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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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精心的平衡安排，江主席跨过长期流血冲突的边界，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江重申了友谊与和平的主张，扮演起所谓不偏不倚、风格高尚的调停人角色。在伯利恒召开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拉法特也回应了江的友好主张，称“多年来，贵国一直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也从未停止对我们的支持”。作为回应，江泽民宣布，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我们祝愿该地区各国人民早日‘化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美好的未来。”江说，“中国人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江主席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后，江泽民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贵宾留言簿上写道：“祝愿巴勒斯坦的明天更加美好！”
江主席也没忘记放松一下自己。他来到死海，这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悠闲地漂浮在富含矿物质的水面上。在助手的陪同下，他头戴蓝色泳帽和护目镜，在以具有治疗功效著称的多盐、油滑的海水中漂浮了大约一刻钟。江走出海水后，穿上一件绿色的浴袍，高兴地说：“太棒了，太棒了。”
3年后，当江对中东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他表达了无尽的遗憾。他说：“2000年4月，我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和许多以色列家庭聊过，他们的境遇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终于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犹太人荣获诺贝尔奖。我与阿拉法特以及一些巴勒斯坦领导人也进行了一晚上的会谈。当时的形势似乎还充满希望。现在（2003年末）看看那个地区，凄凉荒芜，处处瓦砾。没有人愿意再去那地方了。”
在土耳其，江提起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正是它，便利了东西方之间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但也正是这条路，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西部省份繁盛起来。得到像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认可中国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主权的保证，这对江来说，是个重大的成就。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土耳其议会的议长说：“在江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成为稳定的堡垒。”
结束访问回国后，5月，江泽民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第一次将“三个代表”作为公开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提了出来。在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把“三个代表”称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开始加大力度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在与各级党委书记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副主席满怀自信和热情地捍卫了这一思想。他说：“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必须克服由‘左’倾和右倾思想造成的各种干扰。”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3节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5月中旬，江主席接待了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两位领导人同意解决现已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南海领土争端。争端主要源于一处名为南沙群岛的由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组成的岛礁群——这里凸显了亚洲领土争端的复杂程度，因为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声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再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
对菲律宾媒体来说，更有趣的是两位元首“以一首歌曲而不是一个亲吻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通常都显得庄重严肃，中规中矩，但现在江主席为埃斯特拉达总统举行的国宴却成为两国元首“联谊”的时刻，埃斯特拉达从政之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这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本人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件好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决议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中，那些反对这项议案的人大谈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但他们的潜在动机却更多地来自美国工会施加的压力。工会对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忧心忡忡。该议案的支持者则反驳说，通过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美国公司和商品开放，美国也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自己最后一年任期中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是为了通过这项议案，他需要得到共和党的强有力支持，而在其本党民主党内部该议案却遭到很多反对。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彻称该议案的通过是“我们议会生涯中最重要的投票表决”。
议案随后送交参议院，在那里它几乎肯定会获得通过，如此便结束了20年来对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逐年审查的做法；此外，议案的通过还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象征性姿态。美国把贸易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此举似乎是在表明美国对中国外交方式的一种赞赏，这将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而不是像那些反对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人所说的那样，会削弱美国的影响。
几天后，江主席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对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尽管江认为美国国会增加的一些条件让中国难以接受，但他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得到了平稳改善和发展”。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问题上继续合作。克林顿建议江泽民与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寻求面对面的对话，而江则提醒克林顿，“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关键所在。
在朝鲜问题上，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朝鲜不改革其经济体制，它就会崩溃，给中国造成巨大的间接损失。同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长期盟国的领导人，江又得支持在金正日领导下的现政权。金正日在其父亲金日成逝世后已成为朝鲜的领袖。面临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的信用，因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直在支持着朝鲜。
私下里，江主席对秘密访问北京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进行了劝说。这是金正日17年来首次访华。之后不到1个月时间，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了55年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有人说是江泽民促成了这件开创性的大事。在给两位领导人的信中，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称他们举行会晤的决定体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给朝鲜领导人的信中，他说“对此次北南首脑会晤取得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谨致以我热烈的祝贺”。在给金大中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之情。江称这次会晤具有“历史意义”，并说中国一贯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和协商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伊朗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换取伊朗对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拒斥，同时也为了保障中国日渐增加能源需求的石油进口，江的政府同意向伊朗进行一些武器技术转让。
美国称伊朗是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宣布中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障碍。尽管1997年后中国削减了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但6月，伊朗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受到江主席的欢迎。哈塔米总统主要是为贸易而来，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恢复对伊军事援助项目。
6月，时值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百岁华诞之际，江给他发去了贺电并送去一束鲜花以示祝贺。张因为在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闻名于世。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另一位国民党将领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破釜沉舟地试图逼迫他停止同共产党打内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了举足轻重的斡旋，蒋介石毫发不伤地被释放。然而，张将军却因为“叛国”被蒋介石囚禁，后来又在台湾被软禁了几十年。64年前，年仅10岁的江泽民就曾以“西安事变”为题，写过（颂扬这一事变的）中学入学考试的文章。
第9章 20002004年 展望第64节 科教兴国
江泽民称赞张学良“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而陈水扁也给张老将军发去了贺信。这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将军可能是一种象征：为了共同的事业，敌对双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携起手来。
对江泽民来说，科学技术是他毕生的兴趣所在。而科技是加速中国全面发展，包括军事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年年初，江要求宋健博士对“由现代科学创造的社会和工业发展史”进行简要概括。举个例子，量子理论是如何催生了激光、先进的医疗方法以及在天文学和宇宙学上令人震惊的突破的。在他其后的一些讲话中，江阐述说4种理论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因学和信息科学，并称它们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6月，在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联合年会的闭幕式上，江泽民为中国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科技方面跻身全球前10位国家之列。江说：“我们已经从中华文明的兴衰沉浮中学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江勉励中国科技界的领头人致力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江断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而他也开始讲“三个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一段时期以来，这似乎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论述。
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江主席有两项核心发展战略：第一是‘科教兴国’；第二是‘可持续发展’。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江酝酿着科学创新。”在为一套科普读物撰写的序言中，江鼓励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创新进程。他写道：“科教兴国，全社会都要参与。”
《科学》杂志把对江泽民的长篇专访刊登了出来，江视其为一项殊荣。该杂志是美国出版的科学方面的顶级专业杂志。该杂志还邀请江撰写一篇客座评论文章。对这位曾希望成为工程学教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被《科学》杂志以这种方式承认过。
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江写道，我们“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在6月份发表的专访中，江奏响了两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和中国对国际科学领域的贡献。在详细论述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兴衰和成就之后，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决不会在曾经有过的光荣上止步不前。
“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古老文明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一天也不行，学习世界上所有好的传统。”江说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在描述了基础性研究令人振奋的成就、互联网的前景与危害以及自己从政之前的理工科背景之后，江泽民以一种渴望的口吻结束了专访，他说：“我有点嫉妒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和施罗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比我年轻。”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的曙光，而江泽民知道他在其中担任领导者的时间是有限的。
但他仍然下定决心要赶上去，8月，他在北戴河海滨的疗养地接见了6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其中5位获得过诺贝尔奖。
曾培炎主任说：“在百忙之中，江主席仍不忘抽出时间接见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并同他们交朋友。他还注意到科技前沿问题并叮嘱我们这些身边的人要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通常对于一个科学问题，他不仅仅会从质的一方面去了解它，而且会从量化的角度加以很有深度的理解——我们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只有请专家来解答。”
即使如此，江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有时不能理解某些问题。他说：“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帮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他提到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看了看答案，马上说：“不对。”江说，他还得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题解决了。他坦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