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1期-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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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到的这枚硬币，正是当年小学生周向丽绞尽脑汁得到过的那二分钱。　
　　这则报道，最初刊登于1976年8月21日的懈放军报》，几乎同时，8月28日的《河北日报》也予以发表。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中，也证实了这件事的发生。　
　　直到现在我还在想，为什么一个排二十名左右的战士，要为最后那二分钱拚搏几小时？须知，“余震在不断发生”，即便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那么把这一个排的人力和长达几小时的时间，用在到别处去搜救更多深埋地下或濒于绝境的人的生命上，岂不更有价值？　
　　还有，我叹服于现场所有人的“认真”态度。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到哪怕从自己身上掏出二分钱，偷偷扔在地上，再佯装捡起，从而尽早结束那漫长和难堪的几个小时。如此说来，更加支持了我一以贯之的想法，无疑是那二分硬币有一种魔症，否则能说是那个时代人的身体上出现了魔症？　
　　这些硬币差不多都是1955年发行的。那是中国解放后首次发行硬币的年份。我忽然由此窥到了一个隐秘的事实：古代的铜板，都是圆而中间有孔的。据说人的眼球结构使得人们更喜欢圆形的东西，而不是线形的，同时（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据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出发的科学家论述，包括人在内的灵长类对镂空、孔洞等相关存在形式有着天然的好奇和喜欢。而建国后发行的人民币，结束了中国钱币中间有孔的漫长历史，也许，它正是由此来堵塞那个年代人们对金钱的所谓非分之想吧？并且，从那时起，人民币硬币的边缘多出一圈硬棱。专业上讲，这叫“丝齿”。这又是暗合了某种能引发人“偏头痛”的诠释：它们具有咬噬外物的功能和力量。　
　　1992年6月我开始见到并无法回避地亲自使用了新一轮的人民币硬币。它的一角钱材质是铝合金的，五角是铜合金的，一元是钢芯镀镍的。它们中间都没有孑L，不过，它们的边缘也再没有了“丝齿”。　
　　这些小东西，一个个都是圆形的精灵啊。在货币家族中，它们比纸币活得耐性；在人世间，它们比人活得更长久。只要它们自身不遭到外界物理意义上的打击和毁灭，它们的生命就不会终结。哪怕时代更迭，良币逐劣。那只会使它们更加安全无虞，即使在民间，也享受一种叫做“文物”的厚遇和尊荣。　
　　缘此，它们作为个体生命的无数可能和故事，也会一一的延续和演绎下去……　
　　去年岁末，一个叫于晓威的男人，因为在俗世中遭遇了一点儿感冒状的坎坷，找到了他的朋友、周易研究家祁山寻求解脱。祁山也是一位诗人，他在许多诗刊发表作品，惟独遗漏《诗刊》。我想我说的话没有错。　
　　据说他遗落《诗刊》的唯一理由，是他看到身边所有写诗的人都前赴后继以上《诗刊》为荣，那么他就不循此道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真诗人。　
　　在他的家中，他用三枚铜板为于晓威起卦。这是最古老的占卜方式。他在地板上连抛了六下，然后像观察天象一样记录下每次的阳爻、阴爻，阳动、阴动。最后他小声咕哝说，没什么，我猜你就是得了一场感冒。会好的。　
　　前去占卜的男人拾起了那三枚铜板。其中的一枚，色泽黑红，薄而亮，好像经过无数人手泽的打磨，这是人们俗话说的“古铜”，是古币中的上乘。它的正面镌着“顺治通宝”四个宇，并且，横亘着一道已并不明晰的凹痕。　
　　科学家说，如果时间是无数的，那么，以此为前提，给一只猴子一台打字机，任由它无穷地敲下去，终有一天，它会敲出一部《红楼梦》来。　
　　从古到今，我不知道有几亿或几十亿圆形的钱币，它们连带了怎样无以计数的故事和命运。但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我以上叙述的将同它不谋而合。　
　　就像眼前这枚占卜的古币。是的，它迟早会占卜出属于它自己的命运和经历。　
　　1992年6月我开始见到并无法回避地亲自使用了新一轮的人民币硬币。它的一角钱材质是铝合金的，五角是铜合金的，一元是钢芯镀镍的。它们中间都没有孑L，不过，它们的边缘也再没有了“丝齿”。　
　　这些小东西，一个个都是圆形的精灵啊。在货币家族中，它们比纸币活得耐性；在人世间，它们比人活得更长久。只要它们自身不遭到外界物理意义上的打击和毁灭，它们的生命就不会终结。哪怕时代更迭，良币逐劣。那只会使它们更加安全无虞，即使在民间，也享受一种叫做“文物”的厚遇和尊荣。　
　　缘此，它们作为个体生命的无数可能和故事，也会一一的延续和演绎下去……　
　　去年岁末，一个叫于晓威的男人，因为在俗世中遭遇了一点儿感冒状的坎坷，找到了他的朋友、周易研究家祁山寻求解脱。祁山也是一位诗人，他在许多诗刊发表作品，惟独遗漏《诗刊》。我想我说的话没有错。　
　　据说他遗落《诗刊》的唯一理由，是他看到身边所有写诗的人都前赴后继以上《诗刊》为荣，那么他就不循此道了。　
　　我相信他是一个真诗人。　
　　在他的家中，他用三枚铜板为于晓威起卦。这是最古老的占卜方式。他在地板上连抛了六下，然后像观察天象一样记录下每次的阳爻、阴爻，阳动、阴动。最后他小声咕哝说，没什么，我猜你就是得了一场感冒。会好的。　
　　前去占卜的男人拾起了那三枚铜板。其中的一枚，色泽黑红，薄而亮，好像经过无数人手泽的打磨，这是人们俗话说的“古铜”，是古币中的上乘。它的正面镌着“顺治通宝”四个宇，并且，横亘着一道已并不明晰的凹痕。　
　　科学家说，如果时间是无数的，那么，以此为前提，给一只猴子一台打字机，任由它无穷地敲下去，终有一天，它会敲出一部《红楼梦》来。　
　　从古到今，我不知道有几亿或几十亿圆形的钱币，它们连带了怎样无以计数的故事和命运。但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我以上叙述的将同它不谋而合。　
　　就像眼前这枚占卜的古币。是的，它迟早会占卜出属于它自己的命运和经历。　
美国梦，中国情结——卢斯和他的《时代》
　　一　创造媒体帝国的人走了　
　　“封面中国”的故事的讲述，应该从亨利·R．卢斯（Henry　R．Luce）开始。　
　　不只是因为1923年他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从1898年3月到1912年秋天，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的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着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1967年2月28日，卢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这位“《时代》之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　Luce：End　of　a　Pilgrimage。英语中Pilgrimage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进香、人生的旅途……在这里，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对于卢斯，两者本是一体的。　
　　结束人生旅途的卢斯，身后留下一个巨大的媒体帝国。据这期《时代》报道，在卢斯去世时的这一周，他的四大刊物：《时代》、《生活》、《财富》、《体育画刊》在全球的总发行量达到1433万多册。（《时代》，1967年3月10日，第26页注释）　
　　创建这个帝国的人，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早在1961年，卢斯就成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人物。《明镜》写道：“在过去二十年间，没有人能像《时代》、《生活》的主编卢斯这样，给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美国形象，以及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形象。”在美国，“每三个家庭会在每周买一本卢斯的刊物；十二岁以上的美国人，有94％的人知道《时代》。卢斯的出版物，和可口可乐、梦露、美元外交相伴，为人们提供知识补给品。”　
　　《明镜》报道称，卢斯曾被丘吉尔认为是当时美国最有权力的七人之一，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引贝镜》还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并未担任任何政治职位的美国人——也许亨利·福特（福特汽车公司老板——引者）除外——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卢斯率先使用了‘美国世纪’这一概念。”（《明镜》文章转译自《卢斯和他的帝国》）　
　　这样一个世界性显赫人物最初的人生之旅，则是在中国山东开始。　
　　二　寻访登州　
　　来到烟台和蓬莱，穿行大街小巷，我试图寻找百年前卢斯在此生活时期的痕迹。　
　　暂且不说陈迹残影是否可寻，仅地名的演变就足以凸现时间流逝之无情和历史变化之无序。百年来，历史地名在中国变化实在太大太无规律，它们常常会成为历史阅渎的一个障碍。不过，有时它又能带给追寻者另外——种意外发现的乐趣和兴奋。走在烟台和蓬莱，我便有着这样的乐趣和兴奋。　
　　初读关于卢斯的书，乍一看到Chefoo这个地名，一时竟不知所指，更不知它究竟在何处？后来才知道，它就是芝罘——烟台的旧称，现在是烟台的一个区。Fengchow即登州，历史上何等有名，但我问到数位山东人，却无人知晓“登州”之所在。走进蓬莱市，才知道当年管辖范围甚大的“登州”，如今不过是蓬莱的一个街道名称而已。　
　　卢斯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这样的地名连在一起的。　
　　卢斯父母的中国之行，是十九州：纪末叶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的。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Mott）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也提出这样的门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后来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出生并成长过的第二故土——中国。（以上叙述主要引自《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卢斯的父亲中文名字叫路思义（HenryWin·tersLuce，1a68—1941），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Pres·bytery），希望成为一位牧师。长老会又称加尔文宗，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瑞士，由加尔文创立，当时市民阶级激进派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主张由教徒推选长老管理教会，因此而得名。最早来华的是北美长老会。（《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路思义投身的即是北美长老会。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神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职员Elizabeth　Middleton　Root，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1895年一年即有十一位传教士在反洋教运动中遇害。可是，这对年轻的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1897年9月，在新婚三个月后，他们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在登州，路思义成了东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卢斯在登州出生。由此，《卢斯和他的帝国》作者特意这样提到：父母在美国怀上了卢斯。　
　　路思义夫妇把卢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