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生论-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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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要有功于社会。造诣超过一般，也可能无功于社会。最典型的例是偷盗，旧传，今传，都有技能超群的，可是难得算作事业，因为不利于社会。又如李笠翁在《闲情偶寄》中说，他设计新型马桶，比旧的合用，不敢外传，怕人称为笠翁马桶，这样，是造诣不能为社会所用，也就不能算作事业。在这里，为社会所用是个条件，造诣超过一般仍然是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任何正当的工作都会有功于社会，如果贡献平平，甚至在中人以下，那就不宜于称为事业。这样，我们就无妨用数学的方式表明，所谓事业，其成果对社会的贡献，总要比人均贡献的数字高一些。而说起这高，自然也会有程度之差。以科技为例，发明火柴，功绩不小，不过与发明电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会引来一个问题，仍以发明创造为例，如发明纸烟，至少是无利，甚至毒品，有大害，能不能算作事业？本诸取法乎上的原则，专由律己方面考虑，最好还是不把这类活动当作事业。
其三是会得浮世之名。这所谓浮世之名，是指某数量的不相识的人也知道，而且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称许之意。名有大小。小是在小范围内流行，如泥人张、风筝刘、天桥八大怪之类。大是在大范围内流行。这所谓大范围，有地域广和时间长二义：如孙中山，全世界都知道，是地域广；伯夷、叔齐，商周之际的人，至少是读本国史的人都知道，是时间长。有不少人的大名还既地域广又时间长，如中国的孔子和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名流传于大范围，一般要靠文字记载，所以能立言就占了上风，远如司马迁，近如鲁迅就是这样。自己未立言，也可以借他人之言流传，如《史记》中许多人物就是这样。扣紧事业说，名大小，总是与事业成就的大小（表现为影响的大小）有因果关系。由这个角度看，在政场上活动的人就容易占上风。以秦始皇为例，他有权强迫小民去修长城，甚至焚书坑儒，影响大，所以名就能在大范围内流行。说到这里，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是过去有流芳千古和遗臭万年的说法，遗臭万年的活动，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事业吗？所以还要补充一个条件。
其四是要符合德的要求。何谓德？为省事，可以借用孔子的话，说德就是仁。孔子说，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干什么，要不只对自己有利，还要对别人有利，或再放大一些说，要对社会有利。历史上，有不少人是干坏事出了名的，如唐朝的周兴、来俊臣，明朝的刘瑾、魏忠贤，等等，就是这样。他们干尽了坏事，是因为最高的统治者给了他们胡来之权；没有权，干坏事，影响不会太大。由这个角度看，我们甚至可以说，上溯几千年，有治人之权的名人，其所以能得名，绝大部分是由于多做了坏事，现代也一样，如希特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是因为干尽了坏事。这里的问题是，干坏事，也能得浮世之名，能不能算作事业？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把事业分作两类，好事业和坏事业，说魏忠贤、希特勒等之所为是坏事业。
第三部分 己身事业（2）
另一种，说事业都是好的，凡不利于社会的活动都不能算作事业。为了鼓励向善，扼止向恶，我看是以后一种办法为好；还有方便之处，是可以笼而统之地说，人生于世，只要不夭折，都应该有事业心，以求就自己说，有成就，就社会说，有贡献，并终于能得或大或小的浮世之名。
有哲学癖的人会提出疑问，这有什么值得珍视的价值吗？人各有见；对于生活态度，更是人各有见。有少数人是持否定态度的。还有程度之差。一种程度浅，是所谓隐逸，逃名。时代早的，有传说的巢父、许由之流。到庄子就兼有成系统的理论，是与其登上庙堂，宁曳尾于涂中。佛家博大，好处是多容纳，也就带来难点，是抓不住；但如寒山、拾得，纵有丰干饶舌，也还是逃了。像这样不要名，事业心也就没有，至少是微乎其微了吧？还有程度深的，《列子·杨朱》篇的一段话可为代表，那是：“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这是一切都无所谓，事业与不事业，当然也就不值得挂心了。对于这样的否定态度，我们要怎样看待？再说一遍，至少是理论上，对于生活态度，尤其是言之成理的，对错是颇难说的。所以，就是站在常人的立场，我们也宜于采取宽容的态度，那是，即使碍难信从而并不说那样就绝不可行。但宽容的另一面还有碍难信从，我们也应该坚持，并且言之成理。这理可以浅，是我们是常人，对于那种超常的理想和行为，纵使高山仰止，却难于做到；或者说，我们只能走常道，饮食男女，建功立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理还可以深，仅以庄子为例，就是在曳尾于涂中的时候，他讲说了“宁曳尾于涂中”的有关人生之道的系统理论，说到事业，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用这个观点看，如段干木、老莱子之流，躲开政治隐居，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可以说同样是干了大事业。
这样，下降到我们常人，就可以少问什么究极价值，而依常道处理常态生活。常道也很复杂，表现为各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形态。还是就常情说，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形态可以分高下，扣紧本题说，事业方面有成就是高，无成就是下。当然，我们应该力争上游，求在事业方面有成就。求，实现要靠真去做；做，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是要有志。这是在自己的人生之道里，把事业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历史上有些人，如班超投笔从戎，祖逖闻鸡起舞就是这样。有不少人相反，或根本不想这类事，或过于自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成，无志，事业有成的机会也就很少了。自然，有志也未必能竟成，但总会比无志多有成功的机会，所以作为第一步，不可放松。
其二是事业，经常未必能与职业一致，那就应该在业余，选定目标，锲而不舍。如碰巧能与职业一致，如旧时代，玄奘的译佛经，现代有所谓专业作家，事业与生计合拢，当然就更好。不能合拢，要多费些力，如果有事业心，也不会感到负担重，苦恼。
其三，事业的成就，有轻重之别，轻重表现在多方面，其中之一是，轻的，火热一时，重的，真就流芳千古。而偏偏，火热一时的最有吸引力，眼皮子薄的人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于是趋之若鹜。这可能费力也不小，通常是时过境迁，就与草木同腐。所以有事业心，还要能衡量事业的轻重，坚决取重而舍轻。
其四是也要知道，世间人很多，事业方面有成就的终归是少数。这原因有社会方面的，很多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目不识丁，求事业方面有成就显然就大难。但即使机会和条件都具备，造诣超过一般也只是可能，而并非必然。这样，如果有志而不能竟成，怎么办？我想，可行之道应该是：尽人力，成固然好，不成则等于取法乎上而仅得乎中，仍可与常人为伍，安之而已。
第三部分 己身信仰（1）
四九信仰
“生”是被限定的一种情况，正如彗星之绕日运行，也是被限定的一种情况。这限定之下或之中，自然还会有多种限定，只说一些荦荦大者。偏于身的是饮食男女，抗，大难，除非有大力，连生（包括求活得好）也不要了。偏于心的是要知，要信，表面看不像饮食男女那样质实，骨子里却更为有力，因为有逻辑或康德的所谓理性为靠山。关于知，《庄子·秋水》篇末尾“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辩论可为明证，是庄子驳惠子的“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说：“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这说得更简单明快些是，不知也只能来于有所知。关于信，可以举古希腊的怀疑学派为证，老师落水，大弟子不救，得到老师的赏识，因为对于救好还是不救好，他怀疑。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问：“对于怀疑主义，你是否也怀疑？”也怀疑，显然问题就太大了。这表示，我们生在世间，不能不有所信。信是怎么回事？应该信什么？问题显然不简单，以下择要谈谈。
依习惯用法，“信”和“信仰”有别，信义宽，信仰义窄；所有信仰都是信，有些信不能称为信仰。所信可以是零星的，微小的，如信窗外的一株树是柳树，树上落的鸟是麻雀。这习惯称为知，由坚信不疑方面看也是信。所信还可以是不微小的，如信珠穆朗玛峰最高，哈雷彗星76年后还会再来。这也是知，也就可以称为信。信仰的所信，大多指具有玄理意味的，如信有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有佛、菩萨，月下老人有能力使有情人成为眷属，等等。专由这类事例看，信仰的所信是超现实的，或说是无征而信，或干脆说是迷信，信窗外的树是柳树不是迷信，界限分明。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比如相信还有明天，相信活比死好，我们能够找到可信服的证据吗？如果真去找，追根问柢，最后可能就发现，这类事之所以像是确定不移，就因为绝大多数人信它，从未想到过还需要证据。但为了省事，我们无妨就以人的主观为依据，说这类无征而信的是知的信，不是不知的信；不知的信，如上帝、佛祖之类，才是信仰。
话还没有说清楚，或者说，里面还藏着问题，所以不清楚。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是由“知”来的，比如上帝，说不知，神父、牧师一流人就不会同意；佛祖，说不知，身出家心也出家的僧尼就不会同意。另一个问题是由超现实来。这有时会失之太宽，如到卦摊找什么铁嘴算命，也就不能不算信仰。有时又会失之过严，如孔孟之信仁和中庸，边沁之信功利主义（其实不如译众乐主义），也就不能称为信仰。不得已，只好从另一面下手，说人，为了生活能够有绝对保障，究极意义，常常不得不设想一种超越的力量（具体的神灵或抽象的道理），以作为寄托心灵的靠山，对于这个靠山的依赖和崇拜，是信仰。这样说，信仰的对象就具有这样一些性质：它是惟一的，至上的，也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与它相比；它是超越的，也就不需要任何理由来证实它，支持它；它有大力，所以绝对可靠，能使人心安理得；它存于人的内心，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形质，或说公信公的，婆信婆的。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总的说是无可奈何而不甘心无可奈何，只好画饼充饥。人生，为天命所制，微弱，有限，也就可怜。可是心比天高，愿意，或并自信，有智慧，有能力，虽然知也无涯，形体不能永存，却幻想能明察一切，生有伟大价值，并非与草木同腐。不幸这愿意或自信，不能在现实中找到对证或保证，怎么办？有退守或进取两条路。退守是不求，即知道人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有胆量面对现实，破罐子破摔。古代道家如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列子，说“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可以算作这一路。这破罐子破摔的态度，看似容易而实难，因为事实是正在活着，又要把活着当作无所谓。也就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走进取一条路，找理由，找靠山，在现实中失败，就到现实的背后，勉强（从设想中）找到，不能在理性方面取得证明，就不要证明，以求能够心满意足。这心满意足还可以分析，主要是三种心态，一种是全知，另一种是永存，还有一种是一切活动的有意义。先说知。活，尤其活得顺遂，要靠知，所以也可以说是天性，人没有不乐于求知的。知有近的，如鸡蛋可吃；有远的，如银河系外还有天体。庄子已经慨叹“知也无涯”，我们现代就更甚，是所知渐多，越苦于有些大事我们还不能知。比如我们生于其中的这个大环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有生，生究竟有没有价值，等等，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不知为不知”，是孔子的看法，或说理想，至于一般人，就难于这样知足，因为活了一辈子，连有关活的一些大事也不明白，终归是难忍的憾事。又是不得已，只好乞援于设想，比如是上帝愿意这样，然后是坚信，也就可以心平气和了。再说永存。人，有生，于是乐生，贵生。不幸是有生必有死，这是天大的憾事，如何对待？庄子是任其自然，所以老伴死了，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