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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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来仍旧说是形势大好，愈来愈好。人们耳闻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说，因为一说出实情，便是反对“三面红旗”，也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厚英从安徽探亲回来，却熬不住把那边虚报产量饿死人的事讲了出来。这当然要受到批评。党支部书记找她谈话，叫她不要乱讲。她回到宿舍却捂着被子大哭，说：“这是真的啊！”她实在弄不清真实情况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 好在，在物质生活困难时期，阶级斗争的弦稍微松了一松。所以厚英虽然被认为有思想问题，但并没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于文艺批判的同时放松，这些文艺哨兵们也有机会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了。厚英原来分工阅读戏剧电影方面的报刊，现在她就准备研究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并且做了许多笔记。 但是，经济形势一有好转，政治运动又开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开路。这回是先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目的是把阶级斗争的火焰煽得更旺。文艺界当然又是首当其冲。先是批判两部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接着批判“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形象思维论”等，一路批判下来，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要进行文艺批判，当然需要打手。于是这批文艺哨兵又被驱上了战场。开始是将写作任务布置到研究所，后来为了便于指挥，干脆调集一批人马，组成市委直接领导的写作班子，名字就叫“上海市委写作组”，因为开始时办公地点放在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这个写作班子下分哲学、历史、文学等好几个小组，人员都是从各个单位调集来的。文学组的人员来自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也曾到复旦中文系调人，复旦说他们自己要组织写作班，不肯放人，遂作罢。但历史组的人却都是来自复旦。文学组的组长是叶以群，戴厚英就是他从作协带去的。 写批判文章与学术研究有所不同，学术研究是根据原始材料研究出自己的见解来，而写批判文章则需根据上峰的指示行事，执笔者只不过是一种写作工具而已，上面叫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上面定什么调子就吹什么曲子，无独立性可言。那时，厚英在写作班子里颇写了不少文章，有个人写的，有合作写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充当了打手的角色。 这个写作班子后来渐渐地神秘了起来，那是在历史组（罗思鼎）接受了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提供写作材料的任务之后。但这时，厚英已经随同叶以群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去了，文学组的组长改由徐景贤担任。 1966年3月，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参加批判田汉的写作班子，那时北京还是彭真领导时期。但两个多月后，即调回上海，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就没有再回到写作组去。后来，写作组在徐景贤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成立了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成为一种权力机构，后又组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显赫一时，那已经与戴厚英无关了。
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4）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厚英的经历更为曲折。开始时，她响应领导的号召，坚决保卫上海市委，而且还走出机关，与北京南下的红卫兵辩论。当时，采取此种态度的人很多，其实也是“反右”运动以来的思维定势使然。后来人们发现，最高领导是支持造反的红卫兵的，于是，除“牛鬼蛇神”而外，一下子大家都变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造反司令多得就像时下的公司经理。作协文学研究所的青年人还算比较谦虚的，他们只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诗词里借来一个名字，叫做“火正熊”，戴厚英被推为组长。后来，在联合掌权时，她也因此而列入领导班子，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却因为参加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处于挨整的地位。——其实，她也只不过是听命于第一把手胡万春，到街上去刷了几条标语而已。 这时，厚英真是祸不单行。她在单位里受批判的同时，家庭里的危机也爆发了。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学里的同学，可谓青梅竹马，后来一同到上海读书，一个考进华东师大读中文，一个在同济大学学建筑，毕业之后，厚英留在上海作协工作，男的则分到安徽芜湖。那时强调统一分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婚之后，特别是有了小孩之后，厚英多次要求调动工作，愿到芜湖去与丈夫团聚，但是不获批准，说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请父母代为抚养。分隔时间一久，夫妻间感情就疏远了，以致出现了裂痕。后来，丈夫有了外遇，提出离婚要求，厚英无论怎样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离婚了事。这对厚英的打击很大。后来又发生了与闻捷谈恋爱引起的风波，闻捷因此而自杀，这使她的精神几近崩溃。 闻捷是著名的诗人，1950年代一曲《吐鲁番情歌》，引得无数青年叫好，厚英对他的诗歌自然也是赞赏的。后来闻捷调到上海，厚英在作协见到过他，无非是读者看作家，谈不上认识，更无交往。他们的认识，是在“文革”中期，闻捷在隔离审查期间，及至闻捷妻子跳楼自杀，厚英奉命到隔离室告诉闻捷此事，由劝慰而交往，由交往而产生了感情。在厚英，一半是出于对闻捷命运的同情，一半是出于对他才华的欣赏；在闻捷，则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情调的激发，于是他们在下到干校之后，就热烈地相爱起来了。 厚英在这种时候敢于去爱一个还没有审查结论的人，是要有几分勇气的，而闻捷在自己还未“解放”之时，敢于不顾一切地去爱，也很不简单。说他们是诗人气质、浪漫情怀也可，说他们想冲破重压追求自由也可，总之，他们是不顾一切地相爱，公然在许多“五七战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他们实在爱的不是时候。五七干校原非谈情说爱的场所，而是思想改造的地方，在这里相爱，遭到非难是必然的，何况又是这样两个是非人物呢？于是始则风言风语，继而有人打小报告，终于弄到张春桥发话，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工宣队出面干预，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愤而自杀了。这对厚英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才度过了危机。 然而这一打击，却使厚英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使她对世道人心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这倒有助于她日后的文艺创作。 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为了在上海扩大文艺阵地，又起用了一些知识分子，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先被派到文艺理论教材编写组，后至《摘译》编辑部，接着又被调到电影组，某作家执笔的《苍山志》，她就参与过讨论和审定。然而这样一来，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她又进了学习班，被要求“说清楚”。在这种场合，粉饰自己者有之、推诿责任者有之、加油加醋揭发他人者有之，厚英不想这样做，只想实事求是地把事情说清楚。然而不知何据，审查者硬要指派厚英为“四人帮”上海写作班的骨干分子，厚英说她根本就没有进过这个写作班；审查者说她还有重要问题没有交代，厚英说她已将事情说清楚，没有什么再好交代的了，因而拒绝再写材料。于是出现了顶牛状态，长期僵持着，最后只好“不做结论”，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接着，是重新分配工作。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早已于无形中解散，当年的伙伴们都已转到别的单位工作，她当然也必须离开作协。开始，她联系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学院也表示愿意接纳，但有人去一撬，就告吹了。这时，复旦中文系对她表示欢迎，她就进了复旦大学。只是那时她还住在作协，离复旦很远，当复旦在虹口开办分校时，她就转入了复旦分校。后来，复旦分校与别的学校合并为上海大学，她就成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的教师。 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闲中，厚英开始了文学创作。 说起来也多少带点偶然性。厚英本来是准备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开始阅读莎士比亚与关汉卿，并且学习英语。这时，高云和我打算撰写一篇评论闻捷的文章，高云写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不久，她就寄来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地写了4本练习簿，写她与闻捷相识相恋，以及闻捷被迫自杀的过程，感情十分真挚。——这就是在厚英遇害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坟》。据厚英后来在她的自传中说，因为写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这就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第三部分坎坷的人生道路——记戴厚英女士（5）
开始，她只是要在纸上倾吐感情，并没有想到要出版，后来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励，这才认真地修改起来，交付上海文艺出版社，列入了该社的出版计划。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样，准备付印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还是因为有人撬，而且弄到权力者插手，这本书就是不能出版。倔强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讨个说法，而社、局领导却始终无法说出个正当的理由来。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这时，改革开放较早的广东地区一家出版社听说此事，却打电话给厚英，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但是，此书的纠葛尚未了结，上海文艺出版社听说了这个情况，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贸然抽回，但她又不愿拂广东方面的好意，于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赶写了第二部小说：《人啊，人！》，这本书在当年（1980年）年底，就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说《诗人之死》，则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仍少不了中国人惯用的一个“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罢了。 其实，《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顺利。上海“有关方面”听说广东要出版戴厚英的书，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设法加以阻止，好在广东出版局的领导和出版社的编辑们都很有法制观念，他们认为，戴厚英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还是大学教师，那当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权利，现在出书的阻力那么大，就应该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来。所以这本书从开笔到出书，还不到一年时间，在当时的出版界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说，戴厚英写《诗人之死》，是由于抒发胸中郁积着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那么，《人啊，人！》的写作，则是对人生经过认真反思的结果，在思想观点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批判人道主义而宣扬人道主义，同时，在艺术形式上也吸收了许多现代主义手法。人道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当时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所以小说出版以后，一方面在读者中大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就被某些人抓住了“把柄”，成为新一轮文艺批判的靶子。发动这场批判的当然是上海某些人士，由于气候适宜，很快就推向了外地；不但进行思想批判，批判文章、批判大会、批判班子，应有尽有；而且还采取了行政措施，免去了她教研组长的职务，剥夺了她上课的权利。当时的压力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压垮戴厚英。她认为自己没有错，就是不肯检讨。如果说，以前她是听命于上面的指挥棒，只不过是一架写作工具，那么，现在她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保持独立的个性了。而当她认准了一个道理时，她是决不会回头的。她在她的散文中多次引用苏轼的词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枝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既表示了她要冒着风雨行进的决心，也表现出她对前途的憧憬。 毕竟时代不同了，群众也有自己清醒的头脑，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盲从，所以，批判的声势虽然造得很大，但同情她的人却也很多：有本校的师生，有外面的读者；有熟悉的朋友，也有素昧平生的好心人。厚英有一篇散文《风雨情怀》就是写两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写信慰抚她，而当她处境一有好转，就远引而去。这真是伟大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