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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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嗽诠�2000年左右便东迁至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和哈密盆地，学术界称之为“土火罗人”。我们甚至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说，这些“土火罗”印欧人部分汇入了后来的“三代”——既然新疆的玉石与青铜刀具都进入到中国的核心中原。
有苏联专家认为，中国商周时期的管战斧和管戈源于近东。
殷商晚期由于帝宫中突然流行裸体舞蹈，所以林梅村先生认为这种舞蹈有可能是古代印欧人用于祈雨的原始舞蹈（65页）。我觉得人们也可以把这个猜想拉向地中海北岸地区，可以对酒神文化加以考虑。也有人认为那是泼水节的源头，也是祈雨的来历。不过看来他们认为与雅里安人有关。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作者认为：“周初西土戎人入居中原者甚众。”不仅于此，“先周文化也有西渐的迹象”。确实西域也有许多汉土人物。
《拾遗记》卷二记载中有“成王即政三年，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霆之声在下……视日月以知方国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看来此国甚远，其时甚早。成王为周武王之子，“泥离”有人怀疑是埃及尼罗河。所谓西域“幻术”实际为今日之杂技，多应来自埃及，而西周已有“幻术”出现。也有人认为泥离在印度或缅甸者。
《列子》卷三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此“化人”同样为杂技类。穆王时期为公元前1001至前947年，假如此“西极”为埃及或其附近的中东国家，就可以间接证明成王时“泥离”之实。可能由于这些“幻术”使周人大为好奇，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舟车改良大大促进了交通便利，以至于使穆王探望西王母成行。有可能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国王出访，所以尤为奇特，就被记录下来。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交通工具飞跃的一个标志。
张星烺对于商周之交的这一评价实际上是对于交通突飞猛进的一个总结，应该重新得到重视：西周初年，兵威之盛，交通之繁，不亚于后世汉唐二代也。东封笈（？）子于朝鲜……西封季绰于春山（即葱岭）。汉唐盛时，所达之国，亦不过若是。
为何可以如此应该打几个问号，不是因为周朝伟大，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突然改良，还有周围世界大环境的原因。此时周围多为荒蛮之地，国家概念尚未风行，一旦有一个文明族群深入东亚稳定发展，必然畅行无阻。
后来西周之让位于东周，并非后世周王无能，总体看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东周的来临，意味着另外一个文明层次的展开。春秋战国的开始才是中华民族自生文明的开端。以往多是外来文明的支撑。交通工具以及车、马、青铜的价值已经被有效分解，接下来的搏击靠的是其他的文明因素，比如知识的积累。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商周以来，欧亚大草原上形成了一拨又一拨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有扩散的现象。其原因是由于以畜牧为生的牧群人口增加，二是牧人们知道了骑马，三是草原上气候干燥，生活环境恶劣”。
“中亚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阶段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第三个阶段始于公元前700年左右。”（95页）看来作者认为这些大迁徙与“三代”并无直接联系。然而我的看法是，这些迁徙在中国引起了深刻的变革，极大可能就是这些迁徙的游牧民族与中国土著的融合成就了中国的“三代”。这三次“大迁徙”浪潮基本对应了中国的几个朝代变更：第一次是中国三代之始的夏；第二次为后商之变，持续到周出现；最后一次则是西周灭亡，春秋开始。这些衔接，说明中国内部的生生灭灭与外部广大的世界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此时我再一次想起中国汉代石刻中的大鼻子与蒙古人种的群体搏击画面是否展示了类似的远古的传说①。
《罗马有多远》 第三部分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概念第一次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年）提出，指“中国经西域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后来有许多国际探险家和旅行家陆续到中国新疆地区进行考察，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道路才被承认确实存在。
这条道路尽管如此重要，但在1912年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学家们从来没有充分关注过这些交通道路的存在。其实即便在今天也不能说就认识很完善，依然在探索之中，现在只是了解一些主干道而已。
狭义上的“丝绸之路”东起渭水。东汉时从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两路进入新疆，“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北道”经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沿天山南麓西行；“南道”经楼兰、于阗，再经新疆境内昆仑山北麓的通道，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两条道路会于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马里）”，经过今天的伊朗以及伊拉克，再走向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其终点不在叙利亚，而在地中海沿海许多城市，尤其是希腊与罗马地区，甚至远达今天的西班牙。
腓尼基人聚集的黎巴嫩就在叙利亚海岸线一带，想必大批商人经过黎巴嫩入海到达希腊与罗马。腓尼基是古代最著名的海上商业民族。当然了，在汉代“腓尼基人”已经不存在，他们当时已经融进全世界各个民族中间。
作者认为“南道”比“北道”更重要。
还有“中道”之说，张骞所走即为此道，又名“径道”，捷径也。中国到叙利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中道七星期行程，1700公里；南道八星期行程，1900公里；北道九星期行程，2100公里”。
《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二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①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以上即是通常意义上的陆地“丝绸之路”。
法国学者指出，丝绸之路有海陆两道。日本学者以及部分中国学者将其拓宽确认。这条道路的理论确认时间不超过100年。可见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是多么缓慢，至今应当还处于一个“发现”的时代。
后来还有把从四川、云南出发，穿过缅甸至印度以及经由西藏而去的道路称呼为“西南丝路”的提法。
希腊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一般认为还有一条“草原丝绸之路”。
“两汉和罗马处于当时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其交通有水陆两条路线。陆路中经中亚、西亚和东欧各国，越葱岭往西有两条道，一条是西南行，经今克什米尔、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到地中海东岸，当时地中海东岸已在罗马势力范围之内。”这些是主干道，还有另外小路。有一条道路经费尔干纳盆地、巴尔喀什湖、咸海、里海等地区，然后进入乌拉尔河流域，“主要经过康居（有粟特人）和奄蔡”，实际上就与早已存在的欧亚“草原之路”连接上了。
“海道与西洋的交通是通过南海与印度洋航路相连接而实现的。这条线路经印度洋，过红海，进入地中海。红海与地中海之间有两条路线连接，一是在红海西岸的海港登陆……一是在苏伊士湾头经由古运河与尼罗河某条入海道连接……”。作者认为两汉时期在这条道路上最重要的连接点是印度，但在更古时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红海南端，那里成为致命咽喉。
所有这些商路以“丝路”命名只是一种借用。这些商道无疑是史前文明交流的宝贵血脉，对于他们的把握将是史前研究的关键。
所有的这些丝绸之路都在中国与西方的文明交融中发生着重要的联系，每一条道路都指向一个特殊的文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丝绸之路”肯定远远超过以上这些罗列。汇总联系中西的主要道路为三条主要的“丝绸之路”：最北为“草原之路”，中间为人们最熟悉的“丝绸之路”，最南为“海上之路”。这三路实际上并非是汉唐开辟的新线，而是自古以来一直应该存在的天然通途。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之下，人们来往肯定会挑选最经济、便捷的道路，他们一经开辟必然被后人万古追寻。循着这三条主要的道路，便可寻找到中国古人的来去痕迹。
在谈及地中海北岸与中国的联系，作者把主要的篇幅放在希腊方面，“罗马”根源作者尚没有过多的关注。我认为希腊与罗马假如都与中国古代联系的话，罗马的重要性似乎更强一些。在我的体系里，罗马是比希腊重要的，这并不合乎一般的逻辑，但具体的历史确实有其特殊性，只有特殊性与一般性的结合才能推断出最接近真实的历史发展轨迹。对于希腊与中国之间的交通研究自然也可以借用到罗马去考察，只是再多一点延伸而已。
就中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时间，或曰“丝绸之路”的启用，“史学界有不少争论”。“可以肯定的时间”为春秋战国时期。
“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中国丝绸、铜器大量地运往中亚，传去的还有中国的天文、历法。丝绸更通过那些游牧民族间接地传到更加远的地方，甚至西欧。”（105页）
作者认为在漫长的古代时期，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联系“是由不同地区沿海居民分段进行的”。我觉得这个结论很有探讨的余地，在“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社会形态是有很大分别的，这是由不同阶段的世界地理环境与通航沿岸社会文明状态决定的。由于史前与历史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他们的航行方式应该是有很大不同，要区别对待。另外，假如一直是“分段进行”的，那么我有关“三代”建立的商贸殖民点模式就根本不会存在。不过这又牵涉到普遍与个别的问题。
认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直接贸易开始于汉代看来并非仅是中国的“保守”，而是全球的保守，因为西方的学者也如此认为，比如李希霍芬在《中国》（China）一书中说：“中国丝虽然在公元前一世纪已发现于罗马，但丝之贸易，则须延迟至公元后一世纪。且因西域交通中断，故由海道经印度而来。”无论是中国的“保守”，还是西方的“保守”，其实不完全是“严谨”导致的问题，只要牵涉到时代较为久远的时期，肯定需要时间，需要人类无意间发现来促使思想与认识的“开放”。没有足够的考古资料与先进的科学手段，想“开放”也难。
丝绸之路的商品，当然主要应该是丝绸，但也不限于丝绸。古希腊有丝绸已经不足为奇，生活在德国2500年前的凯尔特人坟墓中有中国丝绸的出现是我特别高兴看到的信息，读过《难以置信》的读者想必应该了解我的用意。然而这也仅只是被考古发现的一例，但可以认为至迟在这个时间就有了“丝绸之路”的出现。
中国的考古说明，至少在商朝已经有丝绸出现，因为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帛、蚕、桑、丝等字的出现。中国人有什么原因不在一开始就把丝绸贩运出去吗？应该大胆地做出这一推测：在商朝丝绸就是重要的中西方之间的商品，丝绸之路至少在商朝已经成型。
从西藏阿里地区通过的中国至印度之间的通商大道一直是我非常关心的一条道路，我认为这可能是一条牵涉到中国“三代”存亡的道路，而且也牵涉到印度哈拉巴文明的兴衰。这本书里没有太多提到阿里，但经常提到印度的哈拉巴文化与新疆于阗的联系，其实基本为同主题探讨。
作者认为：“早在战国时期，于阗之地已有印度移民在此定居。于阗文字、习俗多遵印度。先秦时代，经过塔什库尔干的克什米尔…于阗一道，成为中印交通的重要通道。”被以色列承认为约瑟后人的印度东北地区“钦龙人”支系，实际为藏缅人的一支，他们有人述称正是从陕西到河西走廊沿这条道路进入印度，最终勾头向东，落脚在印度东北①。可见这条道路曾经是一条国际大道，并且起码在秦已经通行。
关于中国西南的国际通道，“经由中国西南、缅甸而至印度的道路在秦汉以前也早已走通。春秋、战国时期这条道路有更多的利用”。对于云南出现的贝币，作者认为是受印度的影响（114页）。我觉得这个思路还应该更为大胆一些。假如交通工具在此时已经定型，与商周无大的差别，并且商业已经受到重视，那么从逻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