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学人-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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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之余，同时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兴趣。他在20岁左右时，就买了《文心雕龙》珍本藏书来读，虽然并没有完全读懂，但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1946—1948年，他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即今之北方交通大学）任讲师，教大一、大二基础国文，就选了《文心雕龙》里的篇目作为教材。元化同志从小就从师读过《说文解字》、《庄子》和《世说新语》等书，旧学原有相当的根基，但一旦正式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就觉得不敷应用了。这时，他一面认真备课，一面又向国学名家汪公严先生学习。汪先生通过《文赋》和《文心雕龙》的讲授，教他训诂、考据和辞章的基本功夫，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所以1960年他到文研所后，重新开始研究《文心雕龙》时，就比较得心应手了。 那时，有一位听讲的青年学者，曾用王元化的观点写了两篇文章，发表之后，还得到正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山东大学陆侃如教授的表扬。但元化同志本人却还在深入钻研，就像熊十力老人所要求的那样：“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他与父执韦卓民先生通信，讨论黑格尔哲学，又由韦卓民介绍，向熊十力先生学习佛学。虽然他的这些学习并非单是为了《文心雕龙》的研究，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却有极大的帮助。此外，他又遍读了有关魏晋的著作，包括古书和汤用彤、吕思勉、周一良等今人的论著，以及《文物》、《考古》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在做了扎实的资料工作和理论准备之后，这才动手写作研究论文。从刘勰身世的考证、前后期思想的变化，到《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释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当时，复旦大学郭绍虞教授兼任上海作协文研所所长，虽然是个挂名不管事的，但对元化同志的研究工作却颇为关心，还将自己收藏的《文心雕龙通鉴》借给他使用。这是巴黎大学委托燕京大学编写的极其有用的工具书，这时已是难得见到的了。王元化将陆续写出的《文心雕龙柬释》逐篇送给郭老审阅，郭老看后大为赞赏，回信说：“我信此书出版，其价值决不在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之下也。”郭老是古文论研究权威，他的赞扬，对王元化当然是很大的鼓励。友人彭柏山又建议将文章寄给周扬，周扬看了也很赞赏，要张光年在《文艺报》上发了一篇《明诗篇山水诗兴起说柬释》；接着，在上海《文史论丛》上也发了一篇《神思篇虚静说柬释》，这篇文章在海外学人中引起了反响。当时能以王元化的名字在重要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很不容易，可以说是一种亮相，对于改善他的处境是有好处的。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大风暴来临了，元化同志又被打成反革命，经历了更大的磨难。已经基本写成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原稿，也被籍没了。
第三部分为学不作媚时语——记王元化先生（4）
幸好稿子没有被毁掉，“文革”结束之后，终于回到了主人手里。1979年，王元化获得平反。同年10月，《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以其深厚的功力和新颖的方法，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如果从1946年作者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授《文心雕龙》选篇算起，到1966年“文革”前夕基本写成，这本书的准备和写作，足足用了20年时间。初版本全书只不过17万4千字，有几篇已经写好的文字，作者自己觉得不够成熟，也就没有收进去，包括那篇已在《文艺报》上发表过的文章。1984年增订再版，加至18万9千字；1992年再加上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更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也只不过21万字。元化同志自己归纳此书的成书过程道：60年代完稿，70年代出版，80年代增订，90年代定本。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出版，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开启了新的局面，而且对于学界的浮躁作风，也是一帖对症药。时下学界流行“短、平、快”操作方法，不但追求多出书、出厚书，而且动辄要创造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结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概念到概念，毫无创造性可言。王元化虽然是黑格尔的景仰者，但他景仰的是黑格尔哲学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却并不想学习黑格尔去建造庞大的理论体系。他研究古代文论，目的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来纠正时弊，重在阐发真谛，启人思想，并不在表面上的系统性。所以在《文心雕龙创作论》里，他用的是释义的方式，而且有许多篇章是以“附录”形式出现的；此后出版的许多著作，用时下的标准来衡量，大都是论文集，而非专著。这与理论界的体系热相比，又是一种反调。 如果一个理论家所建立起来的体系不是综合和拼凑而成，而是真正富有创造性的，那当然是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但即使如此，理论体系完成之日，往往也是该体系建造者学术生命终止之时。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不断地创造，永不止步。 元化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这部重头著作之后，虽然已经进入老年，但在学术思想上仍不停顿。他不断地进行思考，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永远保持思维的鲜活和敏感。他的信条是“为学不作媚时语”，不媚权贵，不媚平庸的多数，也不趋附自己并不赞成的一时潮流，而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所以，他并不为潮流所左右，却常常去揭发潮流的弊端。他所关心的，不是浮在表面上的一般问题，而是深层的文化思想。所以他的文章虽然简短，却往往提出了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关于知性分析方法问题，对于五四的反思，对于黑格尔关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观点的剖析，等等。 我之所以喜欢元化同志的文章，就在于它不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是在资料堆里打转，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能够引起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王元化的思路，有着这样一个规律：他是从现实中发现了问题，再去寻找其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因而对历史和理论作出了新的评价。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的某些看法发生变化，不完全是借助书本的思考，而是来源于生活的激发。”这种从现实生活出发的思考方式，大概与他既从事实际工作，又进行理论研究的经历有关，也得益于他曲折的生活际遇。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决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事，它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感悟，是以人生阅历为基础的。只有保持对现实生活敏感性的人，才能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达到新的理论高度。
第三部分拍案一怒为胜迹——记陈从周先生（1）…（图）
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以古建筑专家和园林艺术家著称，但是，我与他相识，却由于文学的因缘。 1972年秋天，我从干校回来，与同入另册的几位教师一起，在一间堆满杂物的屋子里编写《鲁迅年谱》。王欣夫先生的劫余书籍也存放在这里，跟他治版本目录学的徐鹏兄常来为之整理。有一天，陈从周先生来看这批藏书，经徐鹏兄介绍，我们就算相识了，后来又在吴剑岚先生家见过几次面，大家就比较熟络起来。从周先生很健谈，不拘束，我们虽然年岁差得很远，但很容易谈得拢。其时，我刚看过他所编写的《徐志摩年谱》，很奇怪这位建筑学家怎么忽然编写起诗人的年谱来了，而且书上没有署出版社名，看来还是自费出版的。相问之下，才知道他与徐志摩原是亲戚，两家素有往来。不过，由于年龄的差距，他与徐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仅在童年时见过一次，但是他很仰慕徐的才华，爱读徐的诗文，徐志摩飞机失事之后，他极为悲痛。他之所以编写这本年谱，是出于感情的冲动，欲为徐做个纪念，此外别无他意。但编好之后，新中国已经建立，徐志摩在当时的文学界是个被批判的人物，大家都怕沾边，竟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年谱，所以只好自费印刷。我听后很钦佩他的侠义心肠。从周先生说，他与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后妻陆小曼都很熟悉。承她们信任，将徐志摩的很多遗物都交给了他。香港商务印书馆排印的《徐志摩全集》校样，他已于“文革”前送北京图书馆保存了，家中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可惜那时更非研究徐志摩的时候，我当时阅读《徐志摩年谱》和徐的一些诗文，只是为了编写《鲁迅年谱》的需要，所以就没有再向他借阅有关徐志摩的材料。但从周先生却极其热情，此后接连给我来了几封信，为我提供鲁迅生平资料，帮助我们的年谱编写工作。 从周先生虽然专于建筑，以“梓人”（木匠）自居，且将其书房取名为“梓室”，但是却毫无匠人习气，也没有一般理工学者偏于一专的思路。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强烈的人文精神，因而他把建筑和园林的专业工作提到很高的文化层次来展开，使之不限于一时的实用价值，而成为本民族文化建设的一部分。陈从周与一般建筑师的区别就在这里，他一生的成就和苦恼也是由此而来。 许多人都称陈从周为杂家，因为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除园林建筑的本行之外，还能诗善文，兼擅书画，且喜拍曲听戏，——大凡传统文人喜欢的东西，他都浸淫其间，乐此不疲，而且交了一批文人、画家和演员朋友。但是，专与杂是辩证的统一体，何况诗文、书画、戏曲与园林、建筑本来就是相通的。陈从周说“中国园林，名之为‘文人园’，它是饶有书卷气的园林艺术”，因此，没有书卷气就难以搞好园林艺术。正因为从周先生杂学旁收，其专业研究才能触类旁通，他的《说园》专著，比同类著作更多书卷气，更多文化氛围，即得益于此。叶圣陶赞为：“熔哲、文、美术于一炉，臻此高境，钦佩无量。”诚确论也。 也正因为文化层次高，对于世情参得透，从周先生平时言谈行事，甚为洒脱，具有幽默感。1980年代初，我搬迁新居时，他送我一幅葫芦画，上有题款曰：“说糊涂，画葫芦，糊里糊涂，得过且过。”且钤有一颗闲章：“我与阿Q同乡”。我记得古之文人雅士，有与钱塘名妓苏小小攀乡亲的，算是风流潇洒，现在从周先生却与阿Q认同乡，实在有趣得紧。从周先生祖籍绍兴道墟，按理说，他应该认闰土为同乡才是，因为闰土的原型运水是道墟人，与从周先生恰是小同乡，但是他却硬是要认这位籍贯、姓氏都很渺茫的阿Q做同乡，实在是太崇拜阿Q之故。大概他钤有这颗闲章的葫芦画不止送我一人，而且别人还对此提出了疑问，所以他在答友人信中说：“人也糊涂，只画葫芦。世间多少人貌似聪敏，实不及我。可知阿Q还是足传千古，余拜倒为师，得此同乡为荣也。”看来，从周先生喜画葫芦，并与阿Q认同乡，是有其深刻的寓意的。但是，他也并不是给谁都送葫芦画的。有一次，徐鹏兄在寒斋看到那幅葫芦画，甚为欣赏，遂对我说：“你下次见到陈从周先生时，叫他给我也画一张。”刚好有一位大家都相熟的朋友要到同济去，我就请他带信给从周先生，代徐鹏索画。过几天，画拿来了，但画的不是葫芦，而是兰花。从周先生带口信来说：“吴中杰是一介布衣，平头百姓，凡事糊涂一点好；徐鹏现在当官了，不能叫他做糊涂官，送他一幅兰花，让他做个清官。”可见他糊涂之中透着清醒。
第三部分拍案一怒为胜迹——记陈从周先生（2）
1980年代中，从周先生的夫人久病不起，终于逝世。别人都尽力劝慰他，但他把悲痛藏在心底，反而宽慰别人说：“她长期卧病，自己痛苦，别人也辛苦；现在她自己解脱了，我也解脱了。”很有些庄子丧妻，鼓盆而歌的味道。后有好事者与他议续弦事，他却断然拒绝，而且说出一番妙论来。他说：“你们能介绍给我的，无非是这样三种女人：一是寡妇，二是离过婚的，三是老处女，但都不合适。寡妇能克前夫，当然也能克我；能与前夫离婚的女人，也能与我离婚；老处女往往脾气古怪，我的脾气更古怪，就更加弄不好了。还是算了罢！”其实他夫妻情深，根本无意续娶，以上云云，无非是戏言托辞耳。但是，祸不单行。从周先生丧妻之后不久，又面临丧子之病。1987年11月29日，从周先生在美国留学的儿子陈丰，无辜被墨西哥人刺杀于洛杉矶。消息传来，大家都很悲痛。时过不久，上海电力学院请我们几个人组成临时的文科学术委员会，为邓云乡评审正教授职称，我们在来接的汽车上见到从周先生，有意谈些别的闲话，尽量避开此事。但从周先生忽然开口道：“你们知道吧，我的儿子在洛杉矶被人刺死了，我叫他不要到美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