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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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蒋介石又对日军动向出现误判，它认为日军的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3月11日，又传出日军“欲占领吴越平原一年，导致中国经济破产”的说法，国民政府便匆忙从反共前线调集大批军队到淞沪，后援军队陆续到达沪宁杭地区：第47师配合第5军在常熟附近，常州、无锡一带为第1师，龙潭附近为第4师，浙江之嘉兴、沪杭沿线一带为第2、8军。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果这几个军的兵力早些到达，淞沪一战决不是现在的结局。

　　　　3月11日，国联再次通过和平解决远东争端决议案，规定日本必须履行国联的历次决议，从中国全部撤军。这对日本分开解决上海、东北两战争的计划带来了威胁。3月13日，日向中方建议，日方对沪停战，中日彼此退让，不受英美干涉。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一方面以日军撤离上海为条件，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既成事实的承认；一方面试探南京国民政府对英美决议的真实态度。

　　　　国民政府虽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但由于并未真正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是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和争取较好的妥协停战条件，才一面交涉，一面进行抵抗的，所以不希望战局扩大。3月13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东北成立伪国，完全日方一手包办，政府痛恨溥仪等甘当傀儡，但如讨伐，则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发讨伐令。”可见国民政府也是主张东北、上海分开解决的。甚至于3月13日一反依赖国联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的决议，主张“先将沪事求一结束”。这一点与日方方针正相吻合。这是上海问题能够迅速解决的根本原因。

　　　　中日双方从3月24日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各以自己在沪军事实力为后盾，长时间讨价还价。由于日本借重军事实力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既成事实的主要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于4月30日急调经补充的第11师团开赴东北，其余在上海的部队调回国内。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即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订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从协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协定。以第一条为例：表面上似乎对中日双方都不偏不倚，但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的停战，而当停战发生疑问时，却要外国人来查明，中国竟无权参与处理。第二条，问题更明显：中国军队只能驻于昆山、苏州一带，而日本军队却可以留在上海市区。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附件中没有公布的部分竟规定中国政府要取缔抗日，第十九路军要调离上海，浦东及苏州河以南地区“才能驻扎中国军队”。这种苛刻蛮横的要求，国民政府居然也答应了。只是害怕全国人民的反对，要求日方对这一条款“绝对保密”。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虽然同过去的完全不抵抗政策有所改进，但实质上则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的消极抵抗、积极求和。

　　　　此后中国军队亦陆续撤离上海地区：十九路军移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整补（后调至福建“剿共”），税警总团回松江原防，第5军第87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开驻南京，第88师开驻汉口。

　　　　淞沪一战，打出了我抗日名将的威名，十九路军、5军乃至全国上下无不佩服，这对我以后开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连日本人也另眼相看。日本大坂《朝日新闻》称赞我为中国新英雄，文章说：“此次上海事变，中国之新英雄叶挺，恰与北方英雄马占山，遥遥相对，实为不可多得之将才。叶本为陈铭枢部下，北伐先锋、铁军名将，现前敌指挥十九路军，在上海附近与我军（日军）交战。叶之军队，在南方为最可怕之常胜军，其必胜日本军之心甚强。目下中国人几乎崇拜若军神，因皆乐闻其每日战胜日本军之事。总之中国军中，有此名将和奇特勇敢之军队，能与我军（日军）顽强对抗，而不畏我军（日军）之猛烈轰击者，实所罕闻。”

　　　　我自己知自己事。这次虽然多次料敌机先，但也几次险些遭“蝴蝶效应”算计，今后历史将不断改变，我当自省。

　　　　4月5日清明节，在苏州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一_二八”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戴戟。会场总指挥是我。大会由蔡廷锴主持。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居正和李济深、孔祥熙、何香凝、王晓籁等也参加追悼大会。并由居正院长主祭。参加追悼大会的，除第十九路军、第5军的将士外，还有各机关、民众团体共5万余人。偌大的体育场摆满花圈、鲜花，体育场四周架起竹竿，拉起绳子，在绳子上挂着来自海外和全国各地人民团体、各界群众送来的挽联、祭文。这些挽联和祭文，都以沉痛的心情，哀悼这次淞沪抗日光荣牺牲的英雄烈士们。

　　　　会场当中处，挂着蒋光鼐总指挥亲自书写的一副挽联，沉痛哀悼牺牲的战友：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碑，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卒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这些用白布或白纸书写的大幅祭文和挽联，在字里行间，充满着悲壮激情，热情讴歌第十九路军和第5军抗日英雄的千古业迹，以及他们为中华民族求生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英雄气慨、壮烈情怀。这些祭文，爱国至诚，掷地如金石有声，感人肺腑：

　　　　“英雄之死，重于泰山，造福后代！”

　　　　“英雄之牺牲，奠吾民族幸福之基础。”

　　　　在会场当中，北平朝阳学院袁明琪等8位东北同学，写了一幅长挽联。他们代表各大学同学，为十九路军英雄烈士的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挽联曰：

　　　　“慨夫天祸中国，变起非常，倭寇犯边，穷凶极丑。既逞势于辽东，复凭陵于上海，凡属国人，莫不痛心疾首，引为奇耻大辱。今幸英雄们毅然誓师，歼彼顽敌，沪战未终，河山壮色。使我中华民族之地位一跃而蜚声欧美矣。我英雄们精诚喋血，义尚照然，此我四万万同胞额手遥祝，馨香崇拜者也。”

　　　　我看着这一个个的花圈，一幅幅的挽联和祭文，在眼前仿佛出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昨天还和自己在战壕里谈笑风生，可今天他们已离自己走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以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同敌人拼搏，以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的领土，造福于万代子孙！他们高风亮节，举世无双！当想到这些英雄们的光荣牺牲，我心情十分悲痛，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蔡廷锴抬眼环视会场，觉得到会的人来得差不多了，便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了。

　　　　蔡廷锴将军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就由居正院长致词。何香凝女士在大会上作悲愤激昂的讲话。她讲到我军英勇抗日，拯救国难，为了中华民族生存，进行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当讲到激动悲痛的地方，她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大家听了何香凝女士的讲话，全场受感动了。有的低头抽泣，有的放声大哭，也有的悄悄地流泪。

　　　　蔡廷锴将军是位铮铮的铁汉，在战场指挥千军万马，很少有掉眼泪的。但听了何香凝女士的讲话后，也禁不住地流下了热泪。

　　　　何香凝最后说：“全国同胞们，我们要奋起抗战，只有抗日才能救国！如果我们不愿当亡国奴，就必须全国奋起，像光荣牺牲的先烈们一样，拿起枪杆，向着敌人冲去……”

　　　　何香凝的讲话，在大会上掀起一阵阵的热潮，各界代表纷纷上台讲话。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悲愤、壮烈的气氛。由于英雄烈士的光荣牺牲，更加激励全国人民的斗志，以及长期抗日的决心。追悼大会，从上午9时开始，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在追悼大会结束后，宋庆龄女士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对淞沪抗战，发表了谈话，一方面是高度称赞十九路军将士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激励中国人民奋斗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之流采取不抵抗主义，造成眼前如此局面，表示愤慨，指他们不顾民意，每以强弱论成败，为自己不抵抗的罪过开脱。

　　　　5月初，十九路军整补后，全军开拔福建，开始了新的征程。

正文　第十章　岁寒冬青（1）

　　　　“我及时赶到了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所在地，截住了张国焘发给中央的肃反扩大化的电报，并展示了张国焘‘右倾’叛变的证据。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大为震怒，派我去鄂豫皖根据地对张国焘一伙进行整肃……我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等同志火速赶往鄂豫皖，及时制止了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白雀园大屠杀，挽救了中共军事家许继慎等2500名红军干部的生命，并巧妙地对张国焘进行了处理。现在，鄂豫皖一切都走上正轨，云集了中共十大军事家，我有信心，到时红军第四方面军定将有10万以上的红色健儿奔赴抗日战场，必将予日寇以空前沉重的打击。”

　　　　——摘自蒋先云：《跨越时空的历史》

　　　　（注：共和国成立后，蒋先云【即另一时空的蒋云翔副教授】隐退并撰写了回忆录《跨越时空的历史》说明一切前因后果。本文有关蒋先云参与事件的记述，均原文引自蒋先云：《跨越时空的历史》。特此说明）

　　　　1931年11月1日船抵吴淞口后，我与叶挺随即分别，他去南京找陈铭枢，我则按照共产国际提供的接头地址和暗号，直接前往愚园路一处幽静的花园洋房，接上了头。

　　　　这里就是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次日，隐蔽在上海各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委员们聚集在此开会，与我见面。

　　　　随着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1931年6月中央政治局兼常委会主席（即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遭到很大破坏，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剩周恩来、卢福坦、王明和刘少奇。后决定周恩来等赴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王明则离开危险的上海，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起回苏联。是年9月中旬，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赵容（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为常委，博古（原团中央书记）负总责。

　　　　这是一个典型的“王明内阁”，一半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都是以王明为核心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无非是为了彻底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1925年—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聚集的与他观点相同的一批人。1929年秋，该校开学不久，党总支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拟改选总支委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约有四五百人。王明发现没有再继续当选总支领导的希望，于是玩弄阴谋诡计，在大会的第九天，利用发现一个托派分子床上搜出一张参加托派的名单，谎报军情，说校内有很多托派分子。米夫于是主持了清党委员会，对非王明一派的进行迫害，开除党籍的有一百多人，受其他处分的有二三百人，被定为托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