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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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共中央特工科收到黄金荣转来的信。上面说：“……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929年冬到1931年底，邝继勋被党中央派到湘鄂西、鄂豫皖地区工作，历任红4军、红6军、红25军的军长以及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其间，他率领红6军和贺龙领导的红4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于1930年7月4日组成了红2军团。红2军团以一连串辉煌的胜利，把洪湖、湘鄂边、秭归、巴东、兴山、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月中旬，鄂豫皖红15军和红1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后，邝继勋任军长，他和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该军打大仗、打恶仗，使豫皖苏地区南面恢复到黄安、麻城；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面恢复到英山、霍山。根据地人口达到200余万，红军也壮大到了1。5万余人。1931年10月红25军在麻埠成立，邝继勋任军长，11月7日他率该军在黄安七里坪与红4军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他任25军军长。在他们的指挥下红军先后取得商南、苏家埠、霍山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并于1932年12月下旬进入川北，建立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由于邝继勋与曾中生、刘士奇等几位同志联合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遭到张国焘的嫉恨。1932年12月29日，张国焘主持建立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任命邝继勋为主席。邝离开了军队，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1933年3月的一天，张国焘把邝继勋请到自己的住处。说你在川军里朋友多，你能不能写信动员他们站到我们方面来，至少也不要与我们为敌。这个工作对于巩固根据地意义很大。邝继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可以有所作为，便爽快地答应了。他挥毫洋洋洒洒给曾在同一部队共事的川军旅长谢德勘写了封信，谈友情、论形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析利害，劝他站到红军方面来。
但这封信竟然很快出现在张国焘桌上！1933年4月中旬，邝继勋突然遭到保密局的逮捕，他被告知犯了“通敌”罪，“铁证”就是那封信！1933年6月17日上午10时，牢门推开处，进来的高大个子就是方面军保卫局的执刑队队长。
“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趟！”执刑队长冷冷地说。
邝继勋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拔出毛笔，挥笔写道：“曾中生、张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请你们多加保重，活到胜利时向党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执刑队长不耐烦地向外一招手，立即闯进三个红军战士向邝扑去……群峰垂首，山泉呜咽！一代将星殒落，时年仅38岁！1937年春，延安批判张国焘左倾路线，毛泽东说：“邝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当烈士待遇。”
之所以任命蔡申熙为参谋长，是因为他有杰出的指挥才能，但右臂残疾，行动不便，所以安排他与有眼疾的刘伯承搭档，负责后方全盘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蔡申熙来到上海，与刘伯承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几十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与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党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忠诚勇敢，工作认真。”
刘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险不惊、从容自若的大将风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将3支短枪藏在小皮箱内，准备运送到秘密联络点。他坐的人力车在一道关口被岗哨拦下，硬是要检查行李。“别磨磨蹭蹭的，开箱接受检查。”哨兵一个劲地催促蔡申熙下车。蔡申熙恼了，下车后挥手就是一个耳光，呵斥道：“哪个教你这样对待上级军官！我是卫戍司令部参谋，有急事要办，延误了公事，你有几个脑袋？”哨兵被打得七荤八素，懵了，连忙立正，看着蔡申熙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蔡申熙与刘伯承在一家大饭店雅座主持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突然一群国民党稽查人员涌入，要把他们带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着官腔说：“我看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我是党军驻沪参谋长，在这里商量要事。你们不信，可以问___。他是我同学。”他点到了一位国民党驻军高官的姓名，也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
稽查人员将信将疑，不敢造次。他们没有胆量直接与这位高官通话，便打电话给他的副官处。副官处的人没听清究竟，就大发脾气：“连司令的同学都敢抓，你们不想活了？”
稽查人员放下电话，满脸赔笑：“对不起，误会，误会。”然后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刘伯承问蔡申熙：“穿帮了怎么办？”
蔡申熙说：“怎么穿帮？我确实与他有同学之谊。”
所以刘伯承和蔡申熙搭档，那是既有历史渊源，又珠联璧合。
1928年11月，南昌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每日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蔡申熙来到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区，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和重建起军委组织系统和秘密机关。1929年夏，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的罗炳辉不满国民党黑暗统治和对工农群众的屠杀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军事巡视员的身份，多次赴吉安，与罗炳辉谈话，介绍他入党，最终促成吉安起义，罗炳辉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著名战将（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
蔡申熙军事素养极高，被称为“军中智囊”。蔡申熙的战略意识连眼高于顶的张国焘也心仪不已，倚为“智囊”。他用残疾的双手，一笔一划地描摹了红四方面军所有重大战略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推向鼎盛。
由于残疾，组织上安排他担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任何一次战役。由于工农红军基本上是从游击战争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绝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泥脚杆子出身的农民，他们仅有的一星半点军事知识是从战争中感受的，在红军由游击战进入运动战的时候，急需对军队的干部进行系统、正规的军事、政治教育。另外，红军部队强调以身作则，干部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指挥作战经常亲临一线，紧急时即使是师长、军长，也得赤膊上阵，这样干部的伤亡率特别高，也需要成批培养后备干部。因为这个缘故，红军中形成了选派最有经验的军事家担任军校领导人的传统，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叶剑英、林彪都曾担任过各种军校的校长。
蔡申熙深知“治军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办校上。他仔细审订各种教学计划，根据战场需要和学员情况适时地调整课程，同时注意将红军在战争中创造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操作性较强的战术模式。他还别出心裁地从俘虏中挑选一批军官担任教员，让他们教授国民党军队行军打仗的军事律条和基本做法。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育与训练并重、注重实战的教学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学员进校前连口令都不会喊，毕业后能够独当一面地指挥部队单独作战。之前他在军校主持了4期训练，培养了1000余名学员，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团营级干部。
所以要蔡申熙担任参谋长，主持军校，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再说历史上他不久后转任红4军的军长，很快就在战斗中牺牲，所以我特别怕他到野战部队去。
至于左权，正当年轻有为，任命他为副参谋长，就是能跟随方面军总部直接到前线作战。历史上他在八路军中也是担任这个角色。
刘士奇也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4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被张国焘迫害前，就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
胡底接替周纯全，担任了政治保卫局局长，这样就掌握了核心机密和电台。根据我的要求，临时中央已将宋侃夫调来鄂豫皖。宋侃夫是电台通讯和密码专家，历史上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在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严峻时刻，正是靠他提供的情报，红四方面军才从几十万敌军包围圈中成功突围。我提前调他来，一是换下张国焘的人，二是靠他破译密码，免得遭受“历史蝴蝶效应”的暗算。政治保卫局原来主要的任务是反右、肃反，现在陈赓、旷继勋、胡底三大中央特科的高手齐聚鄂豫皖，肃清特务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要胡底将主要精力放在“防左”方面，妥当处置张国焘的余孽。
我跟着宣布：“任命许继慎同志为红1军军长，倪志亮同志为红1军政委；任命姚家芳同志为红31师师长，徐朋人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周维炯同志为红32师师长，熊受暄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徐百川同志为红33师师长，姜镜堂同志为师政委。”
红四方面军原来只下辖红4军和红25军。红4军3个师全部配齐，红25军只有73师这一个师。由于大批“白雀园干部”解放，但原职位已满，为不致于冲突，我特地向中央另外要了4个军的番号，以安置干部。
当时中央正在号召猛烈扩大红军，甚至提出要迅速扩充至50万人以上。当时全国红军不过10多万人，为扩大影响，大造声势，迷惑敌人，故各地发布了一大堆军、师的番号，实际上军的编制不到国民党军1个师，师至多相当于国民党军的1个团。由于番号纷杂，重复甚多，从1930年秋开始，中央军委陆续颁发统一的军番号。但一些著名部队也有重复的。因为红军的肇始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第4军独立团，有着“铁军”的威名，威震全国，为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同时表明红军继承了北伐“铁军”的优良传统，所以各大根据地一开始就都有红4军。中央红军上井冈山的红4军就不必说了（这是正宗的正宗），湘鄂西、鄂豫皖都有红4军。后来湘鄂西的红4军换了番号，但鄂豫皖的红4军一直保留。有红4军番号者，均为头等主力。还有就是红3军番号重复，中央红军的红3军就是著名的“飞将军”黄公略的部队，湘鄂西的红3军领导人就是贺龙，都大名鼎鼎。
我这次要来的军的番号，是红1、9、27、28军，都是鄂豫皖历史上曾经存在且有影响的部队。
令人奇怪的是，红1军番号为各军之首，但历史上红1军番号长期空缺。只有许继慎到达鄂豫皖后，1930年4月将原红11军的31、32、33师组成红1军，不过很快就与蔡申熙的红15军合并成鄂豫皖红4军，至此鄂豫皖红1、15军番号缺失。由于1931年12月13日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刚在江西的宁都起义，震动全国，被改编为红13、14、15军，15军的番号已经用了，所以我在鄂豫皖只有恢复空缺已久的红1军。许继慎是该军的老军长，军政委倪志亮原为红4军红10师的师长，资格也老，与许继慎搭档也合适。
按道理恢复红1军番号的话，其下辖的3个师番号应为红1、2、3师。但中央红军的红1、2、3师大名鼎鼎，为避免重复，所以使用原鄂豫皖红11军的31、32、33师的番号，也有历史继承性（红11军番号当时已经存在，不过是广东东江纵队的，影响不大）。这3个师的师长姚家芳、周维炯、徐百川都曾在黄埔军校或武汉分校学习过。所以红1军的主要军、师领导，是清一色的“黄埔系”（许继慎是一期的，倪志亮、姚家芳是四期的，周维炯、徐百川是分校的）。
姚家芳，这个高唱过“以血洒花”的黄埔学生，历史上曾任红25军75师的师长，被沈泽民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监督利用”，后终于没有逃脱沈泽民的屠刀。红25军军长吴焕先几次相救，都没能保得住这个“黄埔”牌，只能洒下热泪。
徐百川，安徽合肥人，1901年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入党，是皖西中共党员中不可多得的将才。
周维炯过去就是红32师的师长，徐百川过去也是红33师的师长，徐朋人、熊受暄、姜镜堂都曾在原红1军担任政工人员（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次重建红1军，也是照顾到历史渊源。
红1军的部队来源，是解散了由皖西游击队、红34师改编的中央独立第1、2师和原红1军独立旅组成的，故人员勉强充实，约有1万人，每师3000人左右。
我接着宣布：“任命王树声同志为红4军军长，曹学楷同志为红4军政委；任命王宏坤同志为红10师师长，甘济时同志为师政委；任命吴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