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4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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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所谓的现代所特有的强迫症。
第十章 改革者无声的提法：卖淫嫖娼与女性劳动市场（1）
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和北美的女权主义开展了关于娼妓问题的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应将娼妓业理解为对女性的性奴役（女性被迫做性奴隶）还是一种性劳动（妇女在有限的可能性中所选择的并为她们随时能使用的、能带来最大利润或最具有解放性的挣钱工作）。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这两种立场都没怎么得到认可。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末的中国妓女有时被说成是受害者，但总的来说，和民国时期的妓女相比，舆论认为现在的妓女是主动为妓的意味大大加强了。然而在所有的公开讨论中，不论国家、学者的意见还是大众的舆论中，几乎从不将卖淫视为工作，或认为劳务市场的状况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尽管他/她们自己提出的证据就有可能作出那种分析。举例说，在海南岛的首府海口市作为“邪恶之都”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一位香港记者说到人口大量涌入海南新经济特区已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区设立后，海口的人口已从31万激增到40万，每日有三四万人在大陆和海南岛之间穿行。其中多数是做小买卖的，一个月收入150元左右，但是做舞女的（文章强烈暗示她们也卖淫）一个月能挣到0元，那是她们在大陆工资收入的20倍。文章没有说明这0元是否包括了对客人进行性服务的收入，但显然性工作比女人能得到的任何其他工作都更能来钱，而且也比男人的许多工作挣钱更多。但是，四个月后，当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谈到同一问题时，他却将卖淫嫖娼和赌博等都说成是“丑恶的社会现象”，认为这是由于人口大量涌入、警方控管不严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侵蚀本省”所造成的。他提到失业是造成犯罪的大问题，但认为这不是诱使妇女卖淫的因素。至于卖淫对妇女来说是特别能赚钱的行当，他更是只字不提。他指出的解决办法和他对问题的界定是一致的：“打击严重的犯罪活动，坚决消灭各种丑恶现象……限制人口盲目流入，对进入本省的外来人口要严格地管起来。”学界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我们所看到的，学者的分析评论承认吸引女性从事卖淫的主要是高收入和物质利益。但是在他/她们的文章中，卖淫乃是女人为了得到物质的好处而做的事情，而不是工作，这主要是由于妇女在职业、智力和感情方面都缺乏技能，不大能适应改革时期对劳动力的要求。报告文学和通俗书刊的作者则忙于写出作为悲剧、堕落、对民族的威胁等等的妓女形象，哪里顾得上将娼妓当作一种工作类别加以分析。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部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基本上都不认可劳动市场的分析框架？20世纪90年代，在飞速变化的改革经济中，管理层面的讨论仍集中于规划新的、“现代”的却仍然是稳定的工作和家庭环境。政府认为，这样做中国既能实现现代化、又能抵制由“资产阶级自由化”所造成的混乱。无论现代化还是自由化，现代性都是这样一种力量，它既使妇女失去了原来的位置（她们受到损害，但却也挣脱了束缚），同时又要求必须在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重新安置妇女（使妇女得到保护，使她们受到控制）。这里，问题的所在不仅是“女人”是什么样的和应是什么样的，而且还在于如何把握现代性的面貌和意义。按这种阐述，正如在民国阶段一样，卖淫看来是扰乱了稳定的工作和家庭，而不是一种工作形式，但事实上这种工作可能正帮助养活了许多中国的家庭。我们已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坚决地认定卖淫嫖娼是罪恶和犯法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这种罪恶是随着外国影响的渗透而猖獗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时，他们的前辈已经定下了对付卖淫嫖娼的路线，那就是先指认它为外国的罪恶加上国内政府的软弱无能造成的现象，接着赶走了外国人，强化了政权，消灭了卖淫嫖娼。到了80、90年代，党和政府的政策又欢迎外国人来华，并宣传说政府要放宽对中国很多领域的控制。原先的路线中只剩下了一条，那就是卖淫嫖娼仍是罪恶；如是，信奉这条路线的领导们就一遍又一遍、没完没了地搞清扫打击运动，接着一段时间充耳不闻，卖淫嫖娼又局部反弹。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妓女被看成是受骗的、堕落的或是贪婪的人，也就是说，她们不是受害者就是为恶者。但是，只要早先关于卖淫是“罪恶”的认识还有一丝影响，那么国家就不可能将做妓女看作为一种工作，或者制定适当的政策，使得其他类型的工作与性工作相比更具有竞争力。中国新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做了许多工作，大大活跃了改革时期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调查研究。对他/她们而言，问题显得更复杂些。和国家政府部门不同的是，这些研究者并不死抱着一个已在瓦解的分析体系不放（虽说他/她们也不见得多么属意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后者对他/她们的意图或许仍有用，或许没用）。“罪行”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调查题目，这不仅因为条件变了，出现了新的更高明的犯罪活动，使犯罪成为不断扩大的领域，而且因为长期以来一直禁止公开讨论社会问题，所以现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的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可劳工问题就不同了，那是个老掉牙的题目，在改革之前就搞得底朝天了（搞得都麻木了）。
第十章 改革者无声的提法：卖淫嫖娼与女性劳动市场（3）
那些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性别问题的、尤其是随时准备同正越来越厉害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作斗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研究妇女劳工问题也同样持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女性在报酬和地位较高的工作领域越来越受到排斥，这使他/她们感到极端不安；有些妇女决定回到家庭，不再就业和靠工资生活，更是令他/她们沮丧。（当时在天津地区新富裕起来的大邱庄，围绕庄里的妇女大批退出劳动大军的争论，成了妇女回家的倾向所引发的一起最激烈的论辩。）这种忧思产生了相当多的谈论妇女就业问题的著述。但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大多已不再囿于毛泽东所定的框框，不会以就业作为妇女解放的惟一标准。正如社会学学者陈一筠在1989年的妇女理论讨论会上所说：
解放初期，由于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当时的重点放在妇女就业上。这样做不仅超出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超出了妇女本人的认识和能力。
人民大学的李蔷（音）对一味强调妇女就业的缺陷作了最激烈的批评，并最终提倡大邱庄的做法：
在中国，当文明达到一定的水准之前，人们往往以为大批妇女就业并发挥着男人的作用就是妇女解放了。其实这是摧残妇女的另一种形式。从事高知识水平工作的妇女人数很少，多数妇女都在干艰苦的体力劳动。这正是中国妇女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妇女看上去老得多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妇女在家庭需要她们回去养育孩子的时候，有权回家照顾孩子。
参加研讨会的许多理论工作者提出，妇女解放的关键是教育，而不是就业。民政部的李明（音）表达得最为简练：“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解放了‘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主要解放了‘手’，那么今天的妇女解放目标应是解放‘头脑’。”因不满于只从妇女就业状况分析妇女地位的方法，所以也出现了好几种新的看待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的方法，这些新的认识不只关注女性教育问题，也探讨女性心理、婚姻、性爱和犯罪问题。然而，新的学术观点在“妇女问题”上的立场也使得卖淫不可能被纳入劳动范畴加以探讨。熟悉西方争论的妇女学研究人员还有另一个不接受“性工作”说法的理由：按她/他们（并非总是确切）的理解，西方的“性工作者”是合法的、有执照的提供性服务的人员，她/他们还（准确地）指出，中国的情况不同。学者虽然没有将卖淫本身看作是在劳动，而且很可能认为卖淫正是妇女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中国缺乏现代性的表现，但不管怎么说，有些学者相信只有新的劳动技能培训政策才能有助于制约卖淫活动的蔓延。（培训计划当然是很昂贵的，地方政府也不大会心甘情愿做任何增加管教所支出的事情。）至于新出现的社会工作人员则还要假以时日才可能认识到，卖淫活动即使不是一种工作，至少也是带来收益的活动，而且比从业者能得到的其他选择看上去更有吸引力。我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分析家认为不适宜的说法，并不是想论证做娼妓“确实”是一种劳动，而中国的评论者还都笼罩在虚幻的意识中。我的意图其实是看看人们选择了哪些说法，又排斥了哪些说法，并要问为什么人们会作出如此选择？当代西方有关娼妓问题的论争同样是由诸如此类的选择所产生的，对它们同样值得作历史的分析。西方的争论并非判断中国的争论的标准。正如中国的评论者清楚表明的，他/她们对卖淫嫖娼问题的表述涵盖了许多问题，不仅有劳工问题，也有性（男性和女性）、疾病、婚姻市场、拐卖人口和本地的“现代性”建设等等。但无论如何，假如我们在收容教养所以外的地方能够更清晰地听到中国妓女这个下属群体的声音的话，那么她们有可能比管教她们和研究她们的人更会使劳动的说法凸现出来。上海虹桥饭店30层楼迪厅中的女人，当她们冷静地同顾客接洽并交涉价钱的时候，是那么专心致志，那么严肃，人们完全可以将她们的表现和工作联系起来。再者，如果性学专家潘绥铭是对的话，那么娼妓们自诉她们的职业挺没意思，甚至心离得很远，这也是人们在工作中常有的心态。潘绥铭评论说：
同卖淫妇女的谈话中……发现大多数人形容自己的经历时说“厌烦”、“无所谓”、“没别的办法”、“只好忍着”……现在有个笑话，说有个妓女叫她的客人“头别过去点，我在看电视呢”。
潘绥铭比任何其他中国学者都更接近于对卖淫作出劳动市场的分析，而这仍是通过一则笑话传达的：
一家三口正在谈论卖淫嫖娼问题。丈夫说，“某某市的一个妓女做一次就拿到我三年的工资！”妻子立即说，“那就绝对不找妓女。”没想到女儿说：“我去干这事吧。”
第十一章 管理者可用的过去（1）
在卖淫嫖娼的问题上，20世纪末所创构出来的“可用的过去”有几个层面。最合乎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出版回忆录和讲述历史的文字，谈从前娼妓业造成的破坏和20世纪50年代取缔娼妓业的成就。①这些主要是歌颂政府成绩的著述重点写出改造的过程，即使谈到1949年前的娼妓业，也只是为了谴责其压迫和可耻的性质。但过了不久，官方的另一项出版计划既充实了也部分地损害了这些对往事的叙述。许多地方组织同时承担了这个新的项目，全面写出本地城市在民国时期的旧习和罪恶，成果一律加上类别标题《旧［地名］的烟赌娼》。②虽说编书者毫不动摇地反对这些罪恶的习气，但书中却用很大的篇幅描写这些习俗本身，而不是详述取缔和改造的过程，反倒使现在的人更容易想像从前的情景了。③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在中国有漫长历史的娼妓业，重点放在更为久远的过去。1988年，孙国群发表了《旧上海娼妓秘史》，重点描述1919年以前的娼妓业，书中大量引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赞赏高等妓女的文学作品和其他资料。她本人写的序言也表现出对论题的矛盾态度：她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揭露这一罪恶制度”，并引用了恩格斯论娼妓与私有制关系的话，但是她以从前福州路上淫业的一景开头，这景象色彩鲜艳、生动活泼，写得引人入胜，甚具诱惑力。④1990年武舟的《中国妓女生活史》涵盖面更广，从古代开始一直写到毛泽东之后改革的头十年。武舟的兴趣在于“传统女性文化”史中的娼妓话题，这个观念的形成反映了改革时期妇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表明已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学研究者认为，历史和现时一样，是具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历史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有重大影响，武舟以高昂的激情，强调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她论述说，现在在中国出现的卖淫嫖娼现象不应视为“洋货”或改革后的“新产品”，而应看作是过去时代“娼妓文化残余”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再兴盛。⑤当代的对话历史、回忆与怀旧这种说法乍一看很陈腐，好像在重复共产党一再所说的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封建残余”，而到了20世纪末，这一陈述本身似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