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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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分析，而且讲得非常激动。她的风格，还影响了一些女同学，她们发起言来，也是激动异常，被调皮的男生称之为感动派诗人。而且还排定了感动诗派的一祖三宗名单。一祖，当然是方令孺先生了。　　那时方先生的确还写“感动派”的诗。记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方先生听到广播，很是激动，马上写了一首颂诗，报上发表，电台播送。但是我更喜欢她写的一些散文。以前出版的散文集《信》，很有特色，不必说了，就在我读书时，她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山阴道上》，很是优美。我把我的看法跟她说了，她也表示赞成。她说：“《山阴道上》我是花了很多心思写成的，而这首写卫星上天的诗，则是坐在摇椅里听到广播，一激动就写下来了。”　　方先生好客，只要她一回上海，徐汇村她家的客厅里就不断来客人。有教师，有同学，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还有外面来的作家。听消息，谈诗文，总是非常热闹。所以，她虽然独居，倒也并不寂寞。听说在美国时，她的客厅也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方先生对学生很好。我是她的课代表，后来她又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所以对我特别关照。她怕学生生活太清苦，常要保姆烧一罐红烧肉，叫我去吃。其实那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很高，我们已吃得相当满意了。但我那时毕竟年轻，正在长身体阶段，胃口特好，每次去都把一罐肉吃得所剩无几。方先生看我吃得起劲，也非常高兴。　　　　

　　1957年反右运动，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被打成右派，上面就调方先生到杭州去接任此职。对于这场运动，方先生内心是很矛盾的。从理智上说，她要拥护，要紧跟；但在感情上，却又很惶惑。她从北京回来后，一面传达了文联作协的反右情况，但私下里却对我叹气，特别表现出对她侄儿舒芜的关心：“唉，他逃过了55年的劫难，没有成为反革命，但终于逃不过57年这场运动，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余上沅先生（图）

　　1960年代初，我到杭州去看望过方先生。她住在灵隐附近的一幢小别墅里，背后是青山，四周有小溪围绕，风景非常优美。但是方先生心情很不好，她感到寂寞。她说，她在杭州人生地不熟，这里又远离市区，少有人来，简直是住在坟墓里，非常难过。她怀念复旦的生活，想回复旦去。但是，她不知道，1957年以后，复旦也已人事全非，风气大变了，同事师生之间颇多顾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密切地来往，轻松地交谈了。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她对我说，她这个新党员，别人还是把她作为党内的统战对象看待的。文联的事有党组书记做主，她很少过问。这时，她大概已不写新诗了，她给我看她近年所写的一些旧诗，诗中反映了她的寂寞心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再见到她，听说她很受了些冲击。1976年，突然收到讣告，知道方先生去世了。但其时我尚未平反，不能到杭州去吊唁，只发去一份唁电。　　余上沅先生的遭遇，就差得远了。　　余先生年轻时热心于社会活动。五四时期他担任武昌文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并以武汉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后来进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又留学美国专攻戏剧。1925年回国后，他长期从事戏剧运动，是有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写过不少著作，有《上沅剧本集》、《戏剧论集》、《编剧概论》、《中世纪的戏剧》、《西洋戏剧理论批评》、《资产阶级全盛时期的戏剧》等；他又是重要的戏剧活动家和教育家，1926年，与赵太侔等主办《晨报》副刊《剧刊》，提倡“国剧运动”，很有影响，他做过梅兰芳的艺术顾问，曾陪同梅兰芳到苏联演出。1935年以后，又长期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培养了很多戏剧人才，说他门生遍于全国戏剧界，大概不算是夸大其词。　　但是，建国以后他却远离了戏剧界。起始的原因是，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不愿接受国民党政府要把剧专迁往台湾的命令，辞去校长职务，避居上海，等到解放军一打下南京、上海，他就赶回南京，把剧专移交给解放军的军代表了。但余先生还是念念不忘他所热爱的戏剧工作。1950年他到北京参观学习，在北京饭店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叫他归队搞戏剧，他非常高兴，很想借此机会调回戏剧界工作。但是，却长期未能如愿。我实在搞不懂是什么缘故了。　　在上海，他先是受聘于沪江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1951年10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听说先是讲授现代文学的戏剧部分，但到我1953年入学时，他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解放区文艺部分。这一方面并非先生所长，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下任务，努力备课。当时他住在筑庄，与我叔父吴斐丹是隔壁邻居，我曾进入他的书房，见他的书桌上摆满解放区文艺作品。但同学们并没有忘记他是戏剧家，复旦剧团的人常向他请教。听说，余先生不用看剧本，只要同学向他讲一遍剧情，他就可以导演了，余师母陈衡粹女士（女作家陈衡哲的妹妹）还帮着给演员化装。那时，同学们对余先生还是很尊敬的。但是，到了1955年，就出事了。　　1955年，余先生正担任我们班的课程，我是课代表。一天下午，我到余先生家送同学们的作业，进门后叫了好几声，余师母才下楼，气色很不好，淡淡地说：“余先生出去了，你把作业放下吧。”其实正是那一天，余先生被捕了，听说家里还有公安埋伏着准备逮捕同党。不过我是过后才知道的，好在我一进门就说是来交作业的，才没有被当作余先生的同党抓走。那时由反胡风集团而引发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此类事情时有发生，也并不奇怪。约有一年多之后，余先生又回到系里，据说是涉嫌杨帆案件，但查不出什么，就放回来了。潘汉年、杨帆事件本是一件冤案，余先生因为做过杨帆的老师和上级而被捕，就更冤了。其实，余先生是很热爱新中国的。要不然，1949年初，他在英国讲学时，就不会谢绝英国的留请，毅然回国；也不会在解放军进军上海前夕，退还国民党教育局长送来的飞台湾机票，决定留在大陆了。　　回校之后，余先生给下面班级教“中国现代文学史”，仍是讲有关解放区文艺部分。这时，余先生已经失却昔日的风采，如履如临，战战兢兢，再也讲不好课了。后来调往上海戏剧学院，这本来可以发挥他的专长的，但是他已没有这份心情了，而且当时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校方自然也不敢重用他。开始还让他讲授西洋戏剧理论等课程，后来就调他到研究室，从事戏剧理论的翻译和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但余先生还是努力从事，翻译了贝克的《戏剧技巧》等名著。而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像余先生这样经历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他被整得很惨。余先生胆子小，不敢抗争，日子就更难过了。听说有一次下乡劳动回来，他跟余师母说很想吃肉，余师母把全家所有肉票集中起来买了肉，做他喜欢吃的红烧肉给他吃，但余先生将肉夹到嘴边却放回碗里，不敢吃，余师母问他为何不吃，他说回来时监督小组吩咐过，不准吃肉，如果他们知道我回家吃肉，又要打我了。　　他没有熬到“文革”结束，在1970年就去世了。


第二部分月亮上的顽石——记孙大雨先生（图）

　　我在《文学报》上发表记叙方令孺、余上沅二位老师的文章《复旦的新月》之后，即有朋友对我说：外文系还有一轮新月，也应该写一写。他指的是孙大雨先生。　　是的，孙大雨先生也是新月派，但他不是柔和的月光，而是月亮上的顽石，其硬无比，殊堪敬佩。　　孙大雨（字子潜）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颇有诗名。他与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合称“清华四子”，后来都加入了新月社，所以又称“新月四子”。孙大雨不但从事诗歌创作，而且在理论上亦自有主张。大概是受到他的学长闻一多的影响，他也大力提倡现代格律诗，但具体见解又与闻一多有所不同。闻一多有“三美”说，认为诗歌不但应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而且还要有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孙大雨则觉得这会导致形式化的倾向，他另外根据语言节奏原理，提出了音组理论。他不但将此种理论付诸创作实践，而且还用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写的原是诗剧，但我们常见的朱生豪译本、曹未风译本，以及台湾的梁实秋译本，都是化为散文体了，只有孙大雨是用格律诗体来翻译的。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一个译本《黎琊王》（上下二册，今译《李尔王》），还有连载在《复旦学报》上的长篇论文《诗歌的格律》，但因弄不懂他的“音组”、“音步”理论，只好囫囵吞枣地翻过去。我想，弄不懂他理论的人大概不少，所以他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名气，似乎只有圈内人知道；而孙大雨之所以声名远扬，有一段时期弄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新月社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团体，大多数成员是欧美留学生，他们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但经过抗日战争的磨难，特别是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们之间分化很大。毛泽东在唤醒“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章中所称颂的那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闻一多，就是新月派成员。其实，第二条战线不仅在昆明展开，而且在上海也很活跃；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手枪的，也远不止闻一多一个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产生，就是第二条战线的产物，这个组织一成立即与蒋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孙大雨是大教联的活跃分子，在反蒋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大教联那封致美国特使魏特迈的英文信，就是孙大雨起草的，据说此信很起了些作用，促使魏特迈注意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并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指责。　　因为有这么点历史功绩，建国初期领导上对于孙大雨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让他当了小组长。这个官儿虽然不能算大，却也表示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因为大部分教师都处于被审查地位，所以小组长的位置也就显得相当的突出了。但这之后，他与领导层就日见疏离以至于对立了。我曾向外文系的朋友打听个中原因，他们也说不清其间具体的过节，只知孙大雨当时反对“李、全、杨”甚为激烈。李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正文，全是西方哲学史教授全增嘏，杨是外文系系主任杨岂深。推论起来大概与位置的安排有关。全增嘏曾当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现在照样受到重视；杨岂深与前校长章益关系密切，时常出入章公馆，被指责为“公馆派”，现在却做了外文系系主任；而孙大雨自己呢，则被冷落在一边。他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认为都是党委书记李正文搞的鬼，所以就情绪对立起来。其实，这种人事安排也是势所必然。盖因孙大雨当年虽然曾经反蒋，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并没有变，或者说，他是站在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上反对蒋政权的专制主义和由此所产生的腐败现象；到了1949年之后，这种自由主义立场和他那倔强的个性，必然要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发生冲突。如果让孙大雨先生来做系主任，他必然会强调独立的人格，自行其是，决不肯做驯服的工具，使得上面很难指挥，领导意图贯彻不下来，所以，下台和挨整是迟早间事。而杨岂深先生则性格随和，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存在心里，不肯抗上，所以系主任能够一直做下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革命历史比孙大雨长得多，革命贡献比孙大雨大得多，而性格同样倔强的陈子展先生，被削去了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即可明白。　　接着，1956年的评级定薪工作，又使孙大雨大为恼火。孙先生在学术上一向颇为自负，他曾经宣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锺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而这次复旦却把他定为二级教授，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发火也自然在所难免。但其实，这倒不是复旦领导要特别地压制他，而是复旦一向不肯抬举自己的教师之故，这次也普遍地将自己的教授压得很低。当时，复旦外文系根本没有定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只有两名：孙大雨和林同济；伍蠡甫是三级教授，系主任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