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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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先云道：“没什么，劳烦顾书记久等了。我初到不了解情况，一切听中央安排。”

　　　　“前方军委设在江口，项英同志在那等你。”

　　　　蒋先云和顾作霖等人乘坐一辆小汽车（原属起义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所有）前往江口，“列宁”号则由苏区中央保卫局的一名同志“监督”，加油后拟于次日飞返新集，接另一位重要人物前来中央苏区。

　　　　途中蒋先云与顾作霖简单交谈后，即仔细研究打赣州的作战计划。

　　　　实际上蒋先云对此计划早就清楚，他利用这段行车时间，简单回忆了现在中央苏区和打赣州的争议情形。

　　　　项英是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的。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在宁都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

　　　　王明虽然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共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王明在莫斯科也曾经自鸣得意地说过：“列宁大部分时间居在外国，主要关键都是列宁决定的”。言下之意，我王明在国外，临时中央的主要关键问题也都是我王明决定的。可见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王明的名字来命名是事出有因的。

　　　　由于毛泽东指挥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的周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又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毛泽东同志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表明毛泽东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毛泽东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是信任的。

　　　　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11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毛泽东同志受到了批判。

　　　　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毛泽东“丢了兵权”：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属于苏维埃政府系统，以与党的系统“中央军委”相区别），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委员。这一届中革军委，后来出了6名共和国元帅）。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总政委被取消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时是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的任务主要是打仗，像毛泽东这样一位战争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把他闲置起来。

　　　　1931年12月底，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到达瑞金。1932年1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周恩来虽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的处境也很不好。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就在发言中挖苦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所以周恩来同志也无力扭转当时的“左倾”错误。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10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5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

　　　　毛泽东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彭德怀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打赣州。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不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及攻打赣州的人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不能再继续了，于是有个叶坪会议。

　　　　1932年1月中旬，在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毛泽东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但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处境越来越困难。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1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临时中央决定打赣州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他们不能在上海立足，就转入苏区，弄个大城市当“红色首都”，也显气派。

　　　　打赣州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彭德怀也是赞成的，他当时认为：“赣州守军马（崑）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彭德怀对夺取赣州的任务“也是乐意执行的。”他后来回忆说：“赣州城是赣南的商业中心（三、四万人口），也是反动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十二县有利；又能使湘赣苏区联成一片，巩固后方，使中央苏区形势更好，党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在瑞金就比较安全；红军向北发展，不仅无后顾之忧，而且有了一个新的态势，更有利于机动作战。”

　　　　但彭德怀这个判断是建立在错误的情报基础上的：赣州守敌不是8000人，而是18000人！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判断正确：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3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3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

　　　　但打赣州是临时中央乃至共产国际的决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蒋先云作为异时空来客，自然洞悉打赣州的成败所在，他无法坐视数千红军的牺牲，只有把握住那微弱的胜机，化败仗为胜仗，才能避免中央红军的重大损失，并为毛泽东同志的“复出”创造机会。

　　　　在错误的战略下，并不是不能取得战役战术上的胜利——1930年7月彭德怀打长沙就是个例子，那时在“立三路线”的整个错误战略之下，彭德怀抓住时机，指挥得当，攻克了湖南省城（这是红军唯一攻克过的省城）。反过来说，打赣州是战略上的错误，但在战役战术的层面，如果部署得当，还是可以取得胜利的。

　　　　贡水北岸重镇江口。这晚，项英率领“中革军委”的“前方军委”成员站在路边等候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过的、共产国际指示负责中国革命军事工作的蒋先云的到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负责直接攻打赣州，但外围参战的还有其他红军部队，这时红一方面军已经撤销，由红三军团指挥部指挥多支红军部队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由“中革军委”部分委员组成“前方军委”，赴前线统率全盘作战。

　　　　夜已经深了，还不见蒋先云的身影，大家不免有些焦急。又过了一会，路前方突然出现了一辆小汽车。渐渐近了，项英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小汽车停下后，蒋先云在顾作霖陪同下，与迎上来的项英等人一一握手。

　　　　只见项英中等身材，身体结实，有着一双严峻的眼神。从他的神态上，风度上，面部表情上，都给人一种以不屈不挠的感觉。

　　　　项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和贡献。他原名德隆，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一个平民家庭。1920年，在武汉组织了纺织工人首次罢工。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那年，他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发动和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多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担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代表，赴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接见了他，还把自己使用多年的手枪送给他，赞誉他是真正的工人运动领袖。

　　　　由于军情紧急，没有多少寒暄（聂荣臻、林彪等都很熟悉蒋先云，但现在这个“冒牌货”比较心虚），攻打赣州的作战会议立即就在路边一座民房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项英、顾作霖、彭德怀、聂荣臻、林彪、陈毅、滕代远、周以栗等，蒋先云作为特派员列席。这时朱德等同志已被排挤在外，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同志由于工作繁重，留在红都瑞金。

　　　　蒋先云特意观察了林彪，心中一阵感慨。

　　　　林彪看上去不像红三军团长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但他的双眼总是炯炯有神。林彪比彭年轻8岁，长得十分瘦削，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像个文雅精干的小学教师，而不像是威震敌胆、叱咤风云的年轻将领。一军团，红军主力中的主力，开路先锋，历来最艰难的任务常常落在这个军团的肩头，一军团和三军团互为左右手，交替打击着敌人，在战场上，他不像彭德怀那样威猛决绝、森冷严苛，而是以他的机智敏捷果断和历来的赫赫战果，使他和他的一军团获得了战无不胜的声誉。他在1931年担任军团长时只有24岁！

　　　　在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毛泽东称林彪是‘无与伦比的元帅’、‘无敌元帅’，斯大林赞扬他是：‘中国最杰出的统帅，智力与勇气在所有人之上，他是个赤色铁腕。’蒋介石咒骂他是‘战争的魔鬼’，同时也承认他是掌有军事机密的关键人物。”

　　　　红军统帅虽然性格各异，但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了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一击即中，被称作“红军之鹰”。而彭德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而被称作“红军之狮”。林彪暗自憋劲与彭德怀一试高低，一心要超过这位敦厚朴实的军团长。即将到来的赣州战役，将是一场灵鹰与雄狮之间的、同志式的较量与竞争。

　　　　这时只听项英道：“先云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共产国际派来的负责中国革命军事工作的代表，也是我党优秀的军事家，在鄂豫皖战功赫赫。根据绍禹（王明）同志的建议，他冒着危险乘飞机从鄂豫皖前来中央苏区，一定会对攻打赣州提出宝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