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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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是胡底单线掌握的，连康生都不知道，这样胡底自然对我无比信服，相信我确实有通天之能，哪知道他那个年代的绝密在我的时空中早已路人皆知。不过我也非常需要胡底这个情报人员。

　　　　我要胡底通过袁殊，与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北平分部的中央特科潜伏人员取得联系，去北平陆军监狱取一份档案。5天后，这份档案由北平分部的特科潜伏人员携带，经津浦、京沪铁路到达上海，袁殊随即将这份看来不起眼的档案交给了胡底。

　　　　只有我知道，这份档案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11月7日晚，根据我的紧急通知，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再次聚会。看完档案后，个个大骂张国焘叛变求荣！

　　　　这里不得不介绍张国焘其人的经历。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上栗镇一个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结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李大钊，受二人影响，思想日益激进。1919年，张国焘22岁，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国焘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联讲演部部长，参与“火烧赵家楼”。1920年3月，张国焘和一群学生领袖，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同年参加李大钊创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年，他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做陈独秀、李大别之间的联络人，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11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事务。1921年7月，张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和大会筹备人之一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党纲的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任上海部主任，时年24岁。次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是当时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张国焘受命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在大屠杀开始前的5分钟擅离武汉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人法租界。同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开始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左倾”色彩，即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革命的。他的“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张国焘这时第一次显现出了他生命中的机会主义特色。6月间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3月便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了共产党员中直接参与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张国焘的“改正错误”使他重新受到陈独秀的信任，2月他便被重新任命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负实际领导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5年5月，张国焘在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再次成为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在当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他成了这批人要求国民党高层从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开除的9员著名共产党人之一。12月，张国焘这个前陈独秀的反对派，作为陈的助手，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秘密谈判，商讨与国民党右派“妥协”，维持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结束，张又受陈委派，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任大会共产党党团书记，压制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妥协。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张国焘代表陈独秀与蒋介石会谈，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举行，他不顾党内强烈反对，在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上签字，原在国民党中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全部辞职，蒋介石顺顺当当地爬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9月，北伐军克复武昌，张国焘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面对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他又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声称这样下去“要出乱子”。这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代言人。张国焘的人生再次发生重大转折是1927年蒋介石“四_一二”政变之后。党内对陈独秀投降路线的反对使陈黯然退出领导中心，张国焘也被视为“老右倾”，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随义军一路南下潮洲，失败后经香港潜回上海。11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因其“反对（南昌）暴动”，“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南昌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也随之动摇”为理由，将张国焘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执委会除名。张国焘再次从革命的“浪尖”跌到“谷底”。

　　　　张国焘在上海一直闲居了8个月。这是他投身革命数年来心境极为黯淡的时期。他曾试图与隐居上海的陈独秀另组“工农党”，与中共分道扬镳，没有成功，只得作罢。此后他便在党内充当反对派，瞿秋白等人认为他是“老右倾”，他则将瞿秋白等人称为“盲动主义”。1928年5月，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共产国际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亦不满意，张国焘便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意识到这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机，主动在会上做“检讨”，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央，在共产国际操纵下，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却没有真正受到信任。他被留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边去列宁学院“学习”。其后一年半里，他在莫斯科经历了俄共的“清党”斗争，并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部长米夫及当时还是列宁学院学生的王明等“28个半布尔什维克”交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张国焘一直在观察时机，想离开苏联回国。1930年6月，“立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批评。7月，张国焘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反对“立三路线”，要求回国“工作”。8月，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回国，却将瞿秋白和周恩来派了回去。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时已回国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王明等人反对三中全会决议，在中央机关引起轩然大波。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在会上正式宣读了自己“承认错误”的声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批评李立三“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险主义”，“执行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同时指责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再三表示自己“服从国际路线”。共产国际诸要人这时终于感到放心，同意张国焘回国。12月末，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离开莫斯科，1931年1月回到上海。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三中全会组成的中央政治局被改组，瞿秋白、李立三从政治局除名，周恩来受批评，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王明路线”对中国共产党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时期开始。张国焘原与米夫、王明不睦，此次回来，见王明一派成了共产国际的“宠儿”，在政治局内占了多数，不得不向王明靠拢。他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路线”，吹捧“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令王明及其追随者十分高兴，莫斯科的旧怨一扫而去。这样，张国焘就以又一次机会主义表演，为回国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铺平了道路。2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张国焘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三位常委之一。

　　　　四中全会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代表机关和领导干部，“改变领导路线”。3月10日，政治局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代表中央统一领导长江以北苏区和白区党的全部工作，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出任书记。就在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扮成富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之际，张国焘突然自告奋勇要去鄂豫皖工作，并得到政治局中占多数的王明等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决定，派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把沈泽民给挤了。

　　　　由于张国焘多年被冠以“老右倾”称号，又曾与米夫、王明对立，故诚惶诚恐，到鄂豫皖后，以极左面目出现，搞大肃反，意图以极左掩盖其“右倾”。许继慎知道张国焘背景，时常以“老右倾”称之，正触到张国焘痛处，故必欲杀之而后快。不过历史证明，张国焘确实是“老右倾”，抗战爆发后1938年，他出奔武汉投靠蒋介石，成为中共历史上的大叛徒。张国焘出走之后，毛泽东做了一件仁义之举：他将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1921年建党时期的老资格党员）礼送出陕甘宁边区，让他们夫妻父子团聚。

　　　　我要搬倒张国焘这个大叛徒、大刽子手，单靠这些是根本不够的。关键的是，我知道张国焘历史上一次叛变经历。

　　　　1924年5月20日，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被直系军阀治下的军警逮捕，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判他死刑，关在北平陆军监狱。张国焘于生死关头供出了中共组织情况和北京地区工人运动情况，被改判无限期监禁。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军阀，张国焘被营救出狱，隐瞒变节行为，炫耀自己“坚贞不屈”。由于期间政权变换，这一事实并无多少人知晓，张国焘自以为隐瞒得过，哪知道我这个异时空来客对此一清二楚，并以张国焘这一重大历史污点对他开刀。

　　　　博古看过档案后不禁气得浑身发抖：“我早说过张国焘就是‘老右倾’，这次叛变就是铁证！我要向共产国际和绍禹同志发报！”

　　　　其他张闻天、李竹声、王云程等人纷纷附和。他们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早就对张国焘这个“老右倾”心存芥蒂，现在趁机发难。我心中暗暗得意，米夫和王明本来就对张国焘有看法，派张国焘去鄂豫皖不过是以观后效，现在证据确凿，他们也是要急于撇清与张国焘这个“老右倾”的关系的。

　　　　很快共产国际回电，要求把张国焘彻底打倒。

　　　　收到回电后，博古问我：“先云同志，你看这事怎样处理？是不是给昌浩、泽民、琴秋同志发个电报？”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都是随张国焘去鄂豫皖的，而且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陈昌浩时任红四方面军政委，沈泽民任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张琴秋是沈泽民妻子。

　　　　我早已想好：“这样不妥。张国焘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大权在握，电台肯定被他控制。我们发报过去，张国焘知悉后，说不定狗急跳墙。他手下有3万人马，要是拉去投靠国民党，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害，也会害了昌浩、泽民、琴秋同志。”

　　　　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与博古、张闻天、李竹声、王云程一样，都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自然格外关心。见我为他们“自己人”着想，都十分感动，询问我解决办法。

　　　　我说：“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亲自去鄂豫皖，向红四方面军干部通告情况，揭露张国焘罪行，剪除其羽翼，再对其公审判决。现在可以给张国焘发个报，就说中央派出我这个特派员去调查情况，一切听从我的决定，先稳住他再说。”

　　　　博古说：“这个办法固然好，不过不必劳烦你先云同志大驾，派个其他人去即可。”

　　　　“张国焘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心狠手辣，一个应对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再说契卡的亚戈达同志说了，这个大叛徒要由我亲自处理。”

　　　　我搬出了契卡，众人均不作声了，反而人人自危：谁知道契卡掌握了多少秘密，自己会不会……

　　　　我又抛出一个甜头：“我已决定去鄂豫皖，临时中央这边不好再挂职务，政治局、军委这边的空缺，就请博古同志安排。”

　　　　博古毕竟年轻，大喜之下手足无措：“这不好吧，斯大林同志要你领导起中国革命的军事工作，要去也应该去中央苏区……”

　　　　我列举了充足的理由：“我的长处是打仗，在后方谋划恐怕前方难以完全落实，反而耽误了工作。斯大林同志信任我，是信任工人出身的干部。现在鄂豫皖没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中央苏区却有项英同志和‘三人团’，现在又去了周主任（指周恩来）、富春同志，力量是有余了，相对而言鄂豫皖却是不足。希望博古同志将我的想法向共产国际反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