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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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恋情正是一个性格互补而吸引对方的佳例。江喜欢社交，充满自信，而他的新娘则文静和善，含蓄谦逊。王冶坪也同样多才多艺，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党采取措施对婚姻法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还可以离婚。这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动大军，出于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她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古玩字画收藏家。她的父亲曾到过美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拥有一家经营还算成功的工艺品厂，但在他早逝之后，王家的财富消耗殆尽。
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中，一个谣言四处流传，说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亲戚，而这位领导人也姓王。在中国，有超过7％的人都姓“王”。
大约100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3小时的婚礼及婚宴，地点是在位于市中心靠近外滩的一家华丽的饭店。外滩是一条著名的滨河大道，它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因为你能在这里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
“按照传统，”王慧炯回忆说，“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宾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我还是他婚礼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毕业后，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王回忆说，“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难，因为新工作的压力，还有时局的紧张，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反国民党观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为“绵康”，意思是“绵和康健”。尽管肩负着厂里和家里的重担，江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小妹妹，甚至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娇惯她们一下。几十年后，当江泽慧回忆起当年她亲爱的三哥送给她的一件特殊礼物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们那时上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她回忆说，“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我们没有运动鞋，因为我们买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于是我跟姐姐决定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向他诉说我们的‘困境’。很快，两双运动鞋就寄到了我们手里！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多么的快活，我向所有同学夸耀我的运动鞋怎么比他们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说，‘你们的是扬州的。’”
两个小姑娘开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厂的宿舍过暑假和寒假。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江泽慧回忆道，脸上露出少女般的欢欣，“有时，他会带我们去江湾体育场看比赛，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尽管他在厂里很忙，但只要他有空，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一套小公寓里。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楼，尽管很挤，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当江泽慧的母亲搬到上海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后，她和儿子儿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供最好的传统教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我感到有点懊丧，”江泽慧回想往事时说道，“但我在扬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岁；他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并拥有共同的朋友。战后，七叔成为一名外国文学教授，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诗词。”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第15节 新的起点
1957年5月，江泽民（中）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在一起。
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正面临一场考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天后，美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向它的韩国盟友伸出了援手，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巡逻。美军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中朝两国的界河——鸭绿江。本来对美国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国政府出兵支持北方。这场冲突在西方被称为“朝鲜战争”，在中国则被称为“抗美援朝”。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毛泽东命令他的部队把美国军队从中国边境上赶回去。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设法结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国总是在谈判桌上丧权辱国的历史的结束。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且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地。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者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为什么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将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第16节 赴俄深造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工投产的日子作准备了。
江终身的良师汪道涵解释说：“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选派700多名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为了给此行作准备，江泽民参加了在长春郊区举办的俄语强化训练课程。1955年4月，江和其他十几个人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经过漫长的路途西进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他为榜样。
“要在这里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江告诫他们说，“千万别怕难为情。”除了学习工作所需的先进技术以外，江还陶醉于俄罗斯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他早就喜欢看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今他更能读到他所钟爱的那些杰作的原文。他学会了多首俄罗斯歌曲，他喜爱丰盛的俄罗斯食物，尤其是一种俄文叫“列巴”的黑面包。
尽管江在新环境中生活很愉快，他还是常常想家。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身边，他知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当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拉二胡，唱中文歌。这种自我安慰法能让他稍稍舒缓心中的忧郁。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给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此时，在莫斯科——就在离江学习的地方不远，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力”。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还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人崇拜”。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部意义并没有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也更严重。
1956年早春，就在江奉召回国参加长春汽车厂竣工典礼之前几个星期，他应邀出席欢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招待会。朱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想会见正在苏联首都学习和受训的中国留学生及专家。当江来到招待会上时，他惊讶地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张公纬。自从8年前江帮助他逃离国民党的追捕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