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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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告状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恩来是个好人，不整人！”。
根据现存资料，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并没有接受苏区中央局对他的指责，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上海中央的电报中也称毛“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然而根据临时中央11月给苏区中央局的复电却又看出，毛泽东在压力下，在会议上曾被迫作出承认“错误”的表态：“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同志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
毛泽东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犯下“错误”并离开了军事指挥岗位，周恩来也是在肯定毛有错误的前提下，主张对毛采取较为宽和的态度，那么继续维护以周恩来为核心的苏区中央局的团结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恩来同志在（宁都）会议上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继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土地政策，现在又在宁都会议上集中批评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方针，使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权势被一步步削夺。宁都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书记仍由周恩来担任，当周在前方指挥作战时，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则继续由在后方的任弼时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达瑞金后，虽然局部调整了中央苏区的领导机构，但是宁都会议后形成的权力格局基本没有变动。
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项英参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毛泽东已被完全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他“日夜忧思，对时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来到南线的于都视察。在这里他会见了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时任赣南军区参谋长的龚楚。毛泽东对龚楚说：“龚同志！现在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说至此，毛泽东竟凄然泪下！（参见《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页550）。毛泽东自己则回忆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作品相关 制造热河“人间地狱”的省主席汤玉麟
如果说宋哲元这个前热河都统是热河的福星，那汤玉麟这个热河省主席就是不折不扣的灾星。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1869年出生，奉天阜新人，早年出身绿林，后被张作霖收编，成为张在东北开基创业的把兄弟。汤玉麟和张作霖的关系不错，两人年轻的时候，汤还多次救过张作霖。不过汤玉麟也曾经和张作霖的敌人冯德麟联手试图干掉张作霖，被张贬职为平民。但是总体来说，汤玉麟跟随张作霖30多年，除了偶尔的“糊涂”以外，还算是比较忠心的，也为张作霖立过很多汗马功劳。1926年春他任奉军第12军军长，率部入热河，接替宋哲元为热河都统。1928年东北易帜后，改任热河省主席。到了1933年，汤玉麟已经在热河当了6年多的土皇帝。他佩戴民国上将军衔，称自己是星宿下凡，所以有“星宿将军”之称。然而，就是这个“星宿将军”，给热河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
汤玉麟掌握热河的军政大权后，随即横征暴敛，无所不为。
他创造“世界记录”，让二儿子汤佐辅身兼任热河财政厅厅长、兴业银行总办、军需处长、军政训练副监、盐务局长、垦务总办、经界委员会委员长、酒烟局长、印花税局长、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共15个职位，一个人就控制热河全部经济和税收！这位汤二公子没有让父亲失望，在他任职期间，老百姓每年要交几十种税，老百姓自己的田也被强制分为四等，不管这些地是否能够种植东西或者收成如何，全部都要交重税。除了田地税收以外，老百姓杀猪宰牛，嫁女娶媳，生老病死，甚至农民养条狗也要缴税。而且所有税收全部预交几年甚至几十年，当时热河部分地区在1932年就提前40年收了1972年的税，再创“世界记录”！
如果老百姓缴不起税，那么马上就会坐牢，挨打，有时候连命都要送掉。所谓苛政猛于虎，老百姓愤怒称汤玉麟为“汤大虎”！
在这种情况下，热河省老百姓大多穷困潦倒，根本无法生活。很多农民家庭的小孩长到十一二岁还穿不上裤子，腊月寒冬农民连生火的一把稻草都没有。结果就是整村的老百姓丢下自己的田地逃亡，还有忍无可忍的老百姓组织了多支起义军，他们还一度攻陷朝阳县城。总之，热河省的老百姓对汤玉麟恨不得食肉寝皮，汤在热河是没有一点群众基础的。
汤玉麟还在热河大量种植鸦片，为祸一方。汤玉麟任命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局长，这个所谓禁烟局长做的是和他的身份完全相反的事情。汤佐荣通过政府命令热河农民大量种植鸦片，之后以罚款为由进行抽税。到了1927年热河鸦片种植面积，有记录在案的就有9000多顷，造成热河烟民10多万人。老百姓家中一旦有人抽鸦片，一家就基本完蛋，如此算就有百万热河老百姓在鸦片下面遭殃！
除了老百姓以外，热河省的东北军也有不少人抽大烟，成了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大为削弱。
为了敛财，1930年春，汤玉麟仿效孙殿英，不顾社会舆论，命儿子汤佐荣率兵挖了内蒙古巴林左旗白塔子王坟沟辽圣宗、辽光宗、辽道宗三个皇帝的陵墓，并将全部出土文物占为已有运往沈阳私宅收藏。同年汤玉麟投入巨额资金在天津河北区民主道38号（现为天津市工商管理局）兴建一座砖混结构私宅，其宅占地面积4323平方米，建筑面积3341平方米，三层带地下室，其建筑豪华，陈设华丽，是天津最为显著的豪宅之一。
汤玉麟年老昏庸，除了搜刮民脂民膏以外，就是沉溺于抽大烟、养姨太太。多年的腐败奢侈生活早就让他失去了对部下的控制能力，也让其部下的战斗力削弱到了底点！早在“九一八”时候，日本人就已经开始策反汤部下众多将领，并且相当成功。
“九一八”时，汤玉麟在沈阳的一部分家属携带细软跑到沈阳小南关的法国天主教堂避难，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为拉拢汤玉麟，就让台湾籍汉奸谢履西（伪满外交大臣谢介石的族弟）和日本宪兵队护送汤玉麟全家大小和细软乘南满火车去大连，再搭船到天津别墅，以此向汤玉麟抛出橄榄枝。
1932年3月9日，日本关东军扶立清逊帝溥仪在吉林长春登基，建立伪“满州国”。溥仪也未忘汤玉麟曾参加“张勋复辟”拥立其功，与日本关东军密议许以汤玉麟为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之职对其进行拉拢。3月29日日满单方面宣布汤玉麟为满州国参议府副议长、让外界以为汤做的是“满洲国”的官，汤玉麟也不介意这个是非名份。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议长的奉系老友张景惠派人来拉拢他，汤也未加拒绝。热河开战前不久，日伪在北票召集会议，汤玉麟居然让部下、热河省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前往参加。在会上，日方提出了3条要求：第1，要汤担任伪热河省长兼军区司令，必须派亲信为代表，常驻长春，加强联络；第2，为了满、热一体的关系，要求汤同意把铁路延长到承德；第3，为了加强联系，要汤同意关东军在承德设立无线电台。
张舜卿把这3条报告给汤玉麟，汤没有明确表态。张舜卿知道此事重大，把情况直接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断然地拒绝了。张学良觉得让汤玉麟守热河是靠不住的，想把他撤掉，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汤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算是张学良的长辈，再说阎、冯倒蒋时，奉军人关抄了阎锡山的后路，汤玉麟立过功劳；郭松龄反张作霖时，汤玉麟又为大帅卖了很大力气。对这个有功的奉系老将，张学良不敢轻易撤换，只是派人向汤提出3点劝告：第1，现在服从副总司令（张学良）就是服从先大帅，只有抱成一团，东北军才能有个立身之地。第2，叙帅（指张景惠）已经上了贼船，不会有好下场，千万不要跟他走。第3，关于中日问题，热河已经面临危若累卵的严重局面，要做积极防御准备，不可大意。
由于有张作霖被炸死的教训，汤玉麟也没有完全倒向日本。他曾大骂伪满特使道：“张雨亭（张作霖）是我拜把子弟兄，你们害死他，我没有那么混蛋，去作你们的官！”汤玉麟又对张作相派来的特使赵毅道：“吾乃国家疆吏，守土有责，誓死抗战，决不丧国家之地。”
1933年2月，日寇图谋热河，国民政府任命汤玉麟兼任第55军军长，继又宣布他为第5军团总指挥、热河省驻防军上将总司令，统帅20万守军负责建平至赤峰一线防御和作战任务。
2月16日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作去热河的准备，让他的伯父张作相取汤玉麟而代之，出任热河防务主帅，任总司令，降汤玉麟为副总司令。汤玉麟闻知大怒，对张学良重用私人的做法大为不满，更觉得张学良要借此机会除去异己夺他的兵权，因而将帅之间发生矛盾。汤玉麟手下的一部分将领更是加紧和日本特务的谈判，商讨阵前投降的最后筹码；另一部分汤军则是加紧在地方的搜刮，准备将来逃跑时候使用！
总之，热河抗战总体是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展开的，也注定了开战后的惨败。
作品相关 日军拼刺刀退子弹的真相
二战里面，日军在白刃战前先把子弹退掉然后拼刺刀，是一个怪异而引人注目的战术。这确实是其步兵操典的规定，这一规定因为看起来迂腐而令人困惑，然而，它决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也不全是捍卫武士道的尊严，而是日本军队根据实战检验做出的结论，这和日军的兵器，作战特点是相吻合的。
日军在白刃战前退出子弹，是指双方开始班以上规模近距离格斗的时候，而不是只要一准备肉搏，冲锋的时候就退掉子弹，那纯粹是自杀行为。当时各国军队都一样，在冲锋的时候不但不能退出子弹，而且整个过程中要全力射击，尽量压制对方火力，比如军事作品《亮剑》，就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描写：“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二十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嚎叫着还击，面无惧色。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竞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争是残酷的，日军对这一点的认识和其他国家军队并无区别，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无论塞班还是冲绳，日军发动步兵冲击的时候，都是一边射击一边前进，并且把轻机枪手放在一线，以增强压制火力（因为一线日军一直没有装备冲锋枪）。
这倒不太用担心误伤自己人，二战中，步兵冲击的散兵线即便以所谓“密集队形”发动攻击，其队形也远比冷兵器时代松散，士兵前后重叠的概率不高。真正采用那种传统意义的密集队形，冲击的效果往往很糟，比如瓜达尔卡纳尔日军对“血岭”的密集队形冲击，中国军队在忻口会战中对1002高地的强袭，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