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1期-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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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资派”一个个被“解放”，有的回家“挂起来”，意思是暂不分配工作，同革命群众一起在班排里劳动，有的被“结合”进团部的革委会。全国所有各类行政管理机构突然膨胀起来，各级革委会里的副职至少有七八名甚至十几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除《地道战》《地雷战》等寥寥几部国产片外，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有部阿尔巴尼亚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比今天任何一部好莱坞大片的观众还多，一直放映到穷乡僻壤，全国人人都看过。被结合进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干部总是第八位，于是人们都把这种干部叫“铜像”，放在那儿既不会（敢）动也不会（敢）说话的，是有职无权的摆设。各　
级革委会里都有这种“铜像”。　
　　　“牛棚”解散了，干部们走了，农工中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有家的，也可以回家住，单身的，集中到大宿舍。虽然还不能和革命群众中的单身汉同在一个屋檐下，但带枪的武装战士毕竟撤掉了。一时间，牛鬼蛇神们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听说全国有的地方还在激烈地“武斗”，而我所在的农建十三师五团即南梁农场，“文革”似乎告一个段落。在田间劳动时，革命群众同五类分子有说有笑，不分彼此，人只以个人的直觉来衡量另一个人的好坏，革命的警觉性没有了，政治身份意识也慢慢地淡薄了。我心想，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来一次”真有必要，不然，这个国家就没有敌人了，搞得大家嘻嘻哈哈一团和气，这哪像个专政国家的样子！　
　　从1968年春节前关进“牛棚”，到1969年夏季“牛棚”解散，我在里面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1969年夏季以后，是我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日子，至今我还常常怀念。那时的空气没有污染，秋日的天空总是碧蓝透明，白云舒卷。到冬季，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浮在林间小道上，拾一把干树枝燃起火来，火苗依依，如小儿般在我膝间玩耍。在黄白斑斓的田野上，白颈乌鸦和纯黑乌鸦昂首阔步，洋洋自得，薄雾弥漫着一种自由的气氛，令人心动。到开春，遍地拱出早出的绿芽，它们的生机给人以某种期待。初夏就是袒露的日子，人们把上衣脱了，贪婪地吸收阳光，田野』：突然腾起天人合一的欢快。更其乐融融的是，人们一到田里劳动仿佛就进了俱乐部，四处是玩耍的嬉笑声。我前面说过，革命群众是懒于劳动的，比我还会磨洋工，走出家门到了田间就进行类似今天叫“社区活动”的各种娱乐。　
　　每天出工，到了劳动场地，先进行“雷打不动”的“班前学习会”。大家围坐在田边地头，通常是读一篇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没有重要社沦就渎毛主席著作，多牛是从《老三篇》中选出—篇来念。每个人都板起面孔听：“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班前学习会”一般十分钟就结束了，一起身拿起工具，娱乐活动就开始了。　
　　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我不由得暗笑，“学习会”上与会后的反差和背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荒诞无稽。那年我刚过三十二岁，们还是——个处男，我却在这时获得了丰富的性知识。我才知道，那事不止在床上，男女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交媾，而且交媾的姿势：千奇百怪，交媾时发出的声音和话语无比丰富，没有——个作家能想象得出来。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诚然，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我和我的民族正是在大力号召要做“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时全部低俗化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淡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性，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无比的深度，谈之不尽，诉之不完，能让人作最大限度的探讨和挖掘，又何乐而不为？　
　　性骚扰不止男性对女性，竟然以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居多。女性在这时充分展现出“半边天”的风采，世界女权主义的追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达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常常是几个女农工追打一个调皮的男农工，捉到了就把他摁倒在地，扒下裤子扯出他的生殖器，用黄土、泥沙、碎草叶在那个部位狠命地乱抹乱揉。女的爱抹，男的更喜欢让她们揉，一直到双方尽兴，笑得趴在地上滚成一团才算罢休。这种娱乐一天要演出好几场，又对男人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原来老老实实只用扑克牌“争上游”、“打百分”为乐的男农工，一个个也都调皮起来。性骚扰有非常强烈的感召力，露天的田间俱乐部极具开放性和参与性。　
　　女农工极少对我性骚扰，并非歧视我是个特殊身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对“识文抓字”的“老修”还保持一点敬意。但不止一个女农工可怜我“老大不小了”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暗示我可以找个地方跟她“干一下”。一次，还有一位女农工在旁边没人的时候，身子左一扭右一扭地掀起她的绿军装，敞开她说的“白格森森的大奶子”叫我摸一把“过过瘾”。对这种佛陀式“舍身饲虎”的“高尚的人”，我感激不尽，但我还是掂量到头上“帽子”的分量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因为在劳改农场长期接触不到女性，她们的善举像雷管似的猛地引爆了我体内类似青春期的骚动，一对“白格森森的大奶于”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搞得我一天到晚神不守舍，心智恍惚。　
　　我必须有这样一段铺垫，才能说清楚那天发生的事。下　
　　就在我既幸福又性苦闷的1970年夏季，——天早晨列队出工的时候，排长忽然叫我放下铁锹，不用到田里去了，要我到团部报到。我在路边站着，瞅着大队人马嘻嘻哈哈连打带闹地往田间俱乐部走去，煞是羡慕，尤其那位大奶子菩萨在队伍中边走边扭动腰肢，特别显眼。我经常被派到团部去干活，那一定是革命群众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譬如和全团各连队集中来的五类分子一起掏粪坑、挖地沟、倒腾库房等等，所以并不在意。转过头来，看见我们连长正和排长站在连部门口争论，依稀听见连长叫派个人押我去，排长说不用押，他一个人都去了无数次了，还不放心吗？现在正在农活大忙季节，哪派得出人这类话。两人争辩了十几分钟，站着蹲下，蹲下又站起来，最后达成妥协。排长过来要我再等一等，亲自跑去追上队伍，叫来了一个绰号叫“迷糊”的小伙子。　
　　这个“迷糊”有件出名的轶事，一天，派他牵头有病的毛驴到团部找兽医，他到马圈把毛驴的缰绳朝背上一搭，拉出驴就自顾自地走，还没走出连部，毛驴就挣脱了缰绳又踱回圈棚。这“迷糊”就只背着根绳子一直走了十几里路，到了团部兽医院才发觉后面早就没有驴了。“迷糊”什么也不会干，但他到底是个血统纯正的“贫下中农”，排长派他来押我，有点废物利用的意思。排长叫他到团部后，把我带到团政治部，其他就不用管了。临走时又叫他扛枝枪，像个押送犯人的样子，这大概也是连长交待的。　
　　“迷糊”就这样押着我上了路。走出连部没多远，“迷糊”说他*的这破枪真沉，压得我肩膀生疼，“老修”，干脆你替我扛着吧。我说你这是开玩笑，有人看见了不说你的错，反倒要添我一条罪状。“迷糊”说，你看这路上连只狗都没有，再说，这破枪里哪有子弹，你就受点累吧。不由分说，他就把枪硬塞到我怀里，自个儿空着两手潇洒地走。我平生第一次有枪在手，这一直威胁我的东西今天居然被我所掌握，怎么摆弄它都行，立即感受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威风，甚至暗暗的有一股想起来造反的豪情。枪和男性生殖器一样，天生就是男人的物件，这点在好莱坞大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田野上的小麦金黄夺目，秋作物正在茁壮成长，一片碧绿。玉米宽大而毫无缺损的叶片舒展在道路两边，路边的苦苦菜、蒲公英、牵牛花、马莲花竞相怒放。天地自然的本来面目和它旺盛的力量一展无余。我挎着枪，和冬日的乌鸦似的昂首阔步，洋洋自得。　
　　这天真美丽！　
　　快到团部了，我把枪交还“迷糊”。“迷糊”搭拉着肩膀拖着枪把我带到政治部。进门就挨了任政治干事的军代表一顿训，说你们武装连怎么现在才把人带来，什么“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狗屁！“迷糊”是不怕骂的，嘻嘻笑着在每张办公桌周围找烟头。军代表骂的不是我，我只能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等候发落。“迷糊”一声不吭，拣了几个烟头掉头便走。　
　　任政治干事的军代表上下打量我一眼，问你就是张贤亮啊，我说我就是张贤亮。军代表沉吟了一下，好像气有点消了，挥挥手，叫我先到外边等。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各单位掌权的都是由解放军抽调来的“军代表”，革命造反派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就是由“军代表”协调并主持的。　
　　到政治部外面，看见不远处原来跟我在“牛棚”里一起关过的原农场场长用目光向我示意，现在他已经是革委会里的“铜像”了。“铜像”装着无意地往我这边挪动，我也慢慢向他靠拢。到跟前，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别怕，没你们的事，你们就是去陪个绑。我问到底是什么事？他说别问别问，到时候就知道了，又要搞运动了。我问啥运动，他说了句“一打三反”，就踅身挪走了。这座“铜像”后来在宁夏农业科技部门当领导，我平反后还与我有来往，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病逝。　
　　这时我才注意到团部前的广场上还有其他连队押送来的二三十个五类分子，都蹲在树阴下乘凉。大家都认识，但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头致意。十几名团部革委会成员走出来，就在我们面前讨论押送哪个“分子”去合适。听他们说，银川市召开的这场公审大会因为人太多，银川市革委会打来了电话，每个单位只准押送一个“分子”去“受教育”。古罗马的贵妇人沐浴时要男奴隶伺候，别以为这是贵妇人跟男奴调情，其实在她眼中男奴隶根本不算是人，就像牧羊人要宰羊时也会在羊圈前讨论先抓哪只羊开刀一样。我们这些五类分子是俎上肉，并不是人，革命者哪会顾及到我们的感受。他们在词·论中能体验到一种可以决定人命运的权威感，所以有说有笑，边说边笑，连“铜像”也在一旁插嘴，一派活跃的民主的气氛。有人说叫这个去，有人说叫那个去，我听听都是长得有点讨厌的“分子”，与“分子”本人的罪名无关，并没人提及叫我去。但到讨论要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押送我的武装战士也就是“迷糊”不见了，没人把我押送回连队，题大做的团部革委会成员眼里，这就成了个问题，干脆，还是叫张贤亮到银川市参加公审大会吧。　
　　革委会成员嘻嘻笑着散了会，团部的武装战士就忙开了。这些武装战士其实就是团部的农：仁，农场收制为军垦部队后，农工只要把枪一背，就摇身一变成了武装战士。他们先去找牌子，“文革”时牌子多的是，很快就找到了。但那上面是别的牛鬼蛇神的名字，又到办公室去用张白纸写丁我的名字往牌子上糊。我一看，写的是：　
　　反革伞修正主义分子　
　　张贤亮　
　　字是用红墨水写的，很鲜亮，虽然牌子上划了两道交叉的黑道，但字写得真不错，看来是练过书法的人的手笔。这样的牌子似乎也没委屈我，我还是乐意挂的。木牌上早就有根半圆形的铁丝套，武装战士笑着叫我挂在脊梁上试一试。一试，并不重，但铁丝略嫌短了点，牌子顶在我的脖颈上，可想而知原来挂的人比我矮。把铁丝接长后，十几个武装战士簇拥着我到一辆卡车边上。这时，战土们自己人跟自己人内讧起来。因为进趟城不容易，公审大会又像现在红歌星的演唱会，谁都想去看热闹，但—上级只允许八个战士押我去，说公审大会人太多，这八个名额还足军代表争取来的哩。因为“铜像”事先已经关照过我，到银川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