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9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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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确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陈济棠大失所望，拨给军饷就没有那么爽快。多次“叛变”的“三大舰”官兵十分不满，历史上陈策就是抓住这一点策反了“三大舰”（“三大舰”后避去了香港）。

　　　　有了这段历史渊源借鉴，蔡廷锴拨给陈策一大笔钱，用于收买“三大舰”成功。因为奇袭广州的关键在于夺取黄埔港，如果“三大舰”在场足以坏事（203毫米巨炮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当叶挺率2个陆战旅乘坐3艘日本巨轮靠泊黄埔港后，“三大舰”反而驶向虎门威慑要塞，护卫珠江口，掩护十九路军后续部队乘船进入黄埔港登岸。

　　　　十九路军留在广东的谭启秀补充旅是一颗安插在陈济棠心脏的“定时炸弹”。蔡廷锴以将该旅调回福建为名，将其从罗定开往广州黄埔港乘船。叶挺算准日期，该旅暗中控制行程，旅长谭启秀率第1团（集中配备了全旅所有手枪）先到黄埔港外围的十九路军营地驻扎。陈铭枢当政广东期间，十九路军的翁照垣、黄固两个旅就驻扎在此，后此营房被邓龙光的独立4师占据。邓龙光师赴韶关后，谭启秀的补充旅顺理成章地“故地重游”，以便就近登船。陈济棠为酬劳蔡廷锴调停他与陈策的冲突，将一批新武器拨给补充旅，就由广东兵工署直接存放在该营房内。故谭启秀接收武器时与兵工署长杨晏清搞好关系，行贿一笔。杨晏清完全放松警惕，7月7日晚，陈济棠向日本购买的军火运抵黄埔港，由于陈济棠在赣南前线的大军损失惨重，急需使用这批威力强大的军火，故严令杨晏清以最快速度卸货，用汽车拉往西郊黄沙的火车南站，装上大批空车皮，运往韶关转南雄前线。

　　　　因军火数量太大，杨晏清深感人力不足，害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谭启秀“毛遂自荐”，提出派官兵支援卸货且不要酬劳。杨晏清大喜应允，哪知谭启秀暗中兵分数路：一路数百人全部暗藏手枪、手榴弹进入码头，伺机发难，接应叶挺率部上岸；一部数百人奇袭港口、鱼珠炮台；还有一部化装成便衣夺取虎门炮台，接应陈策的海军陆战队登陆。

　　　　当然这一切都以两个人不到码头为前提。因这批大宗军火系向日本购买，届时日本驻广东总领事川越文四郎、武官和知鹰二必然会到码头迎接，那时他们肯定不允许日本死敌——十九路军的部队卸载日本军火，那样奇袭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所以补充旅另派一支小分队埋伏在从沙面日本领事馆至黄埔港的必经之路上，武装劫持两人并秘密关押，所以杨晏清才在码头就等不到。

　　　　此时，补充旅的第2、3团也与7月7日晚开进广州市区，按照预定计划分别夺取城内要点（地图和目标物照片均由上次陪同蔡廷锴访粤的随从人员四处观察拍照提供，并有改造社秘密潜伏在广州的人员引路）。

　　　　那么，这3个师团的日本军火运给陈济棠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且说陈策的海军劫夺陈济棠运送军火的“水东”轮，使陈济棠购买的军火血本无归。因赣南“剿匪”在即，已经来不及向欧洲、美国购买军火，陈济棠就将主意打在还算近的日本身上，结果与日本驻广东武官和知鹰二一拍即合。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与军部共同制定了一份对华政策文件，规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决满蒙问题之既定方针迈进”，同时，“一面努力封闭第三国对此容喙之机会，确立东方门罗主义；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分别建立与满蒙一样的亲日、独立国家”。（见《大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日本认为，将华南从中国分离出来，总比统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为有利。据此，日本军方加强了拉拢两广军阀的工作，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陆军武官和知鹰二，在闽、粤、桂一带策划“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与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密切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来到广州，与和知鹰二进行密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弹药、派遣军事教官、建设空军等要求（注：日本外务省档案，R。WT14，IMT49）。桂系军火及军事技术均来自日本，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日本将领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李宗仁回忆录》，第683页）。广西派遣两批空军飞行员到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学习空战技术；广西军事教育长刘士毅等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订购山炮、步兵炮、轻重机枪、弹药、工兵器材以及战斗机9架；日军并派军官担任广西各军事学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队军事顾问（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但所有势力都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李宗仁的至交刘斐便告诫李、白：“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日本明知粤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为了破坏中国统一以利其侵略中国，仍继续给两广以军事援助。

　　　　历史上桂系、粤系军阀发动的“抗日救国”的“两广事变”，更是闹剧一场！白崇禧分析蒋介石之兵力无暇南顾，且湖南何健愿与两广合兵攻武汉，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陈济棠之胞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后禀报道：“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参见：《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一个“友邦”之称，一个“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并预定“北上抗日”到武汉为止，接着“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可见他们“抗日”的真谛不过‘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而已。

　　　　尽管两广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却似乎“宽宏大量”，派遣军官百余人到陈济棠粤军充当顾问，集中住在广州沙面别墅，指导陈济棠的“抗日大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

　　　　当然，尽管1931年后两广地方实力派为增强反蒋声势，维持半独立地位，与日本多有接洽，也购买了一些日本武器，聘请了日本顾问，但他们出于民族大义，并未与日本签订什么协议，最多是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广东地方实力派中甚至有一部分人主张利用日本浪人搞蒋，也在所不惜，且有翟歧卿到蒋统区暗杀日本人，以增加蒋的麻烦的计划，只是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两广事变”发动时白崇禧、陈维周所言，至多只能视为虚张声势的打气之词。两广只是利用了少数日本人而已，并没有到“联日”的程度，以后更是利用日本武器坚决抗日，这与汪精卫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济棠失败下野后，桂系立即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驱逐出境。李、白决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刘斐：“两广‘六一’事变”）。他们确实也这样做了，在广西积极开展抗日、民主等活动，“七七事变”后桂系军队2个月即装备4个军，共48个团开赴抗日前线，并在台儿庄、昆仑关之战中立下不朽功勋，此乃后话。

　　　　闲扯一大堆，无非是说明当时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却在暗中与日本接洽，大批购买日本军火。和知鹰二为了实现他的“华南大亚细亚主义运动”，积极为军火一事牵线搭桥。当时日本正陷入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而无法自拔，占领中国东北又遇到几十万抗日义勇军的抵抗而无法专注建设，只有军火能换回硬通货。此次陈济棠为尽快取得军火，答应拿出1000万元巨资，以及江西大余的大批钨砂，换取日本陆军3个师团的标准装备。

　　　　权衡之下，日本陆军部很快就同意为陈济棠提供3个标准师团的装备，除巨额外汇的因素外，缺乏资源的日本也急需这一大批制造枪炮最重要的原料——钨砂。该批钨砂从大余运至黄埔港装船时，被码头工人发现运往日本，一时大哗，工人们以大罢工抗议，被陈济棠派兵弹压，终于把这批钨砂运到日本。所以叶挺估计在黄埔港只要揭露陈济棠勾结日本的证据，码头工人是会支持坚决抗日的十九路军的。

　　　　叶挺对3个师团的装备运给陈济棠一事知道大概（蒋先云告知），于是作两手准备。一是派出福建海军舰艇，日夜监视台湾海峡航线，于7月初发现3艘日本万吨轮在驻台湾的日本海军舰艇护航下南行，判断必为军火船。二是以大规模登陆演习为名，将2个陆战旅调到东山岛（就是21世纪初解放军每年定期举行反“台独”三军联合演习的地方），并宣布全岛戒严，不准岛民上岸（另电讯监控确认岛上没有日本人的电台发报）。东山岛在福建与广东交界处，此前十九路军经常在此举行演习，驻台湾日军开始十分紧张，后也习以为常。

　　　　由于福建、广东海域交界处是中国海军与驻台湾日本海军的默认分界线，日本海军舰艇至此回航，3艘巨轮进入广东海域以为已经安全了，保持12节的经济速度行驶。因夜黑能见度差，每船之间的距离保持在5海里，这就为福建海军逐一奇袭提供了机会。

　　　　3艘日轮进入广东南澳岛海域，夜色已经漆黑。此时福建海军调集的全部20艘快艇，满载数百名精选的陆战队突击队员，以及上百名海员（预定操纵日轮），以20节的高速全速行驶，至夜晚9时追上日轮。

　　　　陆战1旅的旅长杨廷英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夺船战。

　　　　追逐的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时刻，一旦被日本人发现就会前功尽弃。然而，杨廷英很快就发现担心是多余的，在过台湾海峡时提心吊胆几天后（害怕福建海军强行截夺），船上的人员都已经疲惫不堪，加上进入广东海域，全部放松了警惕，倒在舱房里呼呼大睡，只留下驾驶员和大副在驾驶舱控制船只，整条船处于不设防状态。夜色漆黑，同时，相对于货轮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快艇的声音很容易淹没在海洋的噪声里面。

　　　　经过十几分钟紧张的追逐，先头快艇率先靠上货轮的尾部。一名突击队员抛出飞抓，钩住船舷的栏杆，然后用力拉了拉，确认没有问题后，立刻沿着绳索爬了上去。爬到船沿后，他左手握住绳索，右手掏出手枪，慢慢探出头去，迅速扫视一遍甲板，只见冲洗得干干净净的甲板上空无一人，随即抓住栏杆轻轻一跃，悄无声息地落在甲板上，然后取出背着的绳梯，在栏杆上绑好，再探头向下做出安全的手势。接着他连续几个漂亮的前滚翻，最后伏在一堆缆绳后面，密切注视着货轮的前部，掩护队友登船。

　　　　等到聚集到30多个人的时候，突击队分成四组：一组控制驾驶室，一组控制货舱，一组控制船员宿舍，一组控制动力舱。

　　　　10分钟后，最后面的“旭日丸”已悄无声息地落入突击队手中。40多名日本海员被结实捆绑、塞口关押起来。

　　　　福建海军派出的40多名船员随即上船，分布到各个岗位，操纵了这艘货轮。

　　　　如法炮制，突击队又控制了中间的“旭日丸”。

　　　　在夺取最前面的“东日丸”时却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8名队员悄悄地摸到驾驶舱的外面，背靠墙壁，伸手握住门把手，用力一拉，舱门应手而开，先头一人一个箭步跨了进去。正在驾驶舱的大副松川洋介听到声音，急忙扭头察看，突击队员手中的匕首飞快地从他的咽喉划过，随即，一条血痕出现在松川的脖子上。这个秀气的日本人惊恐地圆睁双眼，喉头发出咯咯的声音，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