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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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九章：胜负一线
“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空前残酷的血战！我军以不足5万的疲惫之师，与日军上海派遣军2个新锐师团、7万大军在淞沪几十公里的战线上全线激战。十九路军从总指挥蒋光鼐、19军军长蔡廷锴、5军军长张治中直至各师、旅、团长均立下军令状，不惜全军血染淞沪，拼至最后一刻，也要硬杀日军第14师团，扭转战局！敌不仁我不义，在日军使用毒气弹后，我终于下决心拿出‘最后武器’，一定要让日本人在淞沪血流成河！然而就在2月28日黎明我军对14师团残部展开总攻的时刻，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摘自叶挺：《一个军人的报告》
江湾大血战，双方损失都非常惨重，各伤亡2万多人。日军第9师团第6旅团大部被歼，师团损兵折将达2/3，几乎赶得上当年旅顺口攻坚战。余部已丧失突击力，仅能自保。我军也遭空前损耗，主要是在日本的军舰轰击和毒气弹攻击下伤亡巨大。不过我军伤亡中包括防御时义勇军5000多人的伤亡，其余分摊到各师，各伤亡3000多人，损失率约1/3，也大伤元气。60师、78师155旅、87师独立第20旅顶住了日军第9师团和黄浦江上军舰连续3天的猛攻和炮击，损失过半。87、88师未参加防御作战，虽然总攻第9师团时遭舰炮和毒气杀伤，但及时退下，还保持了一定战斗力。税警总团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只是对沪江大学的日军进行监视，故伤亡较小，建制还比较完整。
高级军官伤亡也非常大，5军方面，88师264旅的旅长钱伦体、该旅527团的团长施觉民、87师259旅517团的团长张世希均在总攻第9师团时阵亡；十九路军方面损失更大，61师在攻击时师部靠前指挥，却被日本海军舰炮的齐射命中，师长毛维寿、参谋长赵锦雯均当场被炸死，此外60师的副师长兼参谋长李盛宗在指挥防御时阵亡；十九路军各师还有5名团长殉国。加上受伤的，十九路军和5军的团长以上高级军官几乎伤亡近半，损失之重确实是空前的！
对日军使用毒气弹我确实没想到，因为历史上“一二八事变”时日军并没有用毒气弹，我就没有往这方面想。不过历史上日军在淞沪总计伤亡不过1万多人，而现在日军主力还未投入，伤亡已接近4万人，看来日本人狗急跳墙、不顾一切了。我暗暗警惕，现在历史进程已经改变了，我再也不能想当然了，必须随机应变，否则将吃大亏。
由于此次作战预计到日本军舰的舰炮远程轰击，危险性太大，故战前没有通知记者随军采访。战后我军立即揭露日军违反国际公法使用毒气弹的罪行，并邀请记者和各国驻沪使馆武官观察中毒而死的我军官兵尸体。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德军毒气弹的法国武官当即证实日军使用的是芥子气。经媒体揭露，在国内、国际都引起巨大反响，纷纷谴责日本暴行。日本则一如既往地百般抵赖，声称是中国人自己搞的“苦肉计”，摆出一副抵死不认、你奈我其何的架势。我自知现在临时准备防毒面具已来不及，宣布将向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提出有关控诉，并在今后作战时邀请自愿观战的记者和军事观察员（在战争中邀请军事观察员是当时一种普遍现象，日俄战争时日本就邀请了德国军官为观察员）。邀请函一出，得到积极响应，不但各大媒体记者踊跃报名，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驻沪武官也应邀担任军事观察员。此消息宣布后，因国联大会即将召开，日本政府和军部果然有所顾忌。之后日军在此次淞沪作战中再未使用毒气弹，总算是解除了对我的一大威胁。
既然聚歼日军第9师团不成，为避开日本军舰的炮击，我军的防线由原来的宝山－吴淞－纪家桥－庙行－江湾－八字桥－闸北一线，后撤至浏河－罗店－刘行－大场－真如－闸北一线。闸北一带由于有公共租界阻隔，日本军舰还不敢进行炮击。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整补部队。此战我军伤兵逾万，后方医院人满为患，幸而宋庆龄、何香凝女士之前用捐款筹建了几十个临时医院，购买了大量药品；上海各大医院也全力以赴，加上之前作战的一批伤兵陆续出院，总算能勉强应付。
因部队缺员太大，十九路军负责后方训练的黄强被迫将只经过几天训练的新兵都派上战场，加上伤愈归队的伤兵，也只能填补部分损失。5军的情况稍好，军政部将京沪一带新兵训练营的5000多名新兵全部补入5军，各军校即将毕业的士官生也派到前线实习。损失的军官则火线提拔填补。88师264旅的旅长由87师521团的团长刘安祺升任。十九路军的61师受创最大，师长毛维寿、参谋长赵锦雯均阵亡，蔡廷锴征求我的意见：“希夷，你觉得这两个空缺由谁接任合适？61师的旅长张炎怎样？”
我说：“军长，真的要征求我的意见吗？”
“那是当然，你是前敌总指挥嘛。”
张炎当然是很不错的，指挥果断、有头脑，算得上一员战将。而且他倾向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福建事变”后曾回到粤西家乡，与共产党员合作发动反蒋武装起义，与我这个编外党员是同路人。不过，他还有一个致命缺陷。所以我心中另有合适人选。
“军长，张炎可提升为61师的副师长。至于师长和参谋长，我觉得还有更好的人选。”
蔡廷锴十分惊奇，因张炎在十九路军的旅长中才干是最突出的，能与之相比的勉强只有78师156旅的翁照垣。他原以为我会爽快地同意，不禁投来疑惑的眼光，好象在问：“不会吧？”
我微笑道：“军长，我心中有两个人选。他们的才能，只怕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
蔡廷锴大惊：“希夷，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十九路军中还有这样的人才？”
我说出两个人的姓名：“他们并不在军中，却都在上海。军长你也注意到了，前段时间义勇军打得非常出色，甚至不比我们正规军差，军长你也感到惊奇。那些义勇军就是由他们两人训练和指挥的。”
蔡廷锴听了大喜过望：“原来‘虎鹤双形’就在上海！希夷，你怎么不早说呢？”
所谓“虎鹤双形”，指的是两员北伐和铁军名将——黄琪翔和周士第。黄琪翔字御行，打仗灵活多变，如仙鹤灵动；周士第字力行，作战勇猛顽强，是北伐军中著名的“虎将”。广东最出名的武师是黄飞鸿，以佛山“无影脚”和“虎鹤双形拳”名震天下。因黄琪翔和周士第的字中都有一个“行”字，打仗又各有特点，所以铁军中以“虎鹤双形”赞誉之。
周士第与我的关系就不用说了。铁军4军独立团的前身是大元帅府大本营铁甲车队，它是由苏联顾问向孙中山建议建立的。在筹建中由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选派周士第、廖乾五等共产党员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周士第是黄埔一期的，就当过铁甲车队的队长。1925年11月，以铁甲车队全部并从黄埔军校抽调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为34团，以后改称4军独立团。1926年5月，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前线，作战中周士第打出了“猛将”的声名。1927年1月4军改编时，我任25师副师长，独立团改为该师73团，团长就是周士第。南昌起义时我任前敌总指挥，周士第任第25师师长，蔡廷锴当时任第10师的师长，两人是平级的。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失败后，周士第与部队失散，也不知道余部上了井冈山，于是去上海找党中央，“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正在上海。蔡廷锴对他还是信任的，1933年“福建事变”时还委任他为团长，所以我知道蔡廷锴一定会接纳他。
按照历史，周士第在“福建事变”后去了苏区，追随贺龙当过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抗战时当过八路军120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是徐向前手下的18兵团司令（政委就是胡耀邦），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其实按照他北伐时团长、南昌起义时师长的地位，是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的。
至于黄琪翔也与我有很深的渊源。在第一次北伐时是与我齐名的团长（第二次北伐时蒋先云才打出名声），当时我所在的独立团属于4军12师，黄琪翔就是12师下辖的36团的团长。在最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大家见汀泗桥敌防守兵力雄厚，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易守难攻，都感难打。黄琪翔建议以所部36团迂回桥北，夺取敌最高峰阵地，次晨桥南部队发起正面攻击，两边配合作战，当可一举成功。黄陈述意见后，大家都表示赞成，苏联顾问尼基金称此为奇谋胜算，后果然大胜。汀泗桥之役后，黄琪翔因功升为少将团长，当时北伐军中获少将衔的团长只有我和黄琪翔两人。他的升迁比我还快，1927年6、7月间铁军第二次整编，黄琪翔已担任4军的军长，我还只是11军24师的师长。张发奎的声名，其实基本上是靠黄琪翔打出来的。铁军分裂后，他跟张发奎走，率4军回师广州，1927年11月残酷镇压了有我参加的广州起义，屠杀起义群众3万多人，与我势成水火。由于杀人太多，舆论大哗，黄琪翔在内外舆论指责下离职前往香港，后前往德国柏林大学补习德文。在柏林期间，在邓演达、宋庆龄等撮合下，他赞同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我和他总算捐弃前嫌。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黄琪翔担任该党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乃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黄琪翔积极组织义勇军。蔡廷锴也很钦佩他，1933年“福建事变”时，还邀请他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黄在会上宣读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因为这些渊源，我在担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后，立即与在上海的周士第、黄琪翔取得联系，由他们组织义勇军，并许诺蔡廷锴一定欢迎他们回到铁军的。当然，洞悉未来历史的我，是不会让“福建事变”发生的，因为我和先云已经商量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我的建议下，蔡廷锴果然任命黄琪翔为61师的师长，周士第为61师参谋长。在抗日的大旗下，铁军各路虎将终于又团结在一起了。
1月20日晚，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参谋长邓世增等来到了真如的十九路军总指挥部。
他们一坐下张治中就急切地问：“如公，援军怎样了？什么时候开来？”
陈铭枢苦笑道：“文白，援军，就不要指望了吧。”
各位将领俱大惊（当然只有我例外）：“不是说几个师已经接近前线了吗？”
京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邓世增解释说：“本来有6个师的兵力已陆续开来，但由于我军未能吃掉第9师团，且全线后撤，老蒋又改变了主意。起先如公打电报给老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作工为祈。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诚）卫（立煌）谭（道源）各部，兼程前来无误，无论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老蒋却答复说：‘所请饬调上官及陈、卫、谭各部，查上官部因渡江困难，今日止，尚只渡过一营，陈、卫各部，分防赣西，更非短时日所能集结。军事最着确实，上述办法，以难预期之事，求其适应机急必至贻误戎机。’何应钦更是下令：‘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蒋光鼐问：“所谓渡江困难，到底为何？”
陈铭枢叹口气：“还不是老蒋的借口。他说什么日本人已经发出警告，如江北我军上官云相、胡宗南等部敢渡长江加入淞沪战场，就要派军舰截击，封锁南京、采石矶江面。其实日本人在淞沪被打得焦头烂额，哪有余力再开辟新的战场。如日本人扩大战事，我军海空军全力参战，在长江内与日军还是有一战之力的，所以这纯属老蒋托词。说到底，老蒋还是首鼠两端，还是‘剿共’重于抗日。他授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电报说什么‘夫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此时两方兼顾，则两方俱不能顾也。……日本之兵可随时添增，我之增援（因剿共）自穷，故不如不予增援。江西之匪可随时爆发，我之防备不可疏，故（驻江西各部队）不宜稍予抽调。’”
邓世增补充说：“本来在江西的蒋鼎文的第9师等部已经开拔，却被熊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