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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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来说，我完全拥护斯大林同志的决定，全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赶超资本主义大国。托洛茨基搞机会主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妄图放慢工业化步伐，这是对苏联人民的犯罪！必须对他们尽快审判！”
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为反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跃进指标，而被斯大林定为反党集团，不过1936年大肃反时才审判，我在这里必须抢先表态。
“我深信，完成工业化的苏联，必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将会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一举粉碎帝国主义，将革命的火炬点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说得好！说得好！”三位元帅情不自禁。毕竟是军人，性子直率。
“好，好。”莫洛托夫接着说：“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也就是你的祖国，你怎么看，蒋先云同志？”
好你个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要是真的蒋先云在这，肯定被你害死了。
“九_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风起云涌，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坚决主张抗日为首要任务。
但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是盲目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王明的做法，使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丧失了很大一部分民主派和进步人士的支持，搞乱了工人和农民的思想，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附庸，居然把苏联的利益看得高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孤立。
要是真的蒋先云现在活着，以其军人的血性，肯定要表态打击日本、还我河山吧。如果这样就死定了。
现在是1931年9月28日，苏联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还未完全形成。我作为21世纪来的人，当然预先知道了苏共中央的决定。
“日本发动事变侵占我国东北，我判断主要不是要侵占全中国，而是点燃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要将中国东北建成反苏战争的基地，伺机对苏联动手，灭亡苏维埃国家，实现他们在日俄战争中没有达到的目的。”
日俄战争，触到了苏联的痛处。苏联灭了沙皇俄国，却继承了它的大国沙文主义。日俄战争俄国失败，苏联也引为耻辱。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带队拜祭旅顺口日俄战争中阵亡俄军将士的亡灵，宣称：“给日俄战争报仇了。”就直接体现了这一思维逻辑。
看得出来，我的这番言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人都很意外。提到这个日俄战争，就搔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痒处。这就是我的中国功夫——点穴。一点就灵。
“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负起责任，一切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可以提出类似‘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至于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反革命与革命的矛盾，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
“说得太好了！蒋先云同志！”曼努伊斯基一下站了起来：“你有这样高的觉悟，真是想不到啊！”
斯大林平稳地发话了：“你对富农问题怎样看，蒋先云同志？”
又是一个陷阱啊，多少革命家死在里面了。“我认为，就苏联来说，当前工业化和农村的集体农庄制度，必须两条腿走路。富农是集体农庄最大的敌人，从长远看，必须予以消灭。近期看，可以先限制和剥夺，比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当时是共产国际提出的。斯大林1933年才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我提前一年多就说出了斯大林内心酝酿已久的话。“至于中国国内，我听王炳南同志介绍，中央苏区现在搞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这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是很危险的”。中央苏区的富农政策是毛泽东同志搞的，我为了迎合斯大林，现在迫不得已对伟大领袖“开刀”。
“你说得对，蒋先云同志。”斯大林站了起来，抽了一口烟。我看《朱可夫元帅回忆录》提到过，斯大林点燃烟斗并猛抽一口，就是他心情好的标志；如果烟斗中没有火，那就不妙了，就是雷霆震怒的前奏。现在他的烟斗烧得通红，看来是对我非常满意了。
“你对中国红军的军事战略怎么看，蒋先云同志？”发话得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西洛夫，开口不离本行。
“王炳南同志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我的感觉是，中国工农红军实行的是游击战术，作为权宜之计尚可。但现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成功。鄂豫皖根据地也取得了胜利。红军已经壮大了，已经具备了与反动派决战的实力，可以进行北伐那样的大兵团作战。虽然李立三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战略过急，但现在的游击战术也过缓。我的意见，是先打下几个中心城市，争取在一省或数省先取得胜利，积累经验后进入决战，争取早日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再与日本算帐，武装保卫苏联。”我记得历史上的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贯彻共产国际意见，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苏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鄂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作为战略目标。
“你可是李立三的妹夫啊。”一旁阴冷的亚戈达突然冒出一句。
这点关系对契卡来说根本不是秘密，我也不打算隐瞒。“我知道，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我要与他划清阶级界限。”
“还必须与他妹妹离婚，脱离关系。”亚戈达补充说。“那是当然。”一般来说，蒋先云抛弃李祈欣对她肯定是重大打击，但我不是蒋先云，只是一个冒牌货，还是摆脱她好。
“如果由你指挥，你要怎样打下中心城市？”问的是布琼尼。
这个问题难不倒我。“之前中国红军打不下中心城市，是因为缺乏重武器，不象苏联红军有大炮。我认为，攻城一是要勇猛，全线猛扑但又集中突破一点（我知道斯大林对集中优势兵力是非常重视的），北伐时武汉就是这样打下的，加伦将军对此很清楚。”加伦即布柳赫尔，北伐时任苏军总顾问，指挥过攻克武汉。我目光转向他，见他点了点头。“还有就是进行坑道战，用大量黄色炸药爆破城墙和工事。红军中有不少矿工，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参加过安源路矿大罢工和水口罢工，那里懂挖坑道和使用炸药的矿工很多，也可以利用起来。”这里我一是突出我领导过罢工的工运身份，而是迎合斯大林对矿工的偏爱。当时斯大林正准备开展向矿工斯达汉诺夫学习的运动，我又搞个“提前量”。“我有信心，在中国大地上演保卫察里津、攻克彼列科普的光荣，锻造出一支象第1、第4骑兵军那样的精锐部队！”这些战例和部队，都是斯大林、伏罗西洛夫、布琼尼和布柳赫尔的骄傲。
“很好，看得出你是认真思考了的。”斯大林发话了，我知道他要做总结发言了。“你没有选错人，瓦西里_康斯坦丁诺维奇。”瓦西里_康斯坦丁诺维奇是布柳赫尔的名和父名，苏联人这样称呼时表示对对方的尊重（为避免苏联人姓名之长，以后不再这样表述）。“共产国际的推荐也是正确的。”
布柳赫尔、曼努伊斯基、库西宁露出了笑容。显然，如果我一句答错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也跑不掉。现在他们的宝是押对了。
“蒋先云同志，你的优秀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决定把你派回中国去，挑起中国革命的担子。”
“也许，蒋先云同志需要在苏联再学习深造一段时间，斯大林同志。”亚戈达出声试图阻止。果然不愧是契卡的老狐狸，没有被我搞晕，闻到了一丝不对劲。我有些后悔，也许，我的演戏过于完美了，以致有些不真实？但不管怎样说，契卡再厉害，也是不知道平行宇宙理论的，还有借尸还魂。
“不必了。蒋先云同志刚恢复记忆，只看了一星期的书，就有这样的理论高度和水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堪称天才。”
我欲擒故纵：“亚戈达同志是对的，我也许应该再学习……”此时我早已归心似箭、早日回到祖国大展身手。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我了解斯大林的秉性，作出的决定是不轻易更改的。
“中国革命需要你。”斯大林一锤定音。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决定由基辅军区司令员朱可夫担任总参谋长。朱可夫推辞，斯大林就说了句：“总参谋部需要你。”看来这是他的口头禅。
“我们决定派你回中国参与主持红军的军事工作。”伏罗西洛夫说。斯大林接着说：“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也很需要你去解决，但没办法，不能把你分成两个人使用。农村问题还是让陈绍禹多操心吧，毛泽东那套不行。”
陈绍禹就是王明。我连忙表态，决心坚决完成任务。
斯大林转向曼努伊斯基和库西宁：“你们派人和蒋先云同志沟通一下，按上述意见起草一份给中国革命的指导电报，报政治局后发给米夫。另外，叫他安排蒋先云同志抓军事工作。”
送我出门后，布柳赫尔快步走上来，张开双臂。“加伦将军！”我也上去与之热烈拥抱。尽管我是个冒牌货，但对布柳赫尔这个正直、真心帮助中国革命的军人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眼泪很快泉涌而出。布柳赫尔安慰说：“别哭！你躺了4年，我都以为没希望了，现在你能康复，见到老朋友，应该高兴才对！”
我已不自禁痛哭流涕了。加伦将军，你知道吗，再过7年，你就要被肃反掉了，而且死前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我是为自己无力挽救你的悲惨命运而痛哭啊！
正文 第三章：北伐双雄
人力有时而穷。我虽然有着未来资讯的巨大优势，但要阻止苏联的大肃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否则自己还要搭进性命。我也想过挽救布柳赫尔的办法，比如请他再次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离开莫斯科这个是非之地。但现在他是苏军最高领导人之一，又全力狠抓远东苏军的建设，调来中国当顾问也不合其身份。
我硬下心肠，开始着手准备回国事宜。由苏联回国，以前一般是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转入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北宁线入关。但现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军队在嫩江铁路桥激战，中东铁路已经不通车了。所以共产国际安排我先坐火车去德国，由德国共产党接上，安排乘船前往上海。共产国际原先计划派人全程陪同，我婉言谢绝，坚持我一个脱离革命中心已经4年的默默无名之辈，一个人反而更安全。确实，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个苏联人都受到西方间谍机构的高度关注，目标太大。最后共产国际同意了，叮嘱我注意安全，告诉了我在德国的接头地点，以及到上海找中共中央的地址和接头暗号。实际历史上，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人从苏联回国也不过是两三人随行的。
苏联人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就在斯大林9月28日接见我之后的2天，9月30日，我拿着以假乱真的护照（当然是假名），踏上了从莫斯科开往柏林的国际列车（一般人认为当时苏联被西方封锁，其实不然，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记载他30年代通过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莫斯科去到柏林）。
10月2日，列车驶入了柏林腓特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