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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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免遭杀害，陈继庵决定派警察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执行警察下跪，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陈继庵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
陈继庵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口，其实他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陈继庵讲话。
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陈继庵首先表示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学生鼓掌欢迎。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
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府已在风雨飘摇。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
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却下令驻守在奉天（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3年不过二十年的历史，军事北伐，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王造时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有人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北平教育界派出代表，去南京见蒋介石表达抗日民意。领队是吴葆三、杨立奎。前者是北平志成中学的校长，后者是北平师范大学的一名教授。
2月4日，全体北平教育界代表团成员，被一辆德国西门子大客轿车，拉到了坐落在林森路上的南京国民政府。穿过长长的甬道、花畦，来到了有六个大圆柱罗马式建筑的大礼堂。一路上有持枪的军警侍立。
大礼堂里，鸦雀无声，一片肃静。礼堂正北面的高墙上，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蓝色有狗牙太阳的国民党党旗之间，悬挂着穿了海陆空三军元帅服的蒋介石巨像。
卫队在礼堂外面高声呼叫的“立正！”“稍息！”只听见一阵嘹亮的军乐突然奏响起来。
在军乐声中，从礼堂的入口处，沿着两排椅子中间的水门汀的走道，传来了参差不齐的马靴和刺马针杂沓的响声。人们坐着，不敢回头。呆了一会儿，才看见一群长袍马褂、军服长靴、西服革履、高矮肥瘦不等的人们，前呼后拥，簇围着一个细高个穿军服的人走到礼堂的最前边。
军帽下一张长脸、深陷的眼睛、无肉的两腮。他那浓灰色镶红绦的军服，没有一点绉折；他用戴着白手套的一只手，握着腰间挎着的那把长剑镶着宝石的剑柄。一道阳光这时从屋顶的彩绘玻璃高窗上斜射进来，照在蒋介石那青灰色的长脸上。他把在场的人们扫视了一遭。就在这时候，国民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曲调，吹奏起来。
蒋介石那呆板的脸上，这时微露笑容。“你们很好！”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蓝青官话，用不大的声音说道，“听说你们的学科术科都很好，所以做了代表。”他咳嗽着，停顿了一会儿，“你们到这儿来很好！咹，这个，这个，我很高兴。不过，你们要明白，现在的时局很紧张。我和你们见面，就是为了这件事。我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抗日；抗日是要抗的，但还不到时候，你们明白吗？”
代表们有点发傻，带队的吴葆三便用破锣般的嗓子带头喊了一声：“明白！”然后大家才举起拳头照样喊了一声：“明白！”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喊声静默之后，蒋介石又接着说道，“这个，这个，咹……日本的飞机是很凶的，你们懂吗？这个，日本不但飞机凶，大炮也凶，而日本军舰更凶。……咹，咹，这个，这个，这个我为什么要说人家很凶呢？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我们在这方面的准备还不够，还不够同人家拼，不能同人家抗战。……”
屋里很静，没有一点声息。他停顿下来，抬起呆滞的目光望着听讲的人们，想看一看他们的表情、反映。然后喝了一口盛在玻璃杯里特备的崂山矿泉水，他那细脖子上很突出的喉核上下颤动了一下，才又接着说下去：
‘咹，这个，我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同人家抗战呢？道理很明白。这个，咹，今天有很多青年，不明事理，高叫抗战，叫来叫去，把人家惹恼了，还不是真的要打吗？咹要明白，这个，这个抗战，难道是那么容易吗？这个，咹，咹？这个他们是错了，这个，他们显然是受了奸党利用，受了奸党煽动。我不能同意。奸党正是要借着抗战，出卖我们的国家。咹，这道理你们知道吗？”
为了活跃会场气氛，站在台上的戴笠走到台前，举起拳头，带领学生喊着口号：
“回答领袖，因为聆训，现在知道了！”
“所以，这个……”蒋介石又以他惯用的虚词开始了讲话，“你们很好！你们是学科术科出类拔萃的学生代表，咹，这个，很好！你们并不要抗战，这很好！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就是怎样‘为学与做人’。你们要好好读书，不要参加运动，并要反对学生运动。
“抗战……我当然要抗的，不过，不是现在就抗。现在我们还没有准备。譬如空军要抗战了，可是半路上没有加油站，没有降落的地方，咹，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战怎能抗得起呢？要像奸党所说，现在就抗战，我敢打保票，三天中国必亡！所以，我们对邻邦日本的态度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栖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机，绝不放弃和平！奸党的抗战言论，只是捣乱、破坏，只是盅惑青年，煽动暴乱，只会有损国力！咹，咹，所以我们要‘忍辱图存，御侮雪耻’！”
“我们现在的根本国策，”蒋介石喝了两口矿泉水润了润嗓子，提高了声音又接着说，“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这个始终不变的道理，你们眼下不要随便往外讲，不要让奸党抓住这个把柄！”他边说边向讲台前面走了两步，突然站下来挺直他那有些佝偻的脊背，咬了一下他那整齐的假牙，做出一副威武的样子，把声音提高到声嘶力竭有如裂帛似地说道：
“我说过，抗战是要抗的，而且我还要彻底的抗，咹，咹，这个，我还要收复高丽台湾！咹，这个，日本有‘田中政策’、‘满蒙政策’，我就有收复‘高台政策’，如果不收复东北和高台，咹，这个，你们看吧，可以杀我蒋某之头，以谢天下！”
他这啰哩啰嗦、前后重复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又奏起了党歌，在沉闷的哀婉乐曲中，蒋介石慢慢步下讲台。
此次请愿不了了之。
正文 第三十一章：顾虑重重
在各方巨大压力下，张学良于1月19日在北平军分会所在地阜成门顺承王府（现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热河抗战。邓演达、叶挺、梁华盛等旁听。
叶挺扫视了一下，与会的除东北军将领外，还有3名“杂牌军”（相对于东北军而言）的军长（至于远在热河的省主席汤玉麟、北平军分会中仅次于张学良的“二把手”张作相、41军的军长孙殿英和绥远的59军军长傅作义等则没有赴会，但派了代表参加）。
29军的军长宋哲元穿一身布料军装，他脸色微黑，眼睛圆大，沉默寡言，外表的形象颇似他的老上级冯玉祥和吉鸿昌，但精神状态却显得更加理智和冷峻。
32军的军长商震中等身材，稍微有些肥胖，一张微黑的大脸上长着浓眉大眼，头发浓黑茂密，一望虎虎而有生气。
40军的军长庞炳勋个子较高，身体细瘦，略有一点水蛇腰，瘦长的脸上两只深陷的窝抠眼滴溜乱转，透着一种世故的精明。
对29、32、40军这3个“杂牌军”和军长的情况，叶挺知之甚详。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省乐陵县，冯玉祥手下的西北军“五虎将”之一（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刘郁芬，均为参加当年北京政变时的旅长），曾于1925年秋任热河都统，是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驳壳抢。1926年，汤玉麟接替宋哲元主政热河，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于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梁冠英、焦文典、葛云龙、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张自忠任38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
张学良给了29军50万元的安置费，但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29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29军移防察哈尔省，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省北接外蒙古（1924年乔巴山宣布外蒙古独立，当时历届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