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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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广大干部
和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相信毛泽东的预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ZW（〗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3页。〖ZW）〗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早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波、匈发生的事件为鉴戒，毛泽东就强调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强调：“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我们党内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看法，说：“少奇同志讲了，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族阶层的……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
这次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开门整风，是一次既严肃认真而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活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文件要求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判大会或斗争大会。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明：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初衷是正确的，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新的探索。
整风指示发布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艺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党衷心欢迎广大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整风中广大群众的确揭发出一些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衰退，争名誉、争地位、比薪水、比吃穿，还搞官僚主义，动不动就整人的问题，让群众出了气。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认为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Times New Roman》以〖JP＋1〗上。认为社会没有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的指示说明，党确实是诚心诚意希望通过整风克服党内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JP＋1〗但是，在整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攻击党的领导地位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员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明显抱有敌对情绪的猖狂进攻，党事先并没有完全预料到。
《赶考》 不懈追求——“摸石头过河”第六节 开门整风和反右斗争扩大化（2）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敌我矛盾，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党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
就是说，在共产党和共青团内部也要揭露和批判大批右派分子。
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完全结束，是在1958年夏季。
分析1957年当时的实际情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反击是正确的，否则会造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乱。邓小平后来也多次说：“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认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ZW（〗《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4页。〖ZW）〗运动的实际效果大大背离了毛泽东、党中央原来的初衷。也没有收到本来可以收到的反腐败效果。
1957年6月29日，右派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
4000人。这已经不是主要批判政治思潮，而是更多地着重于具体指名，但是人数还较有限制。仅仅过了10天，中央指示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8月要求运动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甚至中小学教职工展开，并且提出要深入“挖掘”右派。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统计，已划右派6万余人，最后运动结束时，达到55万人。对右派分子最后的定性是属于敌我矛盾，这就从数量和性质两个方面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被划右派分子的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有可能不正确或片面，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对自己的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把自己当成了党的化身。这样，就使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又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同时，也降低了党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号召力。
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是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说明党在探索中驾驭不熟悉的复杂政治局势的艰难和实现政治生活历史性转变的不易。
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党的八大一次会议曾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1957年右派分子进攻的事实，只能证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会长期存在，本来很正常，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我们党却动摇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如何执政的问题，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从1956年至1976年，在长达20年的历史长河中，都不断地出现失误，使探索的过程误入诸多歧途和遭遇诸多曲折。
《赶考》 不懈追求——“摸石头过河”“大跃进”的悲剧和彭德怀“万言书”（1）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ZW（〗《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ZW）〗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时候讲的这一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因为大家都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这种建立在“愿望和情绪”基础上的高速度，必然是“欲速则不达”的空中楼阁，使党和人民遭受多年的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
1957年9月到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除了讨论整风反右以外，还讨论了农村工作。会上有地方领导人重提建设中的多快好省时，毛泽东很兴奋。他在会上讲话首先否定了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正确方针，并批评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农业合作化之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提出“大跃进”的先声。〖ZW（〗〖JP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9—390页。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在国际共运中获得崇高的声誉。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这件事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巨大鼓舞。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辞，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大”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加上在宣传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建设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这次会议还对提出实事求是“反冒进”意见的周恩来、陈云等同志进行了批评，称那些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领导干部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各地都要“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了浮夸不实作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建议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Times New Roman》—50《Times New Roman》。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5年以至于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
随着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提出，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也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一时夸大主观作用的唯心论大肆泛滥。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成灾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的“前景”兴高采烈，用虚报产生的假象让他们深信不疑。会议竟然预计：1958年粮食产量可达 6000—7000亿斤（1957年为3700亿斤），要求1959年达到8000—10 000亿斤。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比３个月前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普遍又翻了一番，会议还作出在农村建立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会议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然而，吹起来的亮晶晶的肥皂泡总是要破灭的。
〖JP＋1〗北戴河会议后，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9000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铁矿，甚至要求老百姓把做饭的铁锅拿出来砸烂，把家具拿出来当柴烧，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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