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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

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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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世增补充说:“本来在江西的蒋鼎文的第9师等部已经开拔,却被熊式辉压住。在广西的张发奎念在铁军同袍的情义,虽然与我们三次血战,这次也主动派出第4军经湖南由武汉东下。但何应钦告诉张发奎不该来上海,而调该部去了江西萍乡,协同熊式辉‘剿赤’。其实老蒋心里,就是尽快与日本人讲和,好腾出手来‘剿共’。他让我们在前线顶一下,不过是增加谈判的筹码,还说我们打大了,没有见好就收,搞得现在很被动。他当面对我说:最好趁着这几次战役胜利的时机,赶快收手,与日方谋求停战,比较援兵不继,改作城下之盟,那时条件更苛……”

    众人均大失所望。特别是5军各将领,原以为蒋介石派出了御林军,应该真心抗日了,现在御林军伤亡惨重,援兵却是不继,不禁灰心。张治中对我说:“希夷,又被你说对了。蒋介石就是搞证券经纪人那一套,现在我们受挫,他就抽回投资。但不是我们不卖命,敌人放毒气,我们有什么办法?”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和心腹,多少知道内幕,说:“委员长是寄希望3月3日召开的国联大会,逼迫日本人和谈,要我们守住现有防线。只是我们各部均已残破,要守住只怕很难啊!我劝过他,京沪、江浙、皖南赣北一带国军有60个师以上,哪怕抽十分之一上来,就足够了。但现在看来,唉,委员长主意已定,我怎么说也没用了。”

    陈铭枢转向我:“希夷,你怎么看?”

    我悠悠道:“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我吟唱了一句宋代著名诗词大家辛弃疾的词句。众人听后,均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辛弃疾这位生在国破战乱时期的爱国诗人,一生忧国忧民,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词章。他在这两句词中感慨:金人掀起的战尘未落,边寨之马肥壮,正好兴兵抗金,收拾破碎的山河,然南宋朝廷苟安软弱,退缩长江以南,致使半壁江山沦人金人之手,大宋空有肥壮的战马,而英雄却无用武之地……

    我接着说:“现在别说60个师,就是6个团,也指望不上,只能靠我们现有的力量了。老蒋要讲和,但离国联开会还有差不多半个月,日本人不会甘心的,肯定大举增兵,以夺占上海,取得谈判有利地位,再逼我承认东北伪政权。现在我军退无可退,但要面对新锐的优势敌军,只怕力有不逮啊!”

    蔡廷锴说:“希夷,日本人那边有什么情报,你说来看看。”

    我说:“由于第9师团也被打败,日本军部十分恼怒,新组成上海派遣军,启用原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臣、现任军事参议官的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出动第11、14师团,以及大批装甲兵、炮兵、工兵等直属部队,总兵力在7万人以上,将于近日在上海某处登陆,企图歼灭我军,挽回败局。”

    听到日军兵力如此强大,众人又心里一震。蒋光鼐则振作说:“好嘛,这说明我们还是打得好。这个白川义则,是继盐泽幸一、野村吉三郎、植田谦吉后第四位司令官了。临阵频频换将,乃兵家大忌也。我看日本人也是技穷了。”

    蔡廷锴道:“哪我们如何应对呢?”

    我谨慎地说:“日军总兵力是不会错的,但我不知道它们两个师团究竟是分别登陆,还是一起登陆。在情报搞准之前,我很难作具体参谋。”

    我当然知道,按照历史,日军第11师团应于3月1日登陆,第14师团在一星期后登陆。但现在情况有重大变化,起码日本人使用毒气弹就是我没料到的,而且由于淞沪日军损失过大,上海派遣军肯定会提前登陆。看来如先云所说,历史“蝴蝶效应”已经出现了,我的“老黄历”已经未必管用,现在就看我的真本事了。但我是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打出来的,又得到先云的未来资讯,还是有信心的。

    “一个先来如何?两个一起来又如何?”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唐光霁问。

    “如果敌人先来一个师团,则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各个击破,不惜一切全力把它吃掉,以震慑敌人,等到3月3日国联开会就好办了。如果敌人两个师团一起来,嘿嘿,一个第9师团就打得我们伤筋动骨,再加上第11、14师团,我们很难扛得住。但无论如何,3月3日是一道坎,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要在这之前有个谈判结果,至于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就要看我们打得如何了。”

    王敬久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一个来杀一个,两个来杀一双!”他的87师这次进攻第9师团损失很大,憋了一肚子气,恨不得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不敢怎样,勇气还是有的。

    张治中问:“那准确情报什么时候可以搞到?”他知道十九路军的特工部长是上海滩一霸王亚樵,而上海日本人众多,应该有搞到情报的途径。

    “就在一两天内。到时我就会提出相应的作战计划。”

    散会后,我告诉旁边的参谋顾高地:“你准备一份地图,如此如此……”

    直到第二天下午,税警总团的总团长王赓才来到指挥部:“听说陈司令和邓参谋长到了,有什么新部署?”

    我心里叹了一口气。这个王赓专业知识是有的,就是风流成性,与陆小曼离婚后整天花天酒地,即使税警总团已经参战,他夜晚还是天天往歌舞厅钻,最近更是与“百乐门”的某头牌舞女打得火热。因为税警属于财政部编制,并非军队序列,军法也管不了他。我屡劝无效,不过心想这也是注定的,说不得,只好利用他一下了。

    “昨晚我们商定,如此如此部署。这是作战地图,你拿去照图部署即可。”

    王赓果然领了地图出去。我派人暗中尾随。只见王赓穿着一套笔挺的黑西装,打着时髦的领带,离开指挥部后,乘三轮摩托车径直去了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而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在苏州河以北日军警戒区内。王赓出来后突然有预伏的日本密探冲过来,由于王有深度近视,为风度未戴眼镜,以至日本人冲到面前才大吃一惊,见势不妙,要退入美国总领事馆则已为日本人堵住大门,又避入对门之英商开的“礼查”饭店同美国总领事通电话,但刚把听筒取上,日本人已团团围住,将其劫持而去,其随身携带的我军地图也落入日本人手里。

    我听完汇报后,长舒一口气:“王赓献地图”这段历史,终于发生了。

    历史上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王赓献地图”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由于王赓携带的作战地图落入日军手里,给十九路军的战斗带来很大损害。当时上海各界对此无不愤怒,认为王赓是被日本人收买,有意出卖祖国,当时戏剧、文化界曾编排“王赓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谴责那些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

    其实我很清楚,王赓丢失地图纯粹是无心之失。他出入美国大使馆和歌舞厅久了,税警总团的总团长身份又已公开,早被日本人盯上。我劝他几次不听后,就知道他迟早有这一天。于是事先准备一份假地图给了王赓,日本人捉了一条大鱼,当然不会以为这位旅长大人手中的地图是假的。我就是要利用这点,引诱日本人上钩。至于王赓本人安全,我是不担心的。他与美国人打得火热,历史上就是在美国人担保下获释的。后来他在铁道部任职,八年抗战期间任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在为战略物资从滇缅公路的内运埋头苦干,1942年3月为国民政府赴美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在途中旧病复发,于开罗死去,终年47岁,被北非盟军以厚礼葬于开罗市郊英军公墓。我自然不会让这个活宝今后照此发展下去,他的命运,我是要着手改变的,不过是以后。

    王赓被绑架后,我立即通知王亚樵的手下金刚华克之采取行动。次日凌晨,华克之手下在租界某僻静处将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绑走。王亚樵曾经绑架过宋美龄,干起来自然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历史上川岛芳子利用其中国人“金璧辉”的身份,窃取了大量情报,给中国抗战事业带来很大损害。但这一切对我来说根本不是秘密。她当时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情报组长,与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也混在一起,自然有关于日军的绝密情报。

    至于绑架川岛芳子,我认为是不会引起日本人警觉的。川岛芳子由于兼有中国人身份,隐藏得很深,日本人深信其不会暴露,要不淞沪开战后她搜集情报十分活跃,要是暴露早就被我军揪住了。日本人最有可能的想的,反而是争风吃醋,因为川岛芳子喜欢跳舞,不久前刚在上海的华尔兹大赛中得了一等奖,红透半边天,追求者众多,每天争风吃醋引起打架斗殴就有好几起,纠缠不放者更是一箩筐,川岛芳子失踪后,日本人自会往桃色花边上去想,以为是被哪个富家子弟强行拉去公馆别墅了。

    果然,据王亚樵手下密报,几天来日本派出特务都在上海豪宅附近转悠,又紧盯住一些时尚名人。我放心了,日本人看来不会因川岛芳子的失踪而怀疑上我们,从而改变部署。套完情报后,我要王亚樵将这名罪大恶极的超级女谍秘密处死,比历史提前了16年。

    2月22日晚,十九路军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在真如再次开会。

    蒋光鼐问我:“希夷,是不是有日本人情报了?”

    “是的,总指挥,不幸的是,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众人面色凝重,似已预计到最坏的结果。

    我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据最新情报,日军上海派遣军全部7万人,将于本月25日晚在我军后方的长江七丫口处登陆,然后直插向南,拟切断京沪铁路断我后路,与正面的第9师团残部会合,将我军主力合围在长江与苏州河之间包围歼灭。”

    众人无不吃惊。我自然早已预料。历史上日军在七丫口登陆,确实出乎十九路军意料,不过日军只有一个第11师团登陆,力量不足,十九路军和5军大部尚能冲出合围。而现在,与历史相同的是,日军确实在七丫口登陆;不过不同的是,提前了5天,而且是2个师团一起登陆,我将面临比历史恶劣得多的形势。这又是“蝴蝶效应”吧。我心里一阵苦笑。

    “那日军具体进攻方向是哪里呢?”张治中问。

    “根据情报,日军上海派遣军登陆后,兵分两路,以第11师团先取浏河,再通过娄塘、嘉定,占领南翔,在此切断京沪铁路,对我军形成内包围圈。这是主攻方向,上海派遣军直属部队也在此方向行动;第14师团则直接南下通过直塘、陆家桥,夺取昆山,在此切断京沪铁路,对我形成外包围圈。第9师团在正面发起小规模进攻,以吸引我军注意。日军两道包围圈完成后,即向包围圈内我军挤压,企图在苏州河以北、京沪铁路沿线将我军分割歼灭。”

    我不得不承认,正常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毒辣的计划。不过,这是按照我给王赓的假地图制订的,是被我“请君入瓮”,也是我扳回大局的最后一个机会。按照我给王赓的假地图,我军以5军等精锐部队集中在大场、刘行前线,十九路军各部则在京沪铁路上的南翔、安亭一线集结作为预备队。日军据此就以战斗力最强的第11师团河派遣军直属部队直插南翔,与正面的第9师团残部夹击5军;14师团占领昆山后,与1师团配合将十九路军合围并歼灭在安亭一带,以两个包围圈聚歼我两支主力部队。不过我自然不会将假地图一事告诉大家,并要唯一经手的参谋顾高地绝对保密。否则,将一名旅长往日本人手里推,见死不救,还搞欺骗,宋子文头一个就不放过我;而且人多嘴杂,泄漏出去不堪设想。为了绝对不引起怀疑,我调开了顾高地,真正的作战计划由另一参谋马行健具体操作。

    蔡廷锴说:“希夷,把你的想法说说。”

    我指着地图:“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趁日军两个师团登陆后分头推进、中间隔有20-30公里的有利形势,集中主力吃掉孤立且战斗力较差的第14师团,一举扭转战局!大致兵力分配是,以2万多正规军加上1万多义勇军,死死顶住日军11师团和第9师团残部;集中3万最精锐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硬杀日军14师团。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打掉14师团,就打断日军一只铁钳,日军也会对我们的实力发生误判,我们就可把战事拖下去。”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担心地问:“这样太冒险了吧?如你所说,日军上海派遣军7万,加上第9师团残部,就有8万多人;而我军正规军不满5万,其中还有许多新兵,加上1万多义勇军,也是很大的劣势,这样能否吃掉日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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