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鲁迅活着-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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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答话是迥然相异的。　　　　
　　　　陈晋同志是以严谨的态度，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史料的分析，提出了有据、有理的质疑。而且，陈晋同志也没有轻率地完全否定罗稷南向别人谈论此事。陈晋同志说：“笔者萌生出这样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谈话‘鲁迅活着会怎样’，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上述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这是说，毛泽东确实谈过‘鲁迅活着会怎么样’这个话题，只是在辗转流传过程中把讲话的内容、时代、场合置换了。”——这是积极的、善意的也是合乎情理的猜想。　　　　
　　　　但是，最近又出了一些新材料，使这个问题有了新发展。　　　　
　　　　（二）　　　　
　　　　海婴同志《鲁迅与我七十年》提到这段毛罗对话是罗稷南“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而海婴同志是1996年听“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他的。但并没有提出姓名。2001年12月，贺圣谟同志出来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的“一位信得过的学生”、“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而又告诉海婴同志的“就是我”贺圣谟。贺圣谟同志在2001年12月向上海《新民周刊》记者就此事作了说明。2002年12月5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贺圣谟同志的《“孤证”提供人的发言》。　　　　
　　　　贺圣谟同志叙述了罗稷南向他全盘托出的细节：　　　　
　　　　时间：1965年暑假（7月31日）。　　　　
　　　　地点：罗稷南家中（贺“应邀到上海罗稷南家中住了十来天。那时罗老的夫人去世不久，他孑然一身，我们白天晚上都毫无拘束地谈话”）。　　　　
　　　　内容：“罗稷南亲口告诉我的话：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罗稷南当时对我说的话就这么一些。”　　　　
　　　　情景：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在鲁迅逝世十周年时曾出过特辑，有个专栏就叫“要是鲁迅还活着……”贺圣谟听罗稷南说毛罗对话后问罗老，“他问毛这个问题是否受过《文艺春秋》的影响？他含笑颔首。我因当时听了这事很感震惊，故记忆极深”。　　　　
　　　　贺圣谟同志向周海婴同志提供这次毛罗对话的细节：　　　　
　　　　时间：1996年10月24日。　　　　
　　　　地点：宁波。“纪念巴人学术讨论会”代表所住的饭店。丁景唐先生住的房间。贺圣谟去看望丁先生，在那里初会心仪已久的海婴先生。　　　　
　　　　内容：我向他转述了罗稷南亲口告诉我的话（见前）。　　　　
　　　　情景：“海婴听后一怔，接着说他没有听说过这话，他母亲也没有听说过，并说毛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贺圣谟当时的印象是：“作为鲁迅的亲人，他似乎不愿相信毛曾对鲁迅有过这样的‘评价’。而我，亲耳听到罗稷南的讲述，而且相信罗稷南为人耿直，绝非危言耸听的人，因此对海婴的不信，感到遗憾。同海婴说过这事后，我似乎了却了一桩心事。”　　　　
　　　　以上是贺圣谟同志亲耳听到亲口转述的过程。因为当时所知亲耳听到罗稷南讲述的仅贺一人，因而称为“孤证”。但是，又出现了亲耳听到罗稷南讲述“毛罗对话的回忆”，“孤证”又增了旁证。　　　　
　　　　2002年8月，山东画报社出版了《老照片》第二十四辑，其中有罗稷南的侄儿陈焜同志的文章《我的伯父罗稷南》，其中有“毛罗对话”内容。《书摘》2002年12期以《设问求答于毛泽东的罗稷南》为题摘登了这篇文章。陈焜同志“自己就曾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1957年7月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第一辑　“毛罗对话”的公案第23节　我所了解的罗稷南先生（2）

　　　　陈焜文中所述的罗稷南讲述的细节如下：　　　　
　　　　时间：1960年。　　　　
　　　　地点：陈焜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罗稷南家养病住了几个月。　　　　
　　　　内容：伯父讲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就单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情景：陈焜同志认为，我的伯父罗稷南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刻特别重要。这次1957年7月的设问求答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向一个重要的人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01年冬天，我曾经写信给周海婴，说明我自己曾经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以上的材料说明，罗稷南确实先后向他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和他的侄儿亲口讲述1957年7月他向毛泽东设问求答的情况。而他们又先后向周海婴做了转述。但这些也都是罗稷南一个人的口述，虽已不是一个人的“孤证”，但也还是没有更有力的旁证的疑案。　　　　
　　　　（三）　　　　
　　　　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以近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黄宗英同志的文章：《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在此前后，《文汇读书周报》也发了黄宗英的文章。黄宗英同志说，“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　　　　
　　　　黄宗英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是：1957年7月7日晚上，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7月11日和《解放日报》7月9日刊载的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问起几个人后，“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　　　　
　　　　关于“毛罗对话”的过程，黄宗英回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回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黄宗英同志在亲聆这段“毛罗对话”以后四十多年的今天，还“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对她的震撼”。　　　　
　　　　当时黄宗英坐在毛主席身后，她旁边是赵丹和应云卫。他们也应是在现场听到的，因为她和他们还有过议论。从照片上看，围着小圆桌的除毛、罗外还有四五个人。周海婴同志说，他2001年7月拜访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位前辈告诉他“也听说过这件事”。不知当时现场可有这位前辈？　　　　
　　　　（四）　　　　
　　　　陈焜同志的文章中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是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时机都有人提过的老问题；但是，有了1957年夏天发生的事情，问题重提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　　　　
　　　　黄宗英同志的文章中也说：“（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问题，文化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　　　　
　　　　我以为，这是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中实际存在的思想疑虑。其原因，我以为和政治运动中一些文化人的遭遇有直接的关系。鲁迅在3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代和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文艺路线和反动统治者斗争时的同志和战友胡风、冯雪峰等，鲁迅当时支持甚至扶植的革命青年作家萧军、丁玲等，在解放后不同的政治运动中先后挨整、受批甚至获罪，而有些罪名又牵涉到鲁迅。而在“1957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中，仅就翻译家罗稷南应该知道甚至熟悉的译文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如黄源（也是鲁迅生前支持扶植的青年）、傅雷（也是和罗稷南同时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参与创始民主促进会的翻译家）以及研究莎士比亚的孙大雨、研究左拉的毕修勺等，也都先后受到批判和围攻（以后也都定为右派）。这些主要是对知识分子的极“左”的过火的批判和处理，不能不在知识分子群中投下阴影并产生疑虑。“鲁迅活着会怎样”就是人们私下议论和“嘀咕”的一个问题。罗稷南独特之处，就是他“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黄宗英语）。　　　　
　　　　这里有个问题。陈晋同志引用的1983年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和新闻出版界座谈时对“鲁迅活着会怎样”的答话，和贺圣谟、陈焜转述的以及黄宗英“亲聆”的毛罗对话“迥然相异”。陈晋同志的文章中提到，毛泽东1957年3月的“讲话记录稿中并没有鲁迅活着会怎么样”这样的话题。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话题就是以后整理成正式文稿时加进去的。毛泽东的讲话在以后正式发表进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而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是常有的，也是正常的。　　　　
　　　　（五）　　　　
　　　　我之关注罗稷南问题，除了前述的是关系到“民进会史人物”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罗稷南和我父亲楚图南有很深的友谊和近五十年的交往。《楚图南文选》（1993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所选的文章中有好几处提到罗稷南。如：“一九二三年底，我领到了高师的毕业文凭，……就回到了昆明，并接受了李大钊同志布置的任务，一是要尽可能多的接触学生，二是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和我一起从北京回昆明的还有北大毕业的陈小航（他后来笔名叫罗稷南，曾参加第三国际的工作，第三国际解散后，从事翻译工作……），我们都在省立一中担任教职。这样就结识了一批学生，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又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和陈小航同志（即罗稷南）在云南省立一中教书，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和其他朋友一起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等团体，半公开地进行大革命和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宣传，团结了一批学习勤奋、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李生萱——艾思奇的原名——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又如：“我是一九二五年底到东北的。……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关内一些同志被迫流亡到东北，如尚钺、陈小航（后来笔名为罗稷南）、王复生、李扶人、郑效询等。对这些同志，谢雨天（当时长春二师校长）都尽力通过各种关系安排职业和工作。这样东北进步文化运动、青年运动有了新的蓬勃发展。”又如：“一九三五年，我从东北出狱后，到了上海。当时作共产国际工作的陈小航同志也从天津来上海相会。这期间，我们和艾思奇同志经常相会。十年前，我们曾是师生关系；十年来，为着共同的理想，我们都进行了斗争，初步的经受了一些考验，这就使我们进一步成为战友，成为同志。……一九三五年他被批准和周起应（周扬）同志、何干之同志等一起经由上海到延安去，临行前，我和小航同志在董竹君开设的上海锦江饭店为他饯行。”《楚图南文选》还专有一条陈小航的注释：“陈小航即罗稷南，著名文学翻译家。译著有梅林的《马克思传》、高尔基的《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爱伦堡的《暴风雨》。早年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解放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任职，并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我之所以引用《楚图南文选》有关罗稷南的这些段落，除了说明我父亲楚图南和罗稷南有着近50年的同志、战友情谊之外，还因为其中明确、肯定地提到罗稷南参加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而在前面提到的陈晋、陈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