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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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担任代表团的英文翻译。会后他被留下，也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班学习，他也不忘情于文学，曾用“罗美”的假名给在日本的哥哥沈雁冰写信，对其小说《幻灭》提出修改意见。在中山大学有三对夫妻，沈泽民和张琴秋就是其中一对。不久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又上了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他不仅当学生，还担任翻译和助教。每次学习必至深夜，加上当时莫斯科生活供应很差，不幸得了肺病。
1930年秋，共产国际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陆续派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共党员回国。沈泽民属于最先回国的一批，张琴秋因刚生下女儿玛姬，回国时间稍晚。秋后，她把女儿送到莫斯科国际孤儿院安置妥当，才与另一女同志乘火车至赤塔，再由苏方人员护送，悄悄进入满洲里车站，然后绕道回到上海。1931年4月，两夫妇被中央双双派到鄂豫皖。
临走前，沈泽民和张琴秋去向母亲和哥哥告别辞行。据沈雁冰后来回忆：“我知道苏区战斗频繁，环境是艰苦的，但他们俩都情绪高昂，对前景十分乐观，尤其对于能到自己的地区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
我见到身材矮小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只见他鬓发漆黑稠密，面色白皙清秀，嘴唇上留着两撇短短的八字胡须，噙着个蝌蚪形状的小烟斗。讲起话来总是那么慢条斯理，从容不迫，把个小烟斗在眼前晃来晃去的，完全是一副文人学士模样。但我知道，他执行起“左”倾路线来，是翻脸不认人的，搞“肃反”比谁都积极。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川陕，沈泽民留在鄂豫皖当地，直至1933年11月死于疟疾。
张琴秋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她在上海从事过工人运动。1931年同丈夫沈泽民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73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张琴秋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红军三大主力长征会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成员包括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徐向前说她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她的命运也是悲惨的。西路军失败后，她被马家军俘虏，1937年8月被押解到南京“首都反省院”，又被周恩来救出去了延安。1949年建国后，张琴秋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的1968年4月，张琴秋在隔离审查期间跳楼自杀。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三人，与阴险狡诈、铲除异己且最终叛变的张国焘不同，是有本质区别的。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像许多很少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一样，看待中国革命的方法更多是书本式的和教条式的，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正确时，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他那火热的激情，会使他们自己成为革命的财富和巨大的动力；而当革命的路线、政策、方针发生错误时，他们的忠诚和激情却会对革命带来严重损害！
所以对他们三人，我决定采取与对张国焘不同的方式。
在新集苏维埃政府大院与三人见面后，我先给他们看了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对张国焘隐瞒历史上叛变的决议，以及张国焘在叛变期间书写的自白材料的档案副本。三人越看档案脸色越难看，尽管是大冬天，三人汗水还是涔涔而落。只见张国焘在自白中写道：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设想，认为有显着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30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马林对我使用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奇怪的。”
“怎么样，你们三人与张国焘长期合作共事，对他的反革命言行，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吧？”我严厉质问。
陈昌浩辩解道：“是，是，可是对张国焘历史上的事，我们确实一无所知。张国焘到鄂豫皖后，满嘴都是革命口号，我们也没能觉察……”
我打断他：“可是对1931年6月5日张国焘与你们三人关于苏维埃政府的谈话，你们也没有发觉有严重的反革命倾向吗？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
放弃苏维埃运动，这又是张国焘和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等人的死肋。张国焘此人，早在1928、1929年之交就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可见他放弃“苏维埃”运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人称“老右倾”是没有错的。“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推向中国的，张国焘一向对此有看法，1931年4月到鄂豫皖后，就作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反苏维埃运动的反革命举措；入川后张国焘更是放弃“苏维埃”而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制定了与苏维埃运动不同的“入川纲领”，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又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其实际政策已明显收敛。1931年6月5日张国焘与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三人有一番关于苏维埃运动的谈话：“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这番话，在当时绝对够得上杀头之罪，不过张国焘手段毒辣，陈昌浩等三人噤若寒蝉，当然不敢表示反对，但也有知情不报的过错。
陈昌浩等三人对我背出1931年6月5日张国焘的这番“反革命言论”大为震惊。这是只有四人在场的秘密谈话，且不留文字，我竟然能知晓，当然是张国焘自己招供了，哪知道这段话在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有详细记载。
沈泽民辩解道：“张国焘确实说过这番反革命言论，只是他大权在握，电台也在他手里，我们无法向中央反映。”
我点点头。沈泽民一向与张国焘不睦，但沈泽民是王明的心腹，张国焘不敢拿他怎样。历史上临时中央给鄂豫皖苏区的指示信中曾指出“国焘同志与泽民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也许他们的裂缝从到鄂豫皖来的那一天就有了。
我又扔出一堆宣传纸张：“张国焘的反革命言论口说无凭，那这些呢？这些苏维埃政府下发的宣传品，有许多内容与中央关于苏维埃运动的指示不符，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错误的地方我已打了红杠，你们自己看！这些白纸黑字，要是到了临时中央，昌浩、泽民同志，你们身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重要负责人，亲自签名下发这些反革命宣传品，恐怕不好交代吧？”
这些宣传品，是我去白雀园的时候，要胡底前来新集收集的。由于有沈泽民等人的亲笔签发，即使是出于张国焘胁迫，他们的“反苏维埃罪行”只怕也能彻底坐实了。
还是张琴秋聪明，她试探着问：“那么，依特派员的意思，要怎样处理好呢？”
张琴秋是他们中间人品最好的一个，我也和颜悦色道：“张国焘已经在黄安前线阵亡了，我已报请临时中央同意，不追究他的叛变罪行了，给他个革命烈士称号，以维护党的形象。”
三人听了大喜，连忙说：“这样好！这样好！”
我接着说：“张国焘的叛变是历史的，但反苏维埃运动是现行的。我的想法是……”
说着，我突然把这些宣传品通通扔进了火盆。现在正是隆冬，火盆烧得很旺，一大堆纸张扔下去，更是熊熊燃烧。
我看着他们诧异的表情，接着说：“这些宣传品白纸黑字，关系到斯大林同志亲自部署的伟大苏维埃运动的大是大非问题，除非我不知道，不然是不会置之不理的。路有两条。一是我将这些宣传品送到上海和莫斯科去……”
三人急切地打断我：“那么另一条路呢？”
我微微一笑，说：“第二条，就是你们三人辞去在鄂豫皖的职务，回上海去，就说你们没能识穿张国焘的嘴脸，向中央检讨。我则给中央发报，说张国焘一手遮天，你们难以抗争，并没有过错，希望中央给你们另行分配适当的工作。至于这些宣传品嘛，我蒋先云以人格保证，决不会泄露出去，还要派人将已经散发的尽量收回、销毁。这事就算完了，两不亏欠。”
三人当然知道我是要他们走，独揽鄂豫皖的大权。虽然舍不得，但比起反对斯大林同志伟大苏维埃运动的“罪行”来……毕竟回到上海后有“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照顾，还能东山再起。三人当即表示同意：“我们当然相信特派员的保证，这就向中央发报，提出辞去在鄂豫皖的职务，回中央检讨。”
他们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故作大方：“以后还请三位在中央为蒋某人多说好话，并对鄂豫皖的工作进行指导。”
三人都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当即谦逊了一番。
不久临时中央回电，同意三人回上海等候分配工作，同时要我尽快就鄂豫皖的党政军安排拿出意见，使新班子尽快运作起来，随时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即将颁发的伟大指令。
我当然知道这个伟大指令是什么。事不宜迟，我和刘伯承、左权、胡底商量后，立即赶往七里坪，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沟通，很快就达成一致。
风雪大别山，漫山皆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冰封雪盖之中。然而，那些扎根并且拥抱着大山的冬青松柏却听到了冻土底层哗啦啦的流水声，闻到了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涌动！
张国焘死了，鄂豫皖的“三人团”回上海了，极左路线已经被排除，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已经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徐向前元帅曾经深情地回忆说：“红安县，红啊，红安北部的七里坪镇比县城还红！”
历史名镇七里坪，很多年前只有三家小饭店，来往于六安、合肥、光山、信阳的客商在此投宿，故名“三家店”。上溯七里棚，沿河而下有七里路的平原，故又改称七里坪了。以后经商的人多了，南北铺了一条街，两边摆满小铺店。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命名“列宁街”；红军打胜仗了改名“长胜街”。
清朝末年，王朝腐败，各地掀起反清浪潮，太平军进驻七里坪；清军谭军门奉命“追剿”，太平军撤出七里坪。谭军门看到这儿依山傍水是个好地方，驻下来不走了。谭军门为了防范太平军，下令在七里坪四周筑高墙，城墙高二丈，宽四尺，周长三华里，上面架土炮，放白龙枪，城坚利炮，太平军不敢再来，他们也不来了。
现在红军来了，再也不会走了！
鄂豫皖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形势，就像从天台山南面、七里坪西门外边奔流而过的倒水河，长年不断地流着流着，时涨时落，时起时伏，时高时低。有时是那么汹涌澎湃，爆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有时又是那么清清悠悠，好像琴弦一般叮咚作响。严冬时节，不免也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呜咽之声。然而，这倒水河的流水，从来也没有干涸过，总是不断地流呀流呀，奔腾向前！
就在七里坪以南20公里，黄安战役刚刚结束了2个星期。历史上这一仗，红四方面军共歼灭敌军1。5万人多人，其中俘虏1万多人，缴获步枪7000多支，迫击炮12门。现在由于我的后知后觉，黄安这一仗胜利规模更大，歼灭敌军2万多人，其中俘虏1。5万多人，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