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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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所写出来的必然是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东西。而政策又大抵是抽象的条文，以文艺形式去进行宣传，难免会变成图解政策。郭沫若自己就常犯此病。他为了配合政治形势，常常在诗歌中大喊口号，如：“六亿人民，加强团结，坚持原则”（《领袖颂》）；“理安在，读《选集》！窍安在，忠党业”（《赞雷锋》）；“发扬马列争民主，领导工农夺政权”（《访茅坪毛主席旧居》）；“万岁万万岁，领袖毛泽东”（《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人民七亿齐团结，万里长征永向前”（《五十党庆》）。而他的组诗《百花齐放》，则可以说是图解政策的典型。这一组诗，是为配合宣传毛泽东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学术方针而作，共101首，其中除了3首作于1956年之外，余98首皆于1958年3月30日至4月8日间10天之内写成，先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有刘岘的木刻插图。并且很快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书。作者的政治热情实在是非常之高，领导上也是非常之重视。但读者其实并不欣赏，而宣传效果也并不见佳。因为这些诗只不过是各种花卉的并不全面的说明书，再加上与现实政治的牵强联系，既缺乏诗意，也未曾阐发百花齐放政策的内在意义。现录一首于下，以见一斑： 牵牛花 一大清早我们就吹奏起喇叭： “太阳出来了，快把干劲放大！” 万只喇叭齐奏，雷霆都喑哑， 吹起六亿人民有如奔腾万马。 倒海排山，不要怕把天弄垮， 人们有补天能力，赛过女娲。 天下已是劳动人民的天下， 提早建成呵社会主义的中华。 这是不是革命诗歌的样板？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但郭沫若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之尊，在党报上连载这样的诗歌，是不是有一种导向作用呢？
第四部分从表现论到喇叭论——郭沫若文艺观的变迁（3）
鲁迅曾经说过：“即使是真的文学大家，然而却不是‘诗文大全’，每一个题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中沉默。”（《忽然想到之十一》）这是深知创作规律的确论。然而郭沫若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子。自从他信奉喇叭论之后，几乎是每一个题目就一定有一篇诗文，每一次运动就一定有一通狂喊。于是，在他的作品中，《庆祝建国十周年》、《纪念党的生日》、《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歌颂“九大”路线》、《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诗歌；《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三点建议》、《斥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彻底反击右派》、《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等文章，比比皆是。 然而，政治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的正确性还需要历史来检验，紧跟政治运动的狂喊诗文，不但缺乏艺术感染力，而且也谈不上什么思想深度，有时，在政治上还会使作者非常被动。由今观之，郭沫若那些配合政治运动的大量的诗文，又有多少能在政治上站得住脚的？虽然，在我国，对于那些紧跟的作者的紧跟文章，只要被跟者还站立得住，那是不大会去追究作者的政治责任的，但这样的作者，在读者的心目中也就失却了信任感，还有多少宣传效果可言呢？当然，郭沫若有些时候的政治表态也是出于迫不得已，特别是牵涉到自身的问题时，就很难说是自愿的，但政治影响也十分不好。比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在一个大会上公开宣布，他自己的所有著作是毫无价值的，都应该烧掉。这当然是迫于形势的违心之言，但在客观上则助长了当时的“横扫”气势，而且为“四人帮”否定五四以来文化成果的“空白论”提供了旁证。——既然这位继鲁迅之后被树立起来当作革命文化旗帜的人，都承认自己的作品应予全部否定，那么，别的作家作品就更不必说了。 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喇叭的性能，郭沫若有时还要根据领导人的艺术爱好和个人见解来进行文艺批评，包括对古人的褒贬。他在“文革”中对于李白与杜甫的评论，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毛泽东欣赏李白而不喜欢杜甫，郭沫若特地写了一本题为《李白与杜甫》的专著，专门扬李抑杜，以示迎合。本来，扬李抑杜或抑李扬杜，这是个人学术观点的不同，自无不可，但郭沫若急于要迎合上意，所提出来的理由，有时实在过于强词夺理。比如，他在批判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否定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惨境时，竟说茅屋冬暖夏凉，是很好的住宅。当时我和许多教师正住在干校的茅屋里，深受其夏热冬寒之苦，我们有几个人是在严冬里，冻得缩着身子轮流读完郭沫若这本新著的，读到此处，真是感到哭笑不得。我们说：郭沫若是住在洋房里说风凉话，现在他的房间里正开着暖气，哪知我们住茅屋之苦，最好让他到这里来住几天茅屋体验一下生活，大概就不会再说这样违情暌理的话了。 喇叭论对文艺事业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是应该认真加以总结的。
第四部分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朱光潜的美学历程（1）…（图）
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本文是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朱光潜先生的《谈文学》一书所写的序言。
如果说，王国维、蔡元培、鲁迅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那么，朱光潜可算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建筑师。开拓者引进了西方的美学观念，推动了古今美学的嬗变，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们生活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有很多文化拓荒工作要做，特别是蔡元培和鲁迅，还要为文化革命披荆斩棘，他们的主要精力都没有放在美学上，因而来不及系统地构筑新的美学体系。而比他们略晚一些时候的朱光潜，则可以专于一业，他终生潜心于美学，系统地译介西方美学理论，并且构筑了第一个较完整的美学体系。 朱光潜，字孟实，生于1897年10月14日。安徽桐城人氏。有清一代影响极大的桐城派古文，就发源于他的故乡。朱光潜的父亲虽然教他做策论经义，但他进入中学以后就受到了古文派的教育。因此，他读了很多古书，且做得一手好古文。但那时，新学的影响已经很大，梁启超那酣畅淋漓的文章，使他深为感动，并且促使他窥探外面的世界。1916年冬天，朱光潜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了半年小学，便到武昌进高等师范学校。但武昌高师中文系很使他失望，这里的师资力量还不如桐城中学。恰好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要选派一批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朱光潜就应选而去，时在1918年。香港那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整个教育体制是西化的，朱光潜在这里不但补习了英语，而且广泛地接触了西学，这使他的知识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为今后的深造和进行美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1923年，朱光潜从香港大学毕业，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任英文教员，同时兼任上海大学逻辑学讲师。这时五四运动已经退潮，新文化阵营明显地分化，朱光潜对左右两方面的人物都有所接触，但却尽量回避卷入斗争，他只想通过教育的方法来改良社会。但是，因江浙军阀的战争，他所供职的中国公学停办了，他只好另谋他就。自然，他所能做的，仍是教育工作。因夏丏尊的介绍，他转至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语。在这里，他结识了对他颇有影响的几位朋友：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等，在他们的鼓励下，写出了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白马湖虽然风景优美，但也并非世外桃源，不久就起了一场风波。原因是匡互生想有所改革，却不为专制的校长所采纳，愤而辞去教务主任之职，引起很大的反响。朱光潜支持匡互生，也辞去教职，回到上海。后来，夏丏尊、丰子恺等人也赶到上海，再加上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等人，他们创立了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虽然在立达学园开办不久，朱光潜就考取官费赴英留学，但开明书店却与他的一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长期为该书店的《一般》杂志（后改名为《中学生》）撰稿，而且许多著作都在这个书店出版。 朱光潜是在1925年夏天取道苏联到英国去的。先进爱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史和欧洲古代史。在哲学思想上，受康德、尼采、克罗齐的影响很深，这都是当时的流行哲学。3年修业期满，他又进伦敦大学就读，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旁听。1931年再转至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直至1933年他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才回到国内。他在欧洲滞留了8年。在留学期间，朱光潜除读了许多西洋书籍，研究了许多新的学问之外，还不断写作。他一到英国，就以通讯的方式，在《一般》杂志上与国内青年谈思想修养和人生态度，这些文章于1929年结集成一本书，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名，在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以浅近的文字和恳切的态度，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印行了几十版，成为一本畅销书。接着，他又于1930年出版了《变态心理学派别》，1932年出版了《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而且写成了《文艺心理学》的初稿和《诗论》的纲要，这是他前期的两本代表作。而对于自己的主要著作，他却非常慎重，并不急于出版，回国后作为教材，边教边改，改得比较成熟了，这才付印。——《文艺心理学》是1936年出版的，《诗论》直到1943年才出版。
正是在8年留学期间，朱光潜终于选定了他的治学方向：美学。这个方向的选定，一方面是由于他从哲学、心理学和文学艺术入手，必然会走到三者的交叉点——美学上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正如他在《谈美》一书中的《开场话》中所言：“讲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讲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感情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可见朱光潜选定美学为自己毕生事业，目的还是要净化人心，救治祖国，并非完全出于某种学术兴趣。 1933年，朱光潜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在清华大学兼课，教的就是“西方名著选读”、“西方文学批评史”、“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课程。那时，文艺界有所谓“京海之争”。所谓“海派”，原是指受商品经济影响较深的上海文人，但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之后，以上海为基地的左翼文人，也被指斥为“海派”。而“京派”则是指当时聚集在旧都（原为“北京”，时称“北平”）的一批文人，他们追求文学本身的趣味，而与新的革命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处于某种对立的地位。朱光潜由于经历和人事的关系，自然属于“京派”的圈子，而且由于他刚刚回国，没有历史的纠葛，被推出来主编“京派”刊物《文学杂志》。这一经历对他日后的生活影响颇深。
第四部分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朱光潜的美学历程（2）
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教于四川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后，他仍回北大，任文学院代理院长。在四川，他曾经激烈地反对过教育部派CC派特务头子程天放来做校长，并且写信给周扬，表示想到延安去；但后来被王星拱、陈通伯拉去当武汉大学教务长之后，却又迫于国民党关于“长”字号人物都要入党的规定，还是加入了国民党，并为他们的《中央周刊》写稿，而且被列名为中央监察委员。因为这个缘故，后来被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斥之为“蓝色文艺”。“蓝色”者，指国民党特务机关蓝衣社也。其实，朱光潜与蓝衣社毫无关系。他之被列名为中央监委，无非因为是名流，被拉去当作点缀品，这种事是所在都有，不足为奇的。作为一个学者，朱光潜一生都在教学和写作。除上面已提及的外，新中国建立以前他还陆续出版过许多著作，计有：《变态心理学》（1933年）、《孟实文钞》（1936年，1943年又增订为《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1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