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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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这样的工作，也许他还能活得更长一些，在“文革”结束之后，还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　　这真是：刘翁得马，焉知非祸！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1）…（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的教授中，我最佩服的是周谷城和朱东润两位先生。他们都是运动初期被复旦党委抛出来挡头阵的“反动学术权威”，所受磨难最多，但从来不肯屈服。周谷城先生自称眼睛有疾，被批斗时眯着眼睛，似睡非睡，别人批了半天，问他是不是这样，他说，我没有听见。一阵“周谷城不老实，就打倒他”的口号声之后，批判者只好再说一遍。会议主持人问周谷城，承认不承认错误？他却坚持说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朱东润先生则硬是不肯低头，别人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挺起来。批斗者质问他是什么人，意在要他自己承认是反动分子，他却昂然说：“我是中文系系主任！”甚至有个党委副书记的儿子冲到他家，将一把日本军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毫不畏惧。　　不过周谷城先生情况有点特殊。他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曾请他到中南海家中住过几时，毛泽东到上海、杭州视察时则常约他面谈，“文革”中又点名要保护他，所以他老先生实在是有恃无恐，开一点小玩笑，主持者倒也无可奈何。而朱东润先生却是一无凭借，全靠自己的骨气支撑着，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朱先生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他自己的确是身体力行的。愈是困难时刻，愈是受到压力，他愈是傲骨挺然；而在他主持系政，地位较高时，对系里的教师、学生，则和蔼可亲，而且也很宽容。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朱老。　　朱老不是随波逐流之辈，做事有他自己的准则。他所崇奉的，大概是早期儒家思想，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积极进取精神，有时还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青年时代在英国留学时，得知袁世凯欲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要做皇帝，即弃学束装，万里归来，拟参加讨袁斗争，表示“不愿以区区之身，与儿皇帝共存于天下”。后来，他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但并不以学校为世外桃源，作避世之想，也不是仅以此作为谋生手段，而仍是积极用世，总想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他写了很多传记，传主大都是政治家或关心世道的爱国诗人，如张居正、陆游、梅尧臣、杜甫、陈子龙，这就可以想见其用意。朱老一向很珍惜时间，但对社会工作却从来不推辞。他没有时间回老家，但“文革”前每年高考阅卷，他都去参加，而且主持语文中心组，工作很繁重；1957年以后，系主任实际已处于无权状态，但朱老仍在可能范围内多做工作，决不超然。并不是他对这些小小的权力感到兴趣，而是总想要对社会做些有益之事。后来又有拔白旗运动，很多老教师干脆不再上课，或很少上课，风气形成之后，有些并不很老，而且没有被拔的教师，只要有些地位之后，也就不肯上课了，出现了“教授不教”的现象。但是朱老总是坚持上课，而且还上很多课时、很多课种，即使带研究生，也是认认真真给他们讲课，直到90高龄。他是在最后一名研究生李祥年的博士论文答辩完毕之后，才进了医院的。正应了他所信奉的那句话：“战士死于疆场，教师终于讲席。”他在做了十年“牛鬼蛇神”之后，以84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非个人有所求，也非迎合上面的需要，应该说，仍是积极用世思想的表现。　　朱老早年家贫，靠族人和师长帮助上的学，从小养成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从来不肯走捷径，认为捷径便是死径，他做事做学问总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刻苦用功。他曾说过，他初学英语时，将生词写在纸片上，挂满房间，朝夕读之，这样，很快就掌握了。他又说过，写字总要写它60年以上，这才能够写得像个样子，——他补充道：15年练篆字，15年练隶书，另外30年再练楷书、行书、草书。而他自己就是这样每天练字一直练到90多岁。他曾送我一些他日常写篆字的本子，从中可以看到他认真练字的情况。朱老之所以成为书法家，就是这样苦练出来的。他每做一门学问，都要做许多基础工夫，从头至尾，决不假手他人。因为他自己认真苦学，讲究打基础，所以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我毕业留校时，朱老是系主任，他要我订进修计划。当时我的进修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计划里准备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和五四时期的文学期刊读起，自以为如此进修，基础也就相当扎实了。但朱老一看我的进修计划，就大摇其头。他说：“你必须从《史记》读起。”而且派我去辅导新闻系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我不理解他何以要这样安排，就提醒他说：“朱老，我留下来是准备教现代文学的，不是搞古典文学的。”朱老笑了笑，说：“你是我留下来的，我还不知道你的工作任务吗？但是，现代文学是从古典文学发展下来的，你不从古典文学先下工夫，能够搞好现代文学吗？你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去辅导外系的古代文学史，有足够的能力，我给你打包票，你大胆地去干！”我照朱老的安排去进修和工作，的确提高很快。可惜不久就下放劳动，接着又来了大跃进运动，形势大变，我自己也没有再坚持按朱老的要求去进修，以致一直没有把基础打好，很是愧对师长。


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2）

　　朱老身体很好，走路做事总是精神抖擞。有些老先生是病病歪歪活到老，朱老则是健健康康活到老。70多岁时还能与孙子赛跑，而且跑赢了；90岁还在写大部头的著作《元好问传》。他是92高龄患癌症去世的，倘非患上此种绝症，还可活得更长些。但是，平时却并不见他锻炼身体。我问朱老有什么养生之道，他说，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再就是每天练字，也是一种运动。朱老的遵守作息时间，严格到机械的程度。他说，晚上休息的时间一到，只要时钟的指针指到此时，他就停止工作，决不拖延，如果在写文章，哪怕只写了半个字，也一定搁笔，另半个字到明天再写。但是，他并非一开始就养成这种生活习惯的，年轻时倒是另一种做法，即规定好每天的工作量，做完了才睡觉。他说，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每天是要写一定的字数的，但有位高邻喜欢聊天，常常过来闲聊，他只好奉陪，有时电灯熄了，那位高邻还不肯走，——那时学校的电灯到12时就熄灭，不能亮通宵，于是他只好点起蜡烛来陪着聊。等这位高邻聊得够了起身之后，他再坐下来编讲义，一定要把当天的任务完成，这才睡觉。但不久，有一位年富力强的同事突然死亡，这对朱先生刺激很大，于是就改为准时睡觉的生活方式，并且坚持到老。　　朱老虽然很严格，但是并不严厉，有时还很幽默。他老人家是一切都讲准时的，开会从不迟到早退，我则自由散漫惯了，除了上课决不迟到外，开会是老迟到。有一次，因为头天晚上开了夜车，午觉睡过了头，下午开会照例又迟到。正好是朱老主持会议，见我进来，就说：“吴中杰，你家有闹钟没有？”我照实说：“朱老，我睡得太沉了，闹钟没闹醒我。”朱老说：“好，我明天再送你一只闹钟，下次一定把你闹醒。”这样就算批评过了。1970年代末，我请朱老写字，他给我和内子各写了一幅行书，我挂在书房里，很是得意。后来一位行家看了，说：“朱老的行书虽好，但他写得最好的是篆字，你为什么不请他写篆字？”我就跑到朱老那里说：“朱老，人家说你的篆字写得最好，我要你的篆字。”朱老笑着说：“写篆字吃力，我年纪大了，一般是不给人家写篆字了，现在你老兄把机关枪架在我面前，我只好给你写喽！”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幅篆书，这就是后来收入《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选》的那幅“燕赵悲歌士”，落款还特别署上：“东润时年八十有三”。　　朱东润先生逝世多年了，但他给复旦中文系打下的坚实基础，至今还起着作用，大家在遇到什么事时，也还经常提起他。他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1）…（图）

　　陈子展先生一生都过得不顺遂，建国前一直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建国后又受到共产党的错误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也不肯放弃真理违心认错，而是挺直脊梁，一争到底，在斗争中表现出他的人格力量。若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可以说：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若排起履历来，子展先生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战士了。他在1922年就住进了湖南自修大学，这家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别出心裁的创造。在这里，子展先生先后与李维汉、李达、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共产党人同事或同住过，并与毛泽东相识。马日事变后，被悬赏通缉，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前一个月，他的名字还列在黑名单中，国民党军警还到复旦大学搜捕过他。他是在1927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困难、许多党员纷纷退党时，加入共产党的，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还不能算是共产党的正式成员，但国民党却已将他作为共产党要犯加以通缉了；而因为躲避通缉，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这无损于子展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他一直在做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表了很多揭露性的杂文，是1930年代重要的杂文家。如《正面文章反看法》、《读书作文安全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湖南精神与广东精神》等文章，写得相当泼辣。他那时通读了二十四史，又深入于现实斗争，所以能写得一手好杂文。　　子展先生是193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的，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讲堂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除了传授文化知识之外，教师们常常要发表对于现实的见解，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子展先生的见解和态度，必然要触犯时忌，而当时的教育界则是在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控制之下，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听说，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子展先生与CC系就斗得很厉害，以致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要解聘子展先生。正在危难之际，冯玉祥将军得知此事，特制了一张特大的大红拜帖送到复旦，上书“太老师陈子展先生启”，下面署上冯玉祥的名字，还特意要摆在门房里给大家观看，这才吓退了CC系及其喽啰，没有敢下解聘书。盖因子展先生的一位学生曾教过冯玉祥读书，故有“太老师”之称，而冯玉祥此时虽然已被架空，手中没有了兵权，但名义上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与蒋介石也还没有彻底闹翻，而且又算是结拜兄弟，这一点威慑力量还是有的。　　子展先生就这么一直斗到新中国成立，应该说，他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不屈不挠的。但学校的情况也极为复杂，这么一路斗下来，总难免有些恩恩怨怨，而这些恩恩怨怨，也难免会延续下来。再加上子展先生虽有湖南人“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缺乏讲机变善妥协的灵活性，这就难免要吃亏了。　　建国之初，军代表和党组织还是重视子展先生的。当初的军代表，即后来的党委书记，曾经登门拜访，请子展先生出山，但是，他不肯出山。理由是：共产党困难时，我应该帮忙；现在共产党胜利了，我就不必再凑这个热闹了。但是，真空总是需要有东西来填补的，既然你不肯出来，总有人会出来占据这个位置的，而做领导的，也少不得有帮场的人。所以，新的积极分子受到领导人的赏识，也是必然之事。这个道理，子展先生未必不晓得。但最使他恼火的是，出来跟着新的领导走，成为新的积极分子的，竟是他一直与之斗争的“公馆派”。所谓“公馆派”，就是子展先生所指当年经常出入于章益校长公馆的人。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一个权力者倒了之后，追随者改为去追随新的有权者，这在中国历史上本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中国有五朝元老，多三代红人。何况，现在是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代，有人能悟今是而觉昨非，追求进步，靠拢领导，这当然是值得欢迎的。而政治家们则总是较为看重现实的需要，远甚于已成陈迹的历史。而且，即使子展先生能够慨然出山，凭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去迎合领导，而难免要自行其是，冲突是早迟间事。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2）

　　然而，形势逆转之快，却使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