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4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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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富春同志，力量是有余了，相对而言鄂豫皖却是不足。希望博古同志将我的想法向共产国际反映清楚。”

　　　　所谓“三人团”，是指在上海的中央于1931年3月派去江西中央苏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三人与项英实际控制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权。

　　　　博古将我的意见发报后，不久共产国际回电，称已请示过斯大林同志，同意我作为特派员去鄂豫皖根据地，免去我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参谋长的职务，但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传达斯大林同志特别指示，要我去鄂豫皖后，切实打开局面，与中央苏区的项英同志各担负起重任。

　　　　我心中大喜。我早知道，斯大林对项英更为信任，赠与其手枪（却没有赠与我），我不与项英相争，另外打开局面，将显示出我的能力，才能赢得斯大林真正的信任。现在中央苏区危机尚早，鄂豫皖却迫在眉睫。我顺水推舟，建议李竹声担任政治局常委，洪易接任军委参谋长。李竹声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洪易则是团中央的，都是王明、博古心腹。建议自然照准。我要求带上4个人去鄂豫皖，博古也满口答应。

　　　　与我同去鄂豫皖的4个人，是当时在上海的刘伯承、左权、朱瑞和胡底。前3人都是从苏联归国不久。

　　　　1927年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其中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等30余人。他们于1927年11月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船经海参崴，后乘火车到莫斯科，叶剑英等到中山大学学习，朱瑞等入炮兵学校，刘伯承等10人则入苏联红军高级步兵学校，在这期中国学员中刘的年龄最大，已经36岁了，但他学习非常刻苦，除了实弹射击，各科成绩在同批里都是最优秀的，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较熟练掌握了俄语，能直接听教官讲课，能直接阅读俄文资料。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以各科优异的成绩完成了高级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作为步校唯一中国选送生转入苏联最高等级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当时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只有6人，其中包括左权。左权作为黄埔一期优秀生，1925年12月被保送到苏联中山大学习，1927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到伏龙芝时，左权已经在这里学习一年多了，左权为人忠厚、诚恳、热情，刘伯承十分喜欢和这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探讨问题，交流经验。1930年左权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我到上海时，刘伯承任中央军委翻译科科长，朱瑞任兵运破坏科科长（负责策动敌军起义），左权则因“托派”嫌疑被免职，在上海赋闲。

　　　　左权（1905——1942），原名左纪权，号叔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苏联，先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同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同学。左权党、军资格都很老，但曾被诬陷在中山大学时有“托派”嫌疑，被王明打入了另册。1930年回国，一直不顺利。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左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将领，也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学历最高的一位。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王明一伙的迫害，直到他牺牲时档案中还带着“托派”的嫌疑。我要左权去鄂豫皖，就是让他摆脱束缚，大展拳脚。我对博古慌称，带左权这个“托派”分子去鄂豫皖搞惩戒营，博古也急于摆脱左权这个烫手山芋，自然没有阻拦。

　　　　至于刘伯承，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均指我所在的时空，下同），现在却只当翻译，确实人非所用。按照历史，他后来去了中央苏区，并担任了红军的总参谋长，按理我不应阻止。但洞悉历史的我是有深层次考虑的。首先，中央苏区红军总参谋长有叶剑英，足够了；其次，历史上刘伯承曾担任八路军129师的师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而这些部队的前身，就是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我只是要刘伯承“提前”去指挥这支老部队；最重要的，则是避免刘伯承与中央红军领导不必要的误会。

　　　　历史上刘伯承同志到苏区以后，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随着红军的发展，红军不能停留在由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指挥军队的阶段，我们需要建立参谋系统，以适应军队将来的发展和指挥。”但是，这篇文章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误会，毛泽东同志曾以为刘伯承同志提到的“一个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指挥方法是指责他的指挥艺术。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军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诸葛亮摇羽毛扇子”这件事，并说这是中国教条主义的开始。还有就是彭德怀、林彪。1934年2月红军开始第四次反“围剿”，刘伯承这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红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由于当时王明路线的推行，“三人团”又都留学苏联，洋派的教条主义者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刘伯承自然被彭德怀、林彪看作是“洋派”的代表，一些实际上是由“洋派”决定、而刘伯承反对的不切实际的主张，都被彭德怀、林彪算到刘伯承账上。1934年2月苏区中央决定红军进攻南丰，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进攻失败后，彭德怀更是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实际上，彭德怀、林彪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由刘起草，以周恩来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此次作战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里，仍存有此电文）。但苏区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林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所以我改变历史，不让刘伯承去江西，就是避免一些领袖人物之间不必要的误会。相反，去了鄂豫皖，刘伯承自会得心应手。

　　　　至于朱瑞，就不用说了，他是我军为数极少的炮兵专家之一。胡底则是情报专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对我至为重要。

　　　　进行职务交接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踏上了前往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路程。

　　　　霜降已过，立冬了。大别山的傍晚茫茫一片冷清的色调。树梢上，房顶上，草叶上，凡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霜，仿佛罩了一件白色的大斗篷。夕阳燃至最后一把火，悄然坠地，溅落满天霞光。天说黑就黑，一弯孤零零的残月更显出夜的突兀与深寂。夜色中，马蹄踏踏，搅碎了冬日的清冽。

　　　　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在皖西重镇金家寨分手。刘伯承、左权前往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制止大屠杀，以组建惩戒营的名义，解救被冤枉的红军将士；朱瑞前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的首府新集，组建炮兵；我和胡底则前往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去见张国焘，并参加正在进行的黄安战役。

　　　　黄安，是大别山主脉西侧一座有四百年历史的古城。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这种地势险要、进退裕如、攻守皆宜的地理条件，决定黄安在军事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是农民起义必据之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部将，清朝的太平天国，都在这里屯过兵打过仗。这座古老的城池人烟稠密，商贾云集，距我根据地中心极近，一直是敌人不惜代价坚守的主要据点。

　　　　黄安县，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与士兵心目中，占着特别的位置。黄麻起义，最先攻打的是黄安；红四方面军成立，是在黄安的七里坪。黄安，是大别山革命人的出发地，又是国民党军和红军反复争夺的一个中心。红军攻下黄安，改名为“红安”；白军占领它，又改为“黄安”；红军再次攻占，它又成为红安。红安县，共和国最著名的“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人民解放军233名将军，还有2位国家主席（李先念、董必武）……

　　　　历史名镇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20公里，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大别山由东向西流的奇异之河——倒水河清澈见底，在此缓缓流过，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一条长长的街道，历经风雨沧桑，其街道先后被命名的有“列宁街”、“长胜街”、“杨殷街”。一栋五间大瓦屋坐落其间，原为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现在让给了红四方面军作总指挥部。

　　　　走进指挥部，却不见几个人。迎上来的只有彭杨军政干校的校长蔡申熙。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蔡申熙同志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

　　　　“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蔡申熙（1905——1932），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入广州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晋升为营长、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4师参谋长。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转战各地，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军长，带领所部北上鄂豫皖边区与红1军合并组建红4军，相继担任第10师师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红安县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年仅26岁。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现在由于我的介入，历史发生“蝴蝶效应”，他未必会在战场上牺牲。

　　　　“旭初，有四年不见了吧！”我主动上前握住他的左手。蒋先云与蔡申熙都是黄埔一期的，早就是老朋友。蔡申熙之前在战斗中右臂、左脚负伤，后致残，所以调来后方的彭杨军政学校担任校长（1929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牺牲。彭杨军政学校就是因纪念他们两人而命名）。

　　　　“巫山，可把你盼来了，一路没遇到麻烦吧？你这个黄埔第一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又将迎来大发展了。”

　　　　我问道：“国焘、昌浩同志呢？”

　　　　“张主席去了黄安前线，陈政委坐飞机去了。”

　　　　张国焘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所以人们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