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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

假如鲁迅活着-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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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们特别要继承和发扬鲁迅坚信党的路线、拥护党的领导、忠实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的共产主义精神。鲁迅一生追求真理,永不停顿,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鲁迅虽然没有能参加党的队伍,但是当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十分艰难的时候,他就高瞻远瞩、满怀豪情地预见“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将自己的命运同党联系在一起。他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呕心沥血,冲锋陷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建设繁荣富强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漫长征途中,我们需要发扬光大鲁迅的这种精神。对那种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加以严重的注意,进行坚决的斗争。我国各族人民、广大青年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光辉榜样,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万众一心,群策群力,攀登新的高峰。    
    鲁迅精神是祖国的瑰宝,是民族文化遗产中最珍贵的部分。深入地研究和继承鲁迅的思想遗产,把它变成我们全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是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需要。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研究鲁迅的全国学术讨论会正在首都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良好的开端,必将推动鲁迅研究事业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方面发展。我们期待新时期的鲁迅研究领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让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在全民族中蔚然成风,让鲁迅精神永放光芒!    
    (载《人民日报》1981年9月25日)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5节 鲁迅和文化人的命运(1)

    李普    
    [编者按]:本文摘自作者2002年8月所作《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发表于《炎黄春秋》2002年10月号。标题与小标题均系编者所加。    
    什么叫做“识大体”?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歧视知识分子(文化人)的传统。试看从1949年批判民主个人主义开始,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从此年复一年,批判不停、运动不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每次批判、每个运动,都以文化人为对象,所有的大教授、大学者几乎无一幸免。1957年反右派运动打了五十五万多人为右派分子,为全国五百五十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在这种“大气压”之下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即统战对象)自己的表现如何,恐怕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像某位大作家、大学者那样自卑自贱,而要想得到人们尊敬和不被人们鄙视,我想很难很难;看来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一点,这叫做人各有志吧。    
    当然,问题主要和首先在于那个“大气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毛的老友翻译家罗稷南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情节,大影星黄宗英已加以证实。那是在夏天,当时她也在场,同在一桌,亲见亲闻。毛泽东这样直言无隐,真率坦荡,毫不掩饰顾忌,果然不愧为一世之雄。他何以要说这句话?可不可以说,他这话是有意给人们指一条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进监牢,只要“不做声”也行,关键在于“识大体”!“识大体”的学问大矣哉!可惜有些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偏偏“识”不得这个“大体”!不过,邓拓、田家英、傅雷、老舍那几位自裁了的非常可敬的人物,以及那位不知所终的著名政论家储安平,他们永远不做声了,算不算得“识大体”?……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从另一角度说,我国还有一些卓越人物,顾准、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等等文化人,算不算得“识大体”?这两种人都非常了不起,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令人肃然起敬。可惜这样眼明如镜、志坚似铁的人物不多。可见“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地存在,说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别的民族一样,也看重文化知识、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同样也尊敬老师、尊敬老人。这些,被普遍肯定是传统的美德。1949年解放之前家家厅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种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解放以后当然要扫除掉。可惜替代的东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带着把敬爱父母、尊敬老师也一起扫掉了。还有那个“士农工商”的排列,“士”居四民之首,等级的味道很浓,是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也还含有尊重知识的意思。不料知识分子文化人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等级的味道更浓了;知识呢,不仅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成了“原罪”。说到等级观念,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与“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必然之事。何况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流风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所以,何谓“大体”,何谓“识大体”?这个问题很不简单。    
    “关在牢里”还能写什么?    
    关于“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这件事很值得注意,很值得加以探讨。    
    “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任何“革命组织”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就是班房),这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斑斑可考。任何一所学校或者任何一个部门的“造反派”普遍地、为所欲为地私设公堂、监狱,可以任意捕人、打人、骂人,可以任意侵犯他人(特别是文化人)的一切自由、一切权利和尊严,这些看起来也是“创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其实不然。早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任何“单位”可以随时这样做,那时叫做“隔离审查”。试问这两者之间(所谓“挨整就是坐班房”),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文化大革命”中只不过范围更广、声势更大、更公开而无所隐晦,如此而已。再说得稍微远一点,“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些基本动作,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早已做过了! 还可以上溯到那个世纪20年代湖南的农民运动。那篇著名的雄文中的“语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念得最多,而且是句句照办的。    
    这些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从来无视人权。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那种无所顾忌、调侃而又简明的风格把这种情况一语道破,他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中国没有的是这种法制与人权,那么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专制主义,是个人崇拜。这至少是中国封建传统的重要内容。    
    斯大林的盖子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以后,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指出,斯大林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英美那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说,苏联那样的人民只配有那样的领袖,我认为也说得很对。所谓那样的人民,意思就是拥有那种专制传统的人民。同样的道理,我国1952年的所谓“院系调整”中那样顺利地照搬了斯大林那一套,照单全收,略无窒碍,也是由于我们拥有同属于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式“文化专制”传统之故。……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破坏文化、破坏教育,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这笔账必须算一算。    
    现在大家公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那么教育呢?文化呢?人民的道德水平、知识智慧和素质呢?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中外历史上没有过,战争时期没有过,无论抗日战争中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没有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可见真如廖沫沙所说,这“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可是这“大革文化命”,却并不是等到“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就高等教育而言,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那一套的要点是:取消综合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科学。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系,根本不承认马列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社会科学。所谓重理工,也是只重技术而轻基础理论。技术的各个学系内部又细分为各个狭小的专业,学生毕业出来,对于自己专业范围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例如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拥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的完整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把它变成了一所破碎的文理科大学。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文化人才。这种不要文化人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


第三辑 在文化史的长河中第46节 鲁迅和文化人的命运(2)

    中小学当然也要“由工农兵领导”,至于怎样贯彻执行,这里只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农村看见的。在乡的辖区内或人民公社时期大队辖区内的中小学,就归那一级的党政机关领导,校长们和教师们那些“文化人”统统是他们的属下。这一级的领导人员大都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贫下中农出身,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入党以后才扫盲。但是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叫老师们甚至全体师生一起来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所以,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    
    大中小学这种“停课闹革命”的损失,也许还是看得见的。更大的损害是全国文化人的地位、处境和遭遇。知识分子文化人是社会的头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道德、智慧和传统的载体。建国以来我们的文化人长期受歧视、受凌辱和受迫害,超过了七八百年前十分落后的蒙古游牧民族统治的元朝。这在中国固然史无前例,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这样地对待文化人、这样地对待教育,是整个愚民政策的体现。这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多大多严重,这笔账很难算,简直算不清。我认为它的危害之恶劣、遗祸之深远,大大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因此这笔账尽管算不清、却更应当深入地算。    
    关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大家都知道至少要花几十年的努力才补得起来。不过据说在经济这方面,后来者反而有后来者的特殊的优势,所以花几十年的功夫还有可能迎头赶上。但是人民思想的僵化窒息和民族生机的斫伤、文化教育方面的损失、道德的沦丧、良好民风的彻底败坏、人民素质的普遍跌落,难道是几十年能够恢复和挽救得过来的吗?我想这决不是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问题!我恳切希望有关专家们好好算一算,为的是让我们大家接受经验教训,清醒起来,努力争取尽可能快些了结和偿还这笔账。    
    人类最宝贵的是经验教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能收益最多。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头脑不愿意接受经验教训,由于种种近视眼的原因,    
    尤其不敢正视自己的或自己那个小集团的错误,拒绝总结和接受那些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然后自己和后人再重复那些错误,招致更大的灾难。唐代的大作家和政论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为何要那样对待知识分子文化人?    
    鲁迅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是20世纪中国文化人的首席代表。所以,历年来提出“假如鲁迅活着”这样的问题,都是现代文化人对于自身命运的“天问”。    
    “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文化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者培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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