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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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500米不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硬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撤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难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拼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迫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都是敌我双方的拼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恰当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拼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嶂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已经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1〕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会,等他们缓过劲来再同我们打,你想消灭他,谈何容易!这些情形说明,过硬的战斗作风,对于我军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绝不可少的。
培养部队的过硬作风,关键在干部。我常说,只有不能打仗的官,没有不能打仗的兵。兵是干部带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有什么样的兵。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
我刚到鄂豫边区带兵打仗时,敌人的机枪嘟嘟嘟嘟一响,不少新兵赶紧趴在地上,动都不敢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子弹嗖嗖从身边穿过,不予理睬。搞上几次,部队就不怕机枪了。杨平口战斗〔2〕,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打大仗——红一师的千把人伏击川军的一个团。能不能把敌人吃掉,是个未知数,大家没有把握,战斗打响后,我和师政委李荣桂〔3〕、参谋长刘英〔4〕,提着驳壳枪带头冲锋,哪里吃紧到哪里去。这一仗,将敌人全歼,对指战员鼓舞甚大。再打类似的歼灭战,部队就有了信心和办法。红一军、红四军时期象许继慎〔5〕、周维炯〔6〕、蔡申熙〔7〕、刘英同志,都是敢于和善于打硬仗的干部,对形成部队的过硬作风,起了重大作用。
当然,不顾需要与可能、不讲战术的死打硬拼,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在战争问题上的表现,必须给以坚决反对。
第三是快。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重视时间对于军队和战争的意义。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我军,更是这样。我们在战争实践中练就了“走”和“打”的两套本领,凭着它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这两套本领的施展,都离不开一个“快”字。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
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了,四面围攻,分进合击,张牙舞爪,凶得很。我们打不赢他们,首先就得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同敌人“捉迷藏”。那时部队行装简单,人人有副铁脚板,地理条件熟悉,又有群众掩护。命令一下,干粮袋一背,一天一夜走上一二百里地,不成问题。敌人当然不如我们,走走停停,拖泥带水,所以尽管他们处于主动进攻地位,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但因丧失了时间,达不到围歼主力红军的目的,结果其主动和优势,便至少减杀了一半。我军赢得了时间,飘忽自如,拖着敌人转来转去,直到把他们拖到疲竭不堪的程度,进行反攻,聚而歼之。由此可见,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的重大。我们愈是走得主动,走得隐蔽,走得神速,便愈能达到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歼敌制胜的目的。这类情形,明显见之于粉碎罗李、鄂豫、徐夏三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我军被迫长途转战,争取时间的意义尤为突出。前有敌堵,后有敌追,我们边打边走,边走边打,分秒必争,和敌人比速度,抢时间。敌人走大路,我们翻山越岭走小路,慢一点就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当时,我们真是拼上命去和敌人竞赛,所以才终于甩掉了敌人,取得在川北立脚建立根据地的时机。可以说,我军西征转战的胜利,一不靠天,二不靠地,靠的是一双行如疾风的飞毛腿、铁脚板。
我军的打,更离不开快的特长。
速战速决,是运动战的基本要求,也是红四方面军对敌作战中坚持的重要原则。从游击战阶段至运动战阶段,从小规模的战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从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概莫能外。这是因为,持久对我们不利,各种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战役战斗中和敌人长期对垒,持久消耗。对付敌人,我军一般是在周密计划、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兵力,出敌不意,突然进击,争取几个小时或一两天内干净利落地解决战斗。如杨平口战斗、东西香火岭战斗〔8〕、双桥镇战斗、英山战斗〔9〕等,皆是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如潢光战役,歼敌八个多团,仅用了五天时间,同样是速战速决。只有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费时最久,各四十余天。这两个战役,是在特定条件下“围点打援”,故不同于一般的速决战。对点上的敌人,采取持久围困的办法,而对来援之敌,则抓紧时间,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予以消灭。苏家埠战役消灭援敌两万余人,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围点打援”,是一种战役的局部持久同战役的全局速决相结合的打法,仍属速决战的范畴。
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要求我军每战必须果决神速,雷厉风行,以快制敌:集结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形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制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总之,尽一切可能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从而夺取各个环节上的先机之利,达到迅速全歼敌人的目的。事实证明,这是我军以劣敌优、以寡击众的有效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时间也就是兵力。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争取,有时比几营几团的兵力都顶用;反之,几十分钟或几个小时的丧失,用几营几团的兵力也无法补救。商潢战役中,我军获悉大量援敌出动的情报后,当机立断,连夜冒雪急行军,抵豆腐店地区筑好工事,严阵以待。我们兵力虽少,但争取了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因而取得了打援的主动地位(战场选择、兵力部署、构筑阵地、精神准备等),一举将数万敌军打得溃不成军。枣阳新集之战〔10〕,我军丧失了几小时间的时间,乌头观制高点被敌抢占,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亦未能扭转被动的战局,最后不得不突围而走。战争中的得失、胜负,取决于军队行动快慢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夜战是红四方面军歼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之一。为什么要搞夜战?就是为了以快制敌,速战速决。夜间敌人龟缩于驻地,耳目不灵,便于我集中兵力,神速运动,秘密接近敌人;夜间敌人往往疏于戒备,高枕而眠,便于我出敌不意,奇袭突破;夜间敌人视野有限,优势火器火力难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