“做戏的虚无党”完全违背了鲁迅精神。    
    黄:十年浩劫期间几乎禁止一切“封资修”的书籍,只准读《毛选》和《鲁迅全集》。许多被“专政”的文化人就是在那个时候通读了鲁迅著作。我认为鲁迅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反专制、反虚伪,反对“瞒和骗”,反对扼杀言论自由,反对图书审查制度;鲁迅主张力争人权、人性、人道,主张“人学”即“仁学”。因而鲁迅如果活着,一定会反对“文革”,痛斥“造反派”为流氓痞子恶霸的!这真是极大的讽刺。鲁迅如果还活着,绝对不能宽恕“造反派”对他的歪曲、利用和嘲弄。鲁迅如果还活着,一定会面对血腥镇压和大屠杀写出新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血债要用血来还”,并且将匕首投枪直对专制魔王刽子手,“一个也不宽恕”!    
    丹:此地必须讨论究竟什么才是“宽容”的原则。这个问题容易混淆不清,引起误解。我认为宽容主要是对人的,要保证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宽容是人权的保障,是一种民主的社会制度。宽容是对于当权者、执政者的要求。宽容决不是对于暴政、暴行的宽恕!对于扼杀人权、残害人命的坏事,不能“宽恕”。鲁迅精神的实质,正是对人的爱、对人权的宽容,同时对恶的憎恨、对专制暴政、对罪恶的坏事不能宽恕纵容!    
    黄:我还要补充,我认为“鲁迅遗产”的精华是“真”——说真话、辩真相、干真事、求真理。    
    丹:我同意。说真话就是反虚伪、揭穿“假面”、反对“瞒和骗”。然而仅仅“说真话”还是不够的,因为“说真话”、“写真实”只表明叙述者、作者主观上应有的起码的道德、基本的诚实态度。但有各种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主观上说的写的虽然自以为是“真话”,但其中可能包含观察过程中的欠缺、认识过程中的误会、片面,以至于造成客观上的“假象”;且有时主观上说真话者、写真实者,因不明客观的真相而上当受骗,所以还必须揭露假象、辩明事物的真相,这就是要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伪存真”。再有,单单辩明真相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干真事,认真、坚忍不拔、不马虎、不敷衍,付诸实践行动,负责到底。说了真话、辩了真相、干了真事,最终才能求真理。这些原则,在鲁迅著述中经常提到,但未能系统化。我们有责任来进一步阐明,对此很值得写一部关于“真”的专著。    
    黄:鲁迅思想以一贯之,就是把人人当作人,一切为了人。他最早探讨“国民性”问题,就是为了中国人的进步,成为现代化的真的人。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51节 要继承什么样的鲁迅遗产?(2)

    丹: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确定了文化理想是“立人”,也就是追求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以实践真理。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但他对西方文明进行深入考察时,又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虽然跟东方专制主义相比显出很大的进步性,但也会由此产生新的奴役关系。何况“现代化”在中国具体情况下极容易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共生(同流合污),形成“本体自发之偏枯”与“交通传来之新疫”的恶性嫁接,也即“二患交伐”。其实当时不仅鲁迅对西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随着欧美经济危机大蔓延,我国许多进步的文化人都对西方文化持“拿来消化”批判吸收的态度,而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第三种文化”即“社会主义文化”。鲁迅早在1930年代就表示了对“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理想境界的无限神往。鲁迅早年提出以“立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为基础和前提的“立国”(民主共和、民族独立、民生富强)之路,就是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之路。    
    黄:对。鲁迅精神从根本上是人道的、人权的、人性的、人文的、以人为本位的,鲁迅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跟专制极权扼杀人性人权者根本对立的。按照鲁迅的思路,不仅“文学”是“人学”,而且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都必须是“人学”。    
    丹:1970年代特别是“林彪自我爆炸”震撼世界以后,从昏暗中惊醒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人,在(秘密的或半公开的)酝酿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回复“五四精神”时,重新认识了鲁迅的启蒙价值。醒悟的学术界,针对1949年以来一直到“十年浩劫”期间对鲁迅的严重歪曲和误解,发出了“还我鲁迅”的呼声。全民族处于空前幻灭与求索的1970~1980年代,鲁迅的“反伪求真”精神,逐步渗透到我国文化人与知识青年的内心深处,并直接参与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准备,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时,人们重又提出“假如鲁迅活着”的设问求答。    
    黄:“假如鲁迅活着”的设问求答,实际上具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首先,真正的鲁迅精神在今日如何体现?其次,继承鲁迅精神的文化人在今日何去何从?以谁为榜样、为导师?    
    丹:但鲁迅对于“导师”这一“纸糊的桂冠”表示天然的反感!他再三坦言,他没有现成的特效“救世良方”,也不知道人生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只发愿和他的读者们一起探寻,从没有路的荆棘丛中开拓出一条生路来!鲁迅不过一个平民文化人,无权势无资产无高位,虽曾身临官场(教育部)和商场(出版界),却断然拒绝“强权”的威逼和“横财”的利诱!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在野(边缘化)的,他对读者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自由启发而非独断灌输的,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鲁迅最厌恶一切的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商业化的)。他以个人的自食其力、经济自立为后盾,达到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    
    黄:而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的“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日趋严密、恐怖的思想暴行和文化专制,其后果是严重的扼杀自由精神和毁灭独立人格,残酷无情地“革文化的命、革文化人的命”。这样倒行逆施的“思想改造”从根本上说,就是摧残人性而丧尽天良,所谓“造反有理”就是反知识、反人性、反人道,就是鲁迅深恶痛绝的“做戏的虚无党”的虚伪透顶的鬼魅伎俩,这就注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彻底破产,只造成民族精神的倒退,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不时反复发作的后遗症。    
    丹:然而,反伪求真、反专制求立人的“鲁迅精神”的感召力,主要是作用于一部分文化人中间,毕竟处于少数、处于弱势地位;而鲁迅著作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直接影响,实际上很有限。另一方面,“文革(造反)”情结,也即流氓无产者的痞子情结,却是在社会实践中真正影响了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甚至深入灵魂;而其遗传基因、病毒感染还传到21世纪,还将传到我们的后代。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实际上已经蒙受了“文革”的强制扭曲和潜移默化。    
    黄:十年浩劫,优胜劣败,谬种居然成为“适者”,所谓“痞子革命先锋”、“最聪明的卑贱者(即奴才)”,堂而皇之的横行流氓专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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