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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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周人的根源完全可以先不考虑他们,其中情形会比较复杂,因为还有其他以色列部落完全可以替代这批人,比如“但人”家族的出现。假如对应印度东北的那批藏缅人一起考虑,则来华上限应该在公元前1650年前后。
这批人从北宋时期才进入中国的说法似无成立的理由,他们连“光明节”的习俗都不知道,应该很早就来到中国。
另外,根据对其中一些开封犹太人的DNA鉴定,据说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有关联,并且与中亚爱美尼亚的犹太人之间也有关系。这似乎指出了一条通道,并且与传统的丝绸之路发生了密切的关联。但基因也显示开封犹太人已与汉族彻底融合了。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我也说说开封犹太人(3)
开封犹太人素来有“七家八姓”之说,今天剩余七姓为:石、高、艾、李、张、赵、金。有人认为:“列维①”改为“李”,“示巴”改为“石”,“亚当”改为“艾”……其中一名叫“俺三”(实为锦衣卫特务)的犹太人因为告发明成祖朱棣的弟弟朱橚谋反有功,被赐宋王室姓氏——“赵”。 据说他们一开始本来有17个大家族,“除了赵是宋朝皇帝赐姓之外,其他都是据原来的犹太姓氏转译的,例如李,就是利未的音译,而石和金,则是犹太姓氏的意译”。
记者安替在一篇报道里还说:“据张兴旺介绍,目前开封犹太后裔还有618人,其中的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开封,散居到了乌鲁木齐、兰州、西安、成都、上海、南京、深圳等其他城市。”潘光旦先生则说,历史上“犹太人来到中国后散居在许多城市和地区;如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
碑文再透《圣经》信息
2002年《法国汉学》第6辑载文《从“老子化胡”到“西学中源”——“夷夏之辨”背景下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奇特经历》。作者刘钝说:
从明代中叶开始,开封的犹太人就以清真后人自称,其会堂(Synagogue) 也被称为清真寺。现在尚存的三块开封犹太会堂的碑文分别是弘治二年(1489年)《重建清真寺》碑、正德七年(1512年)《尊崇道经寺记》碑和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其中弘治碑称:“夫一赐乐业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乃盘古阿耽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象,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
“一赐乐业”即“以色列”(Israel),“阿无罗汉”即亚伯拉罕(Abraham),“阿耽”即亚当(Adam)①。另,其“不谄于神鬼,不信于邪术”和语出《论语》的“不语怪力乱神”的儒教精神何其相似乃尔!
正德碑称:“道经相传,有自宋矣。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传之女娲,女娲传之阿无罗汉,罗汉传之以思哈各,哈各传之雅阿厥勿,厥勿传之十二宗派……”
从以上的序列中非常准确地破解了这个历史之谜:“女娲”即“挪亚”(Noah)。我在前几本书中也有类似的推测,并且也有其他人做过这个推测,这里得到了“确认”。有关请参考《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书以及《锁定红海》(231页)。“女娲”何时成为“女人”将是有趣的学术问题。
碑文中的“以思哈各”即圣家族中的“以撒”(Isaac),为“阿无罗汉”(即亚伯拉罕)之子,“雅阿厥勿”推测即“雅各”(Jacob,又名“以色列”),“十二宗派”即雅各的12个儿子或以色列12支派。以上人物皆为《圣经》中犹太人的祖先。
最后一块康熙二年(1663年)的《重建清真寺记》碑再次强调了“女娲”的位置:“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远矣。始于阿耽,为盘古氏十九世孙。继之女娲,继之阿无罗汉。罗汉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源,知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
弘治碑言“盘古阿耽”,将《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冠以中国神话中开天辟地的盘古之名;而在正德碑中,“自开辟以来,祖师阿耽”的句式,似乎又把盘古与亚当分开了。由于这些碑刻的时间在明清期间,所以盘古作为“第一代祖先”的代名词用在这里并无实际的意义,与“亚当”的互相替代不可当真。
我觉得这些“天人合一”、“天道无声无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之语也可以进行哲学根源的探究。到底是这些犹太人借鉴了中国人的思想源泉还是犹太文化就是中国思想的本源呢?这一切都是疑问。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说说长征(1)
说说长征——读《红军长征追踪》
一位做编辑的朋友给我提起20年前经济日报社记者罗开富徒步走长征的事迹,我觉得那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还说这位记者把沿途的日记结集,不过现在书卖完了。我恰好在那之后到一个旧货市场,在旧书摊上看到一套《红军长征追踪》①,翻了一下正是她说的那套书,于是买了下来。
“长征”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奇迹,不管是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极大的研究价值,这个事件可以永远研究下去。西方有许多研究长征的组织与个人,甚至有西方人亲自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我研究长征完全出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
接触这件事如此偶然,了解的不是很全面,似乎罗开富在考察的途中每天有一个报告登在《经济日报》头版上,事后很快就结集出版了。而《红军长征追踪》这本书是一份相对私人化的“日记”。通过认真阅读这份“日记”,我感觉到,长征确实是个奇迹,它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一件事情。
罗开富全程严格按照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徒步完成,而且每天按照当初的时间行动,即红军当年哪天进入哪个村镇他就按照哪个时间。不幸的是刚一开始他就摔折了小腿,所以他是在病痛中坚持下来的;中途由于每天住不同的人家,还染上了疥疮;到“草地”又患上了肝炎。唯一与历史不同的是,他及时得到了沿途各个县镇的医院救助,并且基本上都能找到向导帮助。长征开始时他体重68公斤,结束时体重减为56公斤;每天睡觉时间为3…4小时,除了一天要走100里左右的路程之外,还要顶着病痛与困倦写日记,并且雷打不动地给报社提供“日报”。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经历,让人难以置信。用那个编辑的话说,能做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值了”。
借鉴与考察“长征”对“同源”说是有意义的。他们都是长途跋涉,皆为纯原始的长途征伐,没有任何机械化工具的帮助,并且沿途到处面临未知的凶险,但绝无退路可寻。在这样情况下人们的忍耐程度、心理过程如何,大批人马跨越高山雪原有什么特殊安排,人员的折损程度如何,沿途渡河方法与准备是什么,以及风雨疾病人们又是如何防范的,决定速度的是什么因素等,这些都是我关心的。这本书都使我得到了基本满足。
红军经历了中国共11个省区(加上西康),他们是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陕西等。长征跨越了中国最大的两个水系,从长江之南穿越长江,最后到达黄河流域。
非常巧合的是,红军竟然最后落脚于中国文明的起点:陕西。当然,这纯属巧合。时代不同了,社会条件与远古不同,他们完全可以落脚于其他任何地方,可能由于受到环境逼迫才挑选了那里。但很可能这个地方还是有让人们歇息的理由所在,比如容易隐蔽,比如适合生产,比如处于地理大板块的接壤地带。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据说是原本准备了要到新疆去,一则西北相对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当红军进入甘肃境内等于已摆脱东部国民党的危险,只要穿过河西走廊就是开阔的新疆了。另外一个考虑是,只要到新疆就与共产国际的总部苏联直接联系上了,相互接应方便。这个军事与政治战略因为其他的偶然因素放弃了。其中最大的干预因素是东北军在西安发动的捉蒋事变,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是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入侵突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日本人改变了包括红军的中国人的命运。
毛泽东在长征之前;还是一位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随军干部,在一年后到达陕西时毛泽东已经成为红军领袖。长征为将来的中国挑选出了一位优秀的政治领袖,长征锻炼了红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淘汰了以往的幼稚组织,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时代结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苏联与中国红军依然有联系,但不再是以往的关系。一个“长征”改变了一支队伍。我相信类似的经历曾经发生在中国远古,来到中国夏、商、周的统治者与他们在中东的族亲之间可能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好戏。洪荒古代,不具备电话与电报这样的现代化通信手段,遥控会更困难,只能凭借朴素的情感与道德或宗教信仰才能加强彼此的关系。
在阅读长征的过程中我一直一手拿地图一手拿“日记”。红军前期的路线全部蜿蜒在长江之南的省份,大多数在北纬25°上下。他们不断进出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从四川才突然向北入甘。我一直认为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有军备上的考虑,还有适应能力。因为最初的这些红军都是南方人,他们吃稻米长大,适应在亚热带生存,但后来看更多是由于被敌军压在长江以南的盘桓。南方多水,但水域并没有阻挡他们的前进,看这本长征“日记”我才彻底放弃了以往的一个迷惑:远古人类怎么过河的问题。联系到美洲人在西班牙殖民者到达之前皆可以浮排和草索架桥的巨大工程,又加上红军的这些实际经验,古代人过河看来根本不是个问题,起码夏、商、周时期已经不是问题,他们可以运用浮筏连接。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说说长征(2)
25000里用大约1年的时间来行走,平均每天大约走70里左右,实际上由于在类似遵义这些地方滞留,许多地方每天需要走超过100里;又加上伤病与道路崎岖,甚至根本就是无路可走的硬闯,难度还是很大的。不过也可以看出来,假如你的目的地是没有固定的,假如没有敌人的追击或许并不那么困难。
参与红军长征的有几个方面军,他们从不同的地点出发,有从江西瑞金出发的,也有从湖南走的,还有从河南而去陕西的。途中减员情况为:大致1/10人员最终到达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时为8。6万人,到广西附近时只剩3万多人,最终抵达陕西时只有几千人,有说7000也有说6000人的。大批人牺牲在沿途“围剿”的战争中,也有部分人离队——但日记里没有提及这些,我从其他长征资料里获得这一信息;还有大批受伤后被安排在原地治疗然后与当地人结合生存下来。远古时代的迁徙想必也有类似同样的情形,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掉队或死亡减员。即便在汉代张骞出行西域也是如此,甚至更惨,走时上百回来三人;但根据当时的商人情况看一般国际间远途跋涉减员为1/10,商贸与战争中的长征还是有很大差别。
红军长征中的性别差也是我感兴趣的。如我所料,红军女性奇少。红一方面军8万多人中只有32位女性。红二方面军出发时2万多人只有12位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开始加入较多女红军,有2000多人,但是他们的基数也大,为8万多人。从河南出发的红二十五军有7名女红军,出发时全军人数为3000——他们到达陕西会师时人数不但没减反而超过3000人,看来距离与人员增减有极大关系。总体来看,女性属于不方便长途跋涉的人员,无论现代还是古代远征都不会携带大量女眷同行。
“竹裙”是这本书带给我的另外一个收获。长江以南地区的两个省份的偏远山区,作者都见到过穿蓝布裙的男性山民,当地人称呼为“竹裙”。当然这并非一个“同源”说的直接证明,但知道有这样的例证还是很高兴。无论古罗马还是苏格兰地区都有一些男性穿裙子的传统,假如您看到《难以置信》一书就会更加明白我为什么对这一细节如此兴奋,因为海上民族腓尼基人可以串起这三地之间的联系。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它只能说明一种或然的存在,还不能证明必然。或许我们只能说,有男人穿裙装的民族都是有古老传统的民族。
《罗马有多远》 第四部分你看那美丽大海
你看那美丽大海——读《地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