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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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你看那美丽大海
你看那美丽大海——读《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考古史》
几天前陪朋友逛西单书城碰到这本书，价格49元几乎是我承受的极限，既不彩色，又无其他特殊，只因“地中海”便咬牙买下。
回家赶快翻看，一看便晕了。一晕，此书为1960年代的旧作，与今天的考古成果远去十万八千里；二晕，为作者未完成稿，而且是为他人配图之未完成稿，作者逝世，这本书现在被后人点校出版；三晕，此书文学色彩浓厚，花里胡哨，许多文字根本看不明白；四晕，一些名词的取用前后不一，同一事物在书中竟然有数种叫法，并且不予说明，看来是多个译者导致的问题。但瑕不掩瑜，毕竟这是一本讲述“地中海”的书籍，对于最近一直在探讨地中海历史的我可谓雪中送炭。所以，还是要感谢作者、译者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这样偏僻话题的书籍在这样的商品经济年代（2005年9月）出版实在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另外，全书由近代专家对其主要问题做出勘误放在每页书下也弥补了部分缺憾，想必技术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现代人对其勘误也说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即便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这样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也不能包打天下。由于时代或其他因素，“漏洞百出”是史前研究的一大特色。我个人也一直并不以“漏洞百出”为耻继续勇往直前，正是明了史前研究的这一特色。史前研究的主要方法，说白了一半靠猜，用一句好听的说叫逻辑推理。越到后来可资利用的资料越丰满，推测的可靠度越高，越合乎情理与事实真相，所以最伟大以及最精确的史前史专家永远是后来者。
读这本书的目的当然是继续搜集证据、扩大视野，下来就几个方面归类读后感并集中讨论几个问题。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有关航海
有关航海
航海是我特别关心的，因为传统史前史基本否定了航海带来的影响，而我则认为相反。我与传统史学界最大的一个分歧估计也在航海方面。
布罗代尔认为截至7000年前“原始人类没有到地中海的波涛中去探险”。对于其后他也并不乐观，但他的观点依然比中国的传统观点要乐观一些，其开端可能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见12页①）。他认为人类比较有规模的贸易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假如我们想说“三代”之首的“夏”既使用了船舶又以贸易向东远程旅行的话，那他的言论已经对我的判断做出支持。
书里有句希腊格言：“绕过马累亚角的人必须忘记祖国。”史前史的颠覆性研究我认为首先不是建立在考古学收集到的资料（当然它也同样重要），而在于人们观念与视野的革新与扩展，尤其是其他学科的借鉴，比如社会学。具体体现到这句希腊格言以及许多远途移民的事例，假如以今天的现代人，尤其以传统中国人的理念，人们是无法迈开脚步的；但当我们考虑到洪荒时代里人们的诸多不同时，比如寿命与亲族关系与今天的迥异，就会理解当时那个年代的“绝情绝义”。换句话说，那个时代远没有今天人类的多愁善感，许多人仅为了生存完全可以放胆外出探险，他们比今天的人鲁莽，但确实也比今天的人更“勇敢”。环境容不得那个时代的人多愁善感，人均短寿到十几岁时人们对于生命的洒脱今人想必是不能理解的。当初“忘记祖国”的人可能遍地都是。因而，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产生出波澜壮阔的《荷马史诗》——《荷马史诗》确实是一部文学著作，但肯定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光辉。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误解，首先就在于对那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人伦观念以及世界观带有太多今天的文明“污染”，而我所做的仅仅是尽量摆脱今天人们思维习惯的干扰，尽量背离现代的“文明”与昨天的人们沟通与交流——一个成功的交流者不仅仅需要逻辑，大概还需要心灵。
包括布罗代尔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在大约3000年前地中海上的航海者已经从文明核心地带的中东那里拓荒至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的大西洋，这是欧洲的情况；奇特的是，向来没有人推理过这些地中海上的居民应该不止向西，他们完全也可以向东！难道历史学家与当初的地中海居民都一样得了脖子僵直向西的“落枕病”？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中国人一直在强调和深化“中国文明独立起源”的神话，外面的人就只能顺竿爬了。与其说史前的东方拒绝了中东人，毋宁说是今天的东方学者树立了一道人为的屏障拒绝了“文明西来”。但纸终究包不住火。
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研究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从中国有一条直达腓尼基人老巢黎巴嫩、叙利亚交接点的老路，也有直达意大利半岛的老路，还有一条通向北非迦太基的老路，他们统称为“丝绸之路”，而这三地皆与海上民族腓尼基人有密切关系，但却一直没有人认为活跃于地中海的商人曾经与东亚自从史前就发生了联系，并且这个关系是中国人与腓尼基人之间的关系。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多少像是把学术上的这一僵直“落枕”给扭转过来。
狭窄的西奈半岛没有阻隔地中海商人的海路。在海平面波动达一二百米高的史前时代很可能西奈半岛经常被淹没在海水之下，布罗代尔在书中为此直接提供了证据：“苏伊士地峡海拔极低（15米），曾经数度被海水淹没，以至非洲大陆被沦为孤地。”从普通的逻辑推理应该看出，史前古人在地中海曾经向西游弋多远，他们就应该向东游弋了多远。假如3000年前腓尼基人穿越西班牙海峡进入大西洋，他们起码应从海路到达印度洋北部的阿拉伯海湾与孟加拉海湾；加之印度文明稍早于地中海文明，可以推理那些传播文明的使者肯定曾经向东深入到更远的东方。目前从文明传播的一般规律看，只要有陆地联系的地区文明就自然延伸到哪里，东亚地区不可能是个例外。显而易见，东亚与地中海的文明基本处于相同的文明节律上，我认为两者的文明时序基本相同。
现在看来，古人的探险拓展始终与商业利益的驱动相伴，最初的远航只能是商人的专利。换句话说，远航或远足的商人多应是腓尼基族人，是迦南人，是西亚人，是犹太人。只要围绕这条主线去探索古人的迁徙与经营，距离正确的答案就不会太远。很可能正是这些族类的壮举造就了长江流域的三星堆人、黄河流域的半坡文明以及后来的夏商周文明，从根源上讲他们主体可能是同一类人：商人。
布氏说，“文明诞生于河流两岸。”（42页）他的意思似乎在说，人们需要河流的肥沃土地。而我在这里有个总结来自另外一个方向的判断：水，是人类的必需品，在水井文化之前，人类必须生活于大海与河流旁边；另外，航运在车轮发明之前提供了交通方便。从这些意义上而言，我们把大河称呼为母亲确实也是有其道理的。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一些技艺传播信息（1）
一些技艺传播信息
我一直纳闷制陶的快轮发明是什么时间，这本书里提到的“陶车”大概就是“陶轮”了吧。书中说公元前4000年上半叶“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陶车”（47页）。中国大约在公元前2000…3000年前在山东附近烧制的黑陶使用了“快轮”。假如东亚地区的“快轮”没有超过公元前4000年，就应该承认可能有中东的渊源；假如超过这个时间则相反，说明中东借鉴了东亚。我不认为东亚所有的文明都事事来自中东，一定经过了大量的本土化，而且有少部分文化技术肯定属于自生，所以我渐渐认为“西来”说这个称呼有一定的狭隘性，还是使用“同源”说替代“西来”说比较合适，这个称呼的改变意味着全世界的交流，而并非所有的文明只发源于一个地方。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最初的文明主要从中东向四周传播，随之带动了各地区的文明发展。
尽管马的驯化使用比较晚，但用其他牲口驮运的时间却很早。“在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除了成功使用驮驴（来自非洲埃及）外，还有一项质的飞跃是将牛套在车或犁上。普通犁或摆杆步犁是由套车拖着的锄头，这一点可以从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上得到证实。但是，甚至在‘富饶的克瓦桑①’，带金属乃至燧石尖头的木制摆杆犁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一点不能排除。在埃及，摆杆犁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种子是撒播的……”（49页）
“在埃及，亚麻的纺织技术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50页）作者认为纺织的起源甚至还要早，因为篓筐的编制技术旧石器晚期就已经出现，纺织只是对其模仿而已（50页）。色彩艳丽的棉织布在3000年前从印度传播到中东地区。中国可以找到的纺织痕迹应该在商朝，比较准确的是西周。至于丝绸，那更多取决于蚕。
青铜在中东大约6000年前出现促进了国际交往，因为冶金需要到很多不同的地区寻找矿产，远程贸易也就伴随着高科技青铜业的刺激更加兴旺起来。这个条件符合中国文明起源的情况。中国“夏商周”伴随着青铜的突然出现。
苏美尔最早用于支付的“货币”是大麦的麦粒（87页）。现代意义的金属货币可能从小亚细亚发源，后经古波斯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更远的地方。在汉穆拉比时期，金银与大麦粒同时可为交易货币，似乎后者更为法律承认。中国虽然是纸币的可能发明人，但金银作为货币的使用依然承袭了中东货币体系，并且是很快就接受了。
我一直很想知道黄河流域使用的猪皮筏子发源时间及地点。在论述美索不达米亚的江河时，作者说：“一开始，充气皮囊就得到应用，尽管只是在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遗址中才正式得到证实。”人们使用这种皮筏既可以作战也可以使用于商业：“将大量羊皮袋绑在一起制成水筏：这就是巴比伦的卡拉库斯（kalakus，如同今天阿拉伯keleks那样，往往要用掉数百只充气皮囊）——它能够顺流而下运载大量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将木筏和粗绳卖掉，然后，将羊皮袋里的气放掉，放在驴背上驮回出发地。”似乎现在可以明了为什么许多商人会聚集在黄河与长江两岸，想必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商人们正是在类似的工具下生存，并且他们也往来于世界上许多江河之中。
埃及的芦苇船很有名，可能人们还没有关注到美洲印第安人那里（例如玻利尼西亚）几乎有一模一样的草船，我非常怀疑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另外，印第安人的草船造型也让人想起腓尼基人的船以及北欧维京人的海盗船造型，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同源，而把这一切串联起来的人不是别人，很可能就是腓尼基人。很多人怀疑腓尼基到达了北欧，至于维京人的祖先是否腓尼基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草船技术在北欧可能得到了传承。假如腓尼基人曾经达到过北欧，想阻止他们进入北美就似乎没有什么道理了。美洲小船的名字叫“caballitos”，与古代巴比伦人的渡河工具kalakus有差异，但更有相似。
帆船在埃及起码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参考65页），中国帆船专家推测至少在商朝已有，也有人认为夏朝（即大约4000年前）中国已有帆船。从一幅公元前3500年的画上可以看到埃及帆船，中国目前还没有找到类似的证据。商朝的帆船是从甲骨文里推测出来的。作者的结论是：“自公元前4000年，帆船业已经（在尼罗河）出现。”
由于一些与大陆隔离的小岛只能使用舟船来往，而那些小岛上恰好发现有新石器时期生存的痕迹，所以作者推测：“自公元前7000年起，原始水筏或小舟——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舶的话，就已经存在了。很可能更早……”这里指的是西亚与塞浦路斯岛等之间的关联。
读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再一次提示了我文明的混合性与不可分，任何试图具体化到某一个民族的文明单一探源都是极其冒险的。比如我对于夏、商、周较为具体的对应就属于类似的行为。不过我也想，权且将其视作一种“抽样调查”吧。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一些技艺传播信息（2）
书中提到地中海上的马耳他岛上的文明，很明确在4000年前就有埃及、叙利亚文化色彩，当然他们是通过迦南人（含腓尼基人）传播的。同理，实际上在中国也应该有通过迦南人的埃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