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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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涮睦硌А罚�1933年）、《孟实文钞》（1936年，1943年又增订为《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1946年）、《谈修养》（1946年）、《克罗齐哲学述评》（1947年）。 1940年代后期，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国际上，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和战后东欧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官僚政府的加速腐败，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当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时，许多原属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在北平易帜前夕，国民党政府在抢运黄金、文物的同时，也有一个抢运人才的计划。朱光潜是名流，自然属于抢运之列。但是他拒绝南飞，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郭沫若的文章，在一段时期内自然给他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好在最高当局着意于搞统一战线，而且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对他也还比较了解，所以朱光潜的日子还算好过。 但思想改造的冲击是难免的。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认为带有旧思想，不适应于新社会，需要加以改造，何况朱光潜有着那样的经历，又从西方美学家吸取养料，建立了自己一整套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更是属于重点改造对象。朱光潜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倒也十分认真，他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检查自己的美学观点，并在1956年发表了自我检查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文章发表后，照例被一些左派理论家认为不深刻，需要继续进行批判。但不久，这次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批判运动却演变成为一场持续六七年之久的美学大辩论。这当然与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提出有关。“双百方针”的提出，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可惜的是“齐放”、“争鸣”却总是为“批判”所代替。这场美学讨论可算是个异数，虽然仍旧有人喜挥棍棒，不时飞出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扣在别人的头上，但总算还允许别人反驳，所以讨论尚能进行下去。这一方面是因为这场美学讨论始终是在“美”和“美感”、“主观”和“客观”的抽象理论范围内进行，与现实文艺运动关系不大，不像冯雪峰、胡风等人的文艺理论，是直接针对当前文艺问题而发，对文艺界要产生实际影响；另一方面，“双百方针”既然提出来了，总得要树个样板，在人文学科内，由于上述情况，美学讨论无疑是最宜于做样板的。 作为争鸣的一方，朱光潜本人却是相当认真的。他利用当时所允许的条件，几乎是“有来必往，无批不辩”。——用时下流行的语言说，他是“用足了政策”。当然，他不是强辩，而是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坚持着他自己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修正他已认识到了的错误。并且在这场讨论中，重新建立了自己新的美学理论，——虽然别人指责他仍旧是唯心主义的，但他自信自己的美学理论已经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了，是既唯物又辩证的理论。作家出版社曾将他1958年以前的论辩文章集为《美学批判文集》，给予出版。 在这场讨论行将结束的时候，朱光潜开始了“西方美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虽然他谦称自己过去对西方美学史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但他早年讲授过与此相近的“西方文学批评史”，资料是熟悉的。这回他是运用自己新的美学观点来研究，当然又别有一番见解。恰好1960年代初周扬受命抓高等学院文科统编教材，就把编写《西方美学史》的任务交给了朱光潜。朱光潜不辱使命，很快写成，于1963年和1964年相继出版《西方美学史》上卷和下卷。大概是由于大跃进时期强调集体编书的余绪，《西方美学史》的上卷还是署“朱光潜主编”，到下卷出版时才署“朱光潜著”。从这个细节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时代的风尚。《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后期代表作，对我国美学界影响很大，就朱光潜的学术成就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飞跃。 但接着，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大批判时代。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指示下达之后，整个文艺界和学术界都展开了批判活动。不过这一回美学界的批判对象不是朱光潜，而是周谷城。批判的重点是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朱光潜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动员出来批判周谷城。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说是要与周谷城对对笔记。但朱光潜的批判是严肃的，他没有乱扣帽子，而是找出了周谷城美学思想的来源，与他进行学理上的讨论。
第四部分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朱光潜的美学历程（3）
不过，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于知识分子说来，这是一个玉石俱焚的时代，朱光潜自然是在劫难逃。到得“文革”结束时，朱光潜已是79岁高龄。但他在80岁之后，直到89岁（1986年3月6日）逝世之前，仍旧笔耕不辍，又出版了《美学书简》（1980年）、《美学拾穗集》（1980年）、《艺文杂谈》（1981年）、《维科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1984年），并且修订出版了《西方美学史》。此时，朱光潜的思想仍然非常活跃，提出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相当尖锐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 同时，他抓紧时间修订旧译，并着手新的译作，为中国的美学建设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朱光潜这一生，翻译的西方美学名著很多，如：克罗齐的《美学原理》、黑格尔的《美学》、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莱辛的《拉奥孔》、歌德的《谈话录》、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以及晚年新译：维科的《新科学》。他可以说是为中国的美学建设，贡献了一生的精力，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朱光潜虽然是美学专门家，长于思辨，但却不是一个学究式的人物。他关心社会生活，喜欢与青年对话，谈修养，谈美，谈文学，非常贴近现实。这本《谈文学》，就是这位美学家与一般文学爱好者的谈话。它不是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但有内在的连续性；它不是文学入门书，但许多地方是为初入门者说法；它不摆理论文章的架子，但因为作者具有深厚的学理修养，所以写得很有理论深度，只不过作者的文风一向是深入浅出，再加上文中有许多自身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所以读起来很有亲切之感。 本书是作者在抗日战争后期所写，具有当时文坛的现实针对性；但它属于作者前期作品，也必然带有前期的文艺思想印记。但是，攻击时弊的文章，只要此种弊病尚存，它就会保持自己的生命力。比如，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中，“关于作品内容”方面，作者批评了五种类型：“第一是侦探故事”，“其次是色情的描写”，“第三是黑幕的描写”，“第四是风花雪月的滥调”，“第五是口号教条”；“关于作者态度”方面，也批评了五种态度：“第一是无病呻吟，装腔作势”；“其次是憨皮厚脸，油腔滑调”；“第三是摇旗呐喊，党同伐异”；“第四是道学冬烘，说教劝善”；“第五是涂脂抹粉。卖弄风姿”。这些批评意见，至今仍值得思考。当然，对于朱光潜的这种批评，当时就有人持反对意见，目前更会有许多人不能接受。特别是在作品内容方面的第五条和作者态度的第四条中，朱光潜否定文艺的实用目的，反对将文艺作为宣传工具，长期以来就被革命文学家作为批判的靶子。其实，细审朱光潜的议论，倒是不无道理的。他认为艺术创造是一种内在的自由的美感活动，而教训人则是道德的或实用的目的，这两桩事不能合而为一。“一箭射双雕是一件很经济的事，一人骑两马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拿文艺做宣传工具究竟属于哪一种呢？从美学看，创作和欣赏都是聚精会神的事，顾到教训就顾不到艺术，顾到艺术也就顾不到教训。从史实看，大文艺家的作品尽管可以发生极深刻的教训作用，可是他们自己在创造作品时大半并不存心要教训人；存心要教训人的作品，大半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可见朱光潜并不否认文艺有教育作用，只是反对存心以文艺作品去教训人。这种见解是符合艺术规律的。虽然政治家们总喜欢以文艺为宣传工具，但一旦被存心当作宣传工具，作品也就失却了艺术感染力。鲁迅早就说过：“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颂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三闲集·怎么写》）可见深知艺术三昧者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把侦探故事当作低级趣味来看，对时下强调文艺的娱乐性和消遣性的读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朱光潜并没有否定侦探故事本身，而是否认它是文艺作品。因为“它们有如解数学难题和猜灯谜，所打动的是理智不是情感。”——原来朱光潜所谈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纯文艺，这种文艺到了最高境界，可以与“道”相通，即所谓“文以证道”。它并不排斥理智，因为它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但极重情感，它对于人世悲欢美丑必有平等趋势的同情，有冲突化除后的和谐，不沾小我利益的超脱。这种文艺能使人在其中怡养性情，使人生达到艺术化，使进入其中者成为有道之士。 看来，把朱光潜看作超功利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不对的。朱光潜心目中的艺术是与人生相通，上升到“道”的境界的东西，它对读者起的是净化心灵的作用。正是从这个高度出发，他接着才谈写作练习、作文运思、选择安排、咬文嚼字、声音节奏、具体抽象、想像写实等具体问题。因为立意高远，许多技巧性的问题也就谈得很有深度，使读者站在一个很高的境界来理解文学，无论对于鉴赏和写作都有很大的益处。
第四部分文人的误区——吴晗的悲剧（图）
这样看来，吴晗是走进了一个误区了。这是一个文人不该进去，却又常想进去的误区。 吴晗本是一介书生，他一头扎在故纸堆里，长期不问政治。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迫使他走向十字街头。他一出手，就想以他的专业学问来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他在《从僧钵到皇权》（《朱元璋传》初版本）里，以传主明太祖朱元璋来影射现实政治中的蒋介石，这就使他的史笔偏离了历史真实性，把学术与政治拉扯在一起了。这步棋走得并不高明，实际上是走入了隐射史学的迷阵。好在他似有所悟，在以后的版本里作了改正。但是，他好像也并未跳出此种思维模式，所以，在建国以后，还是以学术去配合政治，以致被政治压得粉碎。 应该说，吴晗并非一个热中于仕途的人。他一面参加政治斗争，一面仍想退回书房去做学问。当他得知自己当选上北京市副市长时，正在访问苏联的旅途中，他当即打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表示辞谢，说是愿意留在清华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并非故作姿态，可以相信是由衷之言，因为吴晗的确念念不忘他的明史研究。何况，当时教授的地位也还是相当高的。回国之后，周恩来与之彻夜长谈，才说服了他就任副市长之职。 而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对于政治斗争的严酷性也不是毫无所知。这只要看看他在《朱元璋传》里对朱元璋有计划整肃文人的一场政治游戏的描写，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不俗，——“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但是，评论历史是一回事，参与现实政治活动又是另一回事。文人在评论史事时往往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一旦陷入现实政治活动，就难免要变得昏头昏脑。吴晗在1950年代的政坛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反而促使他把问题看得简单了。吴晗的一位同时从政的朋友在悼文中说道：“老实说，我们都是书生，不是搞政治活动的人。吴晗的书生气，举一个例子便可以说明。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许多知识分子不敢写文章了，民盟成员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概是1958年秋），吴晗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在颐和园的听鹂馆聚餐，吴晗鼓励大家继续写文章，不要有任何顾虑。当时有一位同志问他：‘吴晗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