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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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他们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苦难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总之是不同意这种安排，以杜升迁太骤之弊。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　　　　　　
　　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因；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未知其姓名，却可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　　　　　　
　　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阅历之得，经验之谈。　　　　　　
　　培育人才要用仁用礼　　　　
　　曾国藩语录：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译文：天底下没有从来没有现成的人才，也不存在生来就具有的卓越见识，这两者大概都是通过艰苦的磨炼而成的。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　　　　　　
　　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提升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伯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曹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抬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盲，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监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第51节：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6）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每个幕僚。曾国蕾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　　　　　　
　　习饷事则讲究丁渭、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则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肯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于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土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但对于幕僚亦与之相似。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　　　　　　
　　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天底下很少有现存的人才可以用，大多数人才无不是经过精心培养而成的。身为现代的领导者，培养人才也应讲究仁礼两端，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培育人才的环境，通过言传身教来提升属下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礼法，严字当头，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人才的培养。只要这样做了，任何一个单位就会出现人才济济的局面。　　　　　　
　　用人应扬长避短　　　　
　　曾国藩语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应用其长。　　　　
　　译文：尺有它所短的地方，寸也有它所长的地方，用人也应该用他的长处。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人的能力再全面，也会有其所不能，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也总会发现其特长。曾国藩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利用价值。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人力为我所用才能成功。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甚至其　　
品德也可以不考虑。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的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面的缺点就要另一方面的特长。　　　　
　　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人才的分类观察：　　　　
　　一是节清持家。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　　　　　　　　　　　　　　
第52节：第五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7）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起初众人猜忌，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其引退时，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一种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因而有时会沉没无闻而不显扬。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的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文能诗文，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五是大臣或地主官之才。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　　　　
　　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其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当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　　　　
　　谬。其弊端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文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文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土。文章之才可以著书立说，文章千古，如司马迁之著《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文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口辩之才。　　　　　　
　　十是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屑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此类。　　　　　　
　　在利用上述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所以他就上述人才分类中的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各自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节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德伯特先生举了个例子，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资金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才干呢？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止是笑话，而且是巨大的损失，甚至社会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