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1期-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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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妻子领着一个孩子在家。孩子童蒙未启，少不更事，他的母亲只盼望找一个好的教师，教他学习。再说，先生借此机会在京城呆着，吃住无愁，授课之余可以自己再温习功课，静等下次应考，何乐而不为？
私塾先生推辞不过，更觉得对方后一句话言之有理，于是答应了。临告辞时，对方先交给他五十枚铜板，共合银五十厘，算做订金，并告诉他，先暂时在此居留，过两天派人接他。
私塾先生等了两天，毫无动静，内心疑虑。他以为是有人开他什么玩笑，可是褡裢里的铜板真正是叮叮哨哨的，那可是值着五十厘银子。他有心想把这些所谓订金带走，不告而别，又苦于此举违背做人根本。当天夜晚，正无汁可施之际，只见门外火把交映，一行数人，车马大轿，前来接他了。上轿后，这些人走街过巷，步腔匆匆，私塾先生在轿中辨不得南北，火把和夜色掩映下，记不得拐了几个朱门和墙垣，最后在一问偏室门前，卸下了他的行李物品，并请他人室歇息。接他的管家对他说，到这里不要乱走乱动，需要什么，喊来仆人就是。私塾先生看了看自己周围，高墙深院，人生路陌，间或有家刁—值守，事已至此，看来想走也走不成了。管家接着对他说，明天一早，就将学童领来。并叮嘱道，孩子的母亲非常溺爱孩子，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要体罚责打他。
此后，那个学童果真每天按时前来上课。私塾先生见他眉清目秀，聪颖智慧，非常喜欢他，授课也格外努力。一日三餐，管家待他殷勤之至，丰盛琳琅。嘘寒问暖，不在话下。私塾先生与外界有什么接触，往来全由仆人代办。到了年底，私塾先生的家里忽然来信说，几次寄来的银钱全都收到，家里一切平安。至此，私塾先生才知道，主人一直在替他补贴家用。
时光匆遽，不觉已过了三年，京师每三年一次的科举殿试即将开始。这一天傍晚，管家来到时，私塾先生说，眼看新一轮的科考在即，明天告辞。管家挽留说，凭你的才华横溢，难道还怕将来不功成名就？先再教学童三年再说。私塾先生再三婉拒而不得，无可奈何，只好留下来又教课三年。这时候的私塾先生，言谈举止间禁不住有一点怨气了。三年后，又到了科考的时间，这一天，管家前来对他道谢说，小孩子承蒙先生不辞劳苦，教学精严，已经能够自立成人、自断是非了。先生急于功名，我们不敢再留了，很快就敬送先生离开。私塾先生高兴极了，收拾行囊完毕，静等送行。这一天凌晨三四点钟，天还是黑的，管家和仆人叫醒私塾先生，领着他出门了。走到一个地方，说，先生暂时呆在这儿，过一会儿天稍亮就走。过了一个多时辰，私塾先生听见有人高喊他的姓名，随即有四五个穿着宦服的人前来给他领路，一路上所经过的全是在晨曦中显得美轮美奂、鲜明高大的宫廷建筑。私塾先生全身惊悚，口不能言。来到一座大殿，有一个人坐在高高的龙椅上，私塾先生睁开眼睛慢慢一看，原来正是他教过的学生。私塾先生吓得赶紧伏身在地。
那个学生就是幼年的康熙。
过了一会，康熙轻声叫起他，传旨，赐授他做词林官。词林官又叫翰林官，专门为皇帝撰拟文书机要。这倒强似考中状元许多倍。私塾先生称谢退出时，全身已经是大汗淋漓。
这个事情，我记不得是在《广阳杂记》里读过，还是在《皇华记闻》里读过。要么就是《国朝先正事略》或《谈助》，或者干脆就是别的什么书。我想，在什么地方读过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跟我要讲的那枚铜板有关。
也就是说，当初，私塾先生收到的五十枚铜板订金，统统来自国库。其中的一枚，就是徐氏被征当“奶口”时得到的那枚。
这枚铜板于1662年由做了翰林官的私塾先生手中流人民间，辗转一年后，再次收归国库。
它的命运险些到此完结。每个时代有它不同的钱币，康熙亲政后，朝廷陆续收回顺治时代的旧币，重新回炉，准备代之以新式铜板，只不过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和艰难。这枚铜板幸运的是，它在国库里仅仅呆了一个夜晚，第二天，等待它的不是重新回炉，而是再次流转民间。
这不能不提到一个叫方文长的人。方文长是一个普通库兵，也就是京师国库里的搬运工。国库资金浩荡，银锭铜板不计其数，每天全国收入支出搬进搬出十几次乃至几十次，一出一进动辄千万，这就需要一定人数的搬运工。方文长就是四十个搬运工里的一个。库兵在清朝户部下属的各种差事中，属于要职，任职者必是满族。但方文长是个汉族，汉族而能荣列其中，全因方文长给上司行了贿。
库兵在体力上可不算什么好活计。每天箱箧竹筐，搬来扛去，上面盛的不是银就是铜，全是从矿石里提炼出的比石头还重的东西，哪有轻快的物资？并且，无论夏日炎炎，还是冬风刺骨，库兵在搬运时一律赤身裸体，并且还要公然地置于堂官的监督之下——不然有人私携资金出库怎么办？ 库兵如果除了糊口之外一点好处没有，方文长当初就不会去争这个差事了。他每次工作结束，都能偷偷带出来一些制钱，也就是铜板。国库重地纪律严明，除了受人监督、赤身裸体之外，最后一趟出库时，必须在堂官的面前一个个排队，两臂平举，暴露两肋，两腿分开，慢慢走过——防止夹带铜板，同时，嘴里还要高喊：“吾不曾携带铜板！”据说，这几个字的排列组合方法也是经过周密演绎的，嘴里含着任何东西，这几个字的发音就会变形。
方文长有他自己的办法。他用肛门携带铜板。这种方法既然不是祖传，任何别人又不知道，那就只能是他自己琢磨出的。他每次携带不多，一枚两枚，三枚五枚，但日积月累，也就不是小数了。
做了翰林官的私塾先生的那枚铜板，就是方文长用这种方式带出来的。回到家，用烈酒和山西老醋消毒洗净，方文长才发现这是—一枚前朝旧币。时间不等人，不赶紧把它花出去就有过期作废的危险，方文长当天晚上就来到一个戏园，用它为自己的两只耳朵享受了差不多一夜的苏州评话。
说苏州评话的那个艺人大半生只有两个嗜好，一个是说评话，另一个就是赌博。在他看来，赌博是他人生的另一种言说方式。他在得到这枚铜板的次日凌晨就把它与别的铜板一起押在赌桌上了。他抛了一个骰子是四点，这当儿，有人上茶水碰了桌子一下，骰子变成了五点，五点输了。争讼由此发生。在与赌方坚执不下时，他一把捂过铜板就跑。钱是属于他了，但是他的左臂遭到对方狠命的一刀，从此以后，他的那里就再也伸不直了，说评书时，总是半端着胳膊，仿佛随时要去拍击眼前的醒木。
这枚铜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居然顽强地没有退出它的流通领域，甚至清朝年号已经到了雍正时期，它还在履行着它货币上的坚挺姿态。理由是，此时国内铜产量极低，少数几个边远产铜省份，由于路途艰阻，迢遥不便，产品难以运抵京师，这就导致铸币量锐减，不能满足流通需要，只好东墙西补，聊胜于无，使得顺治、康熙年间的大量旧币也参与流通。此外，还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若寻：年前由于制钱含铜量太高，加之制钱铸造量太大，导致市场银钱兑换率的比价低，也就是说，形式大于了内容，铜的价格大于铜钱本身，使得民间大量收购铜板，熔化取铜，然后再制成铜器铜皿等出卖。这是铜板匮乏的一个原因。而今，铜板的匮乏和铜矿的稀缺，导致市场银钱兑换率的比价增高，民间反过来开始熔化铜制品，私铸铜钱出卖。这是世界货币史，亡属于中国货币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那枚铜板，就是在这种戏剧般的变幻下，鱼目混珠，九死一生而复出的。
1735年，一个无名的商贾在返乡途中，将这枚铜板千里迢迢带到辽阳。这也是这枚铜板自诞生以来，头一次离开京城而来到异乡。在那时，人们出行携带大量铜钱极为沉重利不便，除极少数量之外，一般都到当地钱庄兑成银票。
这一年，在辽阳共有三百十八人得到它并把它花出去。
1736年，这枚铜板来到了同属奉天省的庄河。这一年，它经过了七—卜四个人的手指的抚摸并流窜出去。
1737年至1742年，这五年间，这枚铜板遭受了它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流通停滞期。原因是它来到了一个吝啬的乡绅手里，这个乡绅把它同上万枚的铜板挤在一起，藏在黑暗的陶罐中。
1743年，乡绅病故，他的所有遗产被儿子们挥霍一空。同年，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再……，次把那枚铜板携人京城。
1744年，有四百二十一个人在京城得到并花过它。此时的情形对这枚铜板来说，显得越来越不妙。朝廷的旧币流通禁令已经颁布多年了，大海再深，耐不住鱼网越收越紧，这枚铜板在民间的流通寿命指日可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着它，惟恐它在自己的手中丧失了生命。这可以看成是人们善良而不忍杀生的另一个表现。
1745年旧历的年夜，这枚铜板来到一个叫傅已成的钱庄老板手上。老板深谙这个道理，水消失于水中，风消失于风中，要想将这枚铜板在自己眼前消失，当然要让它重新混迹于它的同类当中。
凌晨，傅已成从城西车公庄和三塔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走出来。他用那枚铜板找了一个叫青苹的歌妓陪了他半宿。那枚铜板落人青苹床头的瓷钵里跳荡滚动的声音，叮叮哨哨的毫不逊色，仿佛青苹银子般清脆的笑声。
人世间仿佛是上帝做过的一个梦。至此，这枚铜板遭遇了它所无法回避的迷咒般的尴尬命运。多少年前，一个讲苏州评话的艺人因为这枚铜板被对方砍伤了胳膊，如今，他的曾孙无意中用它得到的恰恰是对方曾孙女的身体，如果这不算轮回和报应，那么上帝为什么首肯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像时光是有刻度的一样，命运也有它迟早的刻度。这枚铜板，注定要像“击鼓传花”这种游戏一样，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个人手里，暂停它的呼吸。
这一年应该是1746年。1746年，在美国的纽泽西州，一座名叫普林斯顿的大学开始成立。同年，著名的神学家爱德华滋得以出版他的《宗教情操真伪辨》；在法国，卢梭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把他送进了孤儿院；在英国，一个名叫詹姆斯·库克的杂货店学徒少年，因为与生俱来地喜欢闻到海水的咸味，听到鸥鸟的鸣叫，热衷让海风拍打他的面颊，来到了著名的沃克兄弟船公司当了学徒。后来他曾在荷兰人发现了澳大利亚之后，重新发现了这个世界第二大岛，他还护送过科学家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观察金星的情况，他后来成了英国著名的航海家和海军上校；在中国，一个叫金昆的清朝宫廷画家奉命开始画皇帝《大阅图》，却不料将象征满族势力的八旗画错了，更糟糕的是他企图加以掩饰。乾隆知道后，十分恼怒，责令怡亲王允祥和内大臣海望将他治罪。这一年，清朝文学家洪亮吉出生。在西北的乎凉，连续三天发生轻微地震。在普洱，一颗硕大的流星呈波浪线状悄悄滑落……
同样是1746年，在京郊某一条羊群刚刚走过的小路上，一个放牧人拾到了一枚铜板。他把它略微打量了一下，知道这是一枚超过流通期限的无用的铜板，就把它再一次丢到地面，只不过比拾到的位置移动了几米而已。
时间迟缓而快速地走过了一百六十年。我说“时间……走过”这两个字眼，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实是一对矛盾的东西。所有人都知道“时间”是“流动”的代名词，而科学家坚持认为时间其实是静止和凝固的。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心理时间，一个是物理时间。时间的定义竟然存在两种（甚至多种），那么时间还准确地存在着吗？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玻尔兹曼给一切形而上学起了个诨名，叫“人脑中的偏头痛”。我的另一面头已经够痛的了，再说，古往今来许多把一生时间都用在研究时间问题上的科学家，牛顿、玻尔兹曼、艾伦菲斯特……最后都以自杀而告终。我不想做一个觊觎和研究时间的什么科学家，所以我还是小心地躲开这个话题为妙。
一百六十年后，也就是1906年，6月，一个晴朗的午后，一个正在京郊锄地的农人，他手里的锄头忽然在松软的土地里发出一声细微的声响。一枚铜板滚到他脚前。他拾起来拂去上面的泥土，仔细地端详着。铜板的正面铸着隶书，是“顺治通宝”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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