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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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娜硕急桓嬷侨缛ス湟凹嗽海堑谋亲泳突崂玫簦肷矶蓟岣谩Ｐ矶嘀改鲜椴皇墙腥嗣峭耆蝗メ蚣耍墙潭琳呷绾稳シ⑾趾捅苊馕Ｏ铡Ｈ缍琳咧匆庖ス涞偷纫ぷ樱敲粗改鲜榛岣嫠咚幌盗械脑し来胧骸±绲敲耪夷掣黾伺保笠荒笏氖郑⌒牡丶觳橐幌拢此欠窈熘追⒀祝簧洗埠螅纫觳樗闹夤亟冢从忻挥形⒑耍绻校蔷鸵靶吕章怼薄�1932年出的一部指南书中有这样一段极其露骨的描述：“在两军接触前线紧张的时候，可试按对手方的肚间和下部。倘在下手时彼呼痛，定必有毒。也应立刻倒戈，勿顾惜军饷尚向前进攻。”这本书还说，选择妓女时，不要选“身倭颈短”的，因为这种现象表明她是“早堕风尘，以致发育未全，久经战阵，难免蕴毒”。作者称，“身体修长而苗条的最为相宜。”选好身段苗条的妓女后，嫖客应去摸她的手心热不热，看她的眼睛红不红，口嗅臭不臭，腋下是否有小核。该段文字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露骨笔调说，“再察……（原文省略）有否红肿。若战区糜烂，便须停止进攻。”除这些详尽的检查要领外，读者还被告知什么样的医生是江湖郎中，不能去找。指南书建议，要在下雨天去找那些街头妓，因为她生意清淡；并应“在战后饮多量的白开水”。书中还特别提醒读者要小心那些正在服药的妓女，她们把病传染给客人，而自己却治好了。对“花烟间”（鸦片妓馆）妓女的描写中有关于性病的最绘声绘色的描写。这种地方买性便宜，因而染病就难以避免。据一份措辞比较温和的警告说，“大概费洋七角就可巴黎至伦敦，实行水上交通，不过碰着暗礁立即要开天窗 ［指杨梅疮生到了脸上］，终身受其损害了。”在这里“中状元”不是指高级妓女“及第”上了花榜，而是指长上了杨梅疮。染病妓女的痛苦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十日后，下身开始溃烂。再过数日，皮肉剥落。这时，她才被允许休息，但她愈加痛苦……她得用浓盐水去洗她的溃烂处。在她还没有痊愈时，她就又被逼着去接客了。于是，她又将皮开肉绽，然后她再休息。如此反复七八次，直至无肉可烂为止。她一天被迫接客十至百次之多。然后她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了。
嫖客当然也不能逃脱相同的命运；读者们被告知，街上那些“瞎眼缺鼻折足烂腿的乞丐，都是从前花烟间里的床上客”，他们是在那里染上花柳病的。有关外国妓女及那些为外国人服务的妓女的警告，其语言多有按国力排列的味道。欧洲和美国女人一般被划为比较卫生的一类，相对来说染病的较少；但白俄是个例外，她们在上海的地位要低得多，被说成“臃肿如蠢猪，骚臭不堪响迩，消毒的设备也不若西洋妓的考究”。相比之下，日本日益增长的国力既为人羡，又遭人恨，据说在上海就有不染病的日本妓女。而且有一本指南书上说，在日本妓院中，嫖客必须先洗浴，并接受妓女的检查，以确保无病。如果通不过这一粗略的检查，即使付再多的钱，妓女也拒绝为他们服务。这种妓女与狎客之间关系的颠倒，反映了日中两国之间关系的颠倒，这一颠倒令许多知识分子深感痛心。至于广州“咸水妹”，亨德森和其他人都认为她们是对白人的一种威胁。中文中的警告主要集中在她们的性病都来自外国人这一点上。因为她们每天要同好多外国人上床，中国人如果找上她们，“染起外国杨梅疮来，那也不是玩的”。指南书上说，正是因为这些妓女接外国人，所以对她们实行了详细的检查。但有病者吊销执照的手续“并不普遍”，因而意欲光顾妓院的中国客人都被告知在同妓女行事之前应看一眼她的体检证明。某些外国人（水手）被认定是传染源，而另一些人（政府当局）则因保护其公民而受到赞扬。这后一特点导致了某些指南书的作者也要求中国当局采取措施保护国民，对中国人光顾的妓女实行体检。其言下之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妓女应该是干净的，她的人民应该是健康的。那些附带从事卖淫活动的行当在上海的娱乐界一露头，也立刻被这些指南书列入了受到谴责的危险名单。一位指南书的作者写道，“性行业”的方方面面，包括妓女、按摩女、色情表演、黄色画片，以及向导女等，都虎视眈眈地盯上了生机勃勃或意志薄弱的年轻人。你一旦落入他们的魔爪，你的整个道德就会分崩离析。幸运的话也会染上梅毒，乃至成为残废，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那些）被她们迷上的，要么整个地中毒，要么变成瘸子，然后死掉。
第九章 性病指南书及性病对于个人的威胁（2）
而另一本指南书则调皮地补充说，客人上按摩房，肌肉的酸痛是解了，但不当心却染上了一身“风流病”。指南书通常都把这些病说成是由于个人性格弱点而造成的不幸。如果一个男人能远离妓女，或只结交高等妓女而不发生性的关系，那么他的健康就能毫发无损。倘若他不能约束自己，那就会被疾病感染腐蚀。在这里，妓女是一个渠道，但她们传染疾病是通过个人道德防卫体系上的缺陷，而不是民族的弱点或公共卫生政策弱点这样一些口子。许多指南书都含蓄地指出，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有这样的缺陷，而是在狎妓过程中逐步滋长的。妓女不仅仅是道德颓败的场所，而且是其根源，性病是其不可避免的外在的标识。改革家及性病对民族的威胁到了20世纪20年代，性病问题成为中国关于娼妓业文字的最主要话题。正如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所要指出的，20世纪的多次管制和改造娼妓业的运动都直接与对性病的恐惧有关。弗兰克·狄科特在讨论民国时期关于性病的文字时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及性病时，都是用讨论军事冲突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一种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双重关怀。他写道，“在讨论疾病的医学文字中，充满了诸如‘进攻’、‘对有机体的入侵’，以及‘身体抵抗力’这样的军事术语。”
……通俗作家们详细地描画了性病对于个人、家庭以及“民族”造成的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关于社会腐败堕落的文字再现，与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里正在崛起的所谓“民族”的思想同步增长。……关于梅毒的文化表述，表达了中国受到了外来资本主义和致命病毒这双重势力的入侵。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病菌“侵犯”了它的尿道。
性病与中国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采用的又是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在这里，妓女虽然是受害者，但她成了中国国防的缺口。通过与妓女的接触，男人们把性病带回家，传染给他们的妻子、孩子，使“国家健康受损，进而危及民族”。到20世纪30年代，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劝其读者在结婚前不要忘了向配偶索要无感染的体检证明，以保证日后孩子的健康。1936年，林崇武这样写道：
且娼妓之害，匪特为播病之场，其于民族之强弱，关系尤重。盖民族之强，赖乎优秀份子之多。据遗传定义，莠不能为苗。
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卖淫和性病抵消了成功机会，它们成了中国在更强大、更健康的国家面前沦为被奴役的地位的标志。改革者们相信性病是对中华民族的威胁，妓女是这一外国威胁的温床和传染源，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提出了禁娼的要求。他们经常提倡教育和治疗，视其为重要的健康措施，而对用发放执照和推行体检的办法来控制性病则表示深深的怀疑。对妓女实行体检被说成是保护公众健康、免受得病妓女传染的一项措施，但这么做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而改革者们更为实用的一个论点就是断然否定医检的作用。1933年，一妇女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把医检说成是保护上等人的措施。该文作者说，梅毒是由妓女和嫖客两方面传染的，而体检只查妓女。一名持照妓女如染病则被禁止从业，但她还要吃饭，还要生活，她会跑到一个不要执照的地区，在那里，她会把她的病传染给黄包车夫、当兵的、工人及其他付不起进有照妓院的下层阶级的人。1941年，一篇关于娼妓业的报道也抨击这种体检所造成的虚假安全感。作者说，法租界当局给患病妓女打上几针，而这根本不足以治好她们。若想痊愈就必须歇业数周或数月，而这是老鸨们不允许的。该作者补充说，即便法租界当局愿意或能够承担起这一笔治疗开支，性病仍然会通过公共租界无照的、非法的妓女继续传入。最后，公共卫生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个表现，即越来越多持有执照、被认定为“干净的”妓女，对吗啡一类的毒品日益上瘾。当毒瘾使她们无法再为老鸨们赚钱时，老鸨就把她们一脚踢开，或把她们卖到下等妓院，而到了那里就根本没有执照或体检一说了。该作者还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老鸨把她们送回乡下，她们在那里结婚，于是把疾病传染给她们的孩子。1936年的一篇抨击持照卖淫的文章说： 这“正适合圣经上所说‘你的罪恶将要传到你三代四代的子孙’的意义”。该作者最后说道，关于性病的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将增加性的买卖，并会“增加男子的性的浮薄”，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习惯。
在民国时期，妓女是有关性病的讨论中一个反复涉及的话题。对于殖民医政当局来说，她们是愚昧无知又充满危险的感染渠道，威胁到白人的健康。对于外国医生和受过外国训练的医生来说，她们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卫生难题，尽管难医治，但是，训练有素的医生采用科学的办法或许就能将它制服。对于指南书和小报的作者来说，妓女是带来形形色色危险和愉悦之场所，既要小心应付，又可适当享受，只要有节制、有知识、明智地行动即可。而对于改革者，她们也是一条通道，但这一次，是从侵略性的外部世界直接通向中国这个集合体的体内，甚至通向中国政体里的一条通道。对于所有这些参与言说者来说，妓女的性活动之所以重要，乃因为它是一种传递媒介。但妓女是女人这个事实却没有引发妇女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这样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妓女就是妓女；她们传染疾病。妻子就是妻子，她们因为狎游妓院的丈夫而容易受到感染。这两类女人感染同一种疾病，所受的痛苦也相似，人们或许因此会猜测两者在社会或情感方面有什么共性，然而所有这些，却都淹没在“危险的女人与良家受害者”这样一种对立的两分法之中。可是在关于改革的其他谈话中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在其他场合下罗列妇女所受的压迫时，卖淫问题会被提出来讨论。在有关卖淫和性病的每一种对话中，都会出现一个受害者的音符，但它是个哑音。妓女或许是一个不自愿的、被强迫的危险源，但她们怎么说也是危险的。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究竟通过对娼妓业加强管制检验，还是完全将它取缔，才能最理想地控制这种危险，这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民国当局最终也无法完成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这是一系列令人失望之举中的一项，它导致许多中国的改革家不再支持那个政权，而支持了另一个担保说更能成功地保障民族和国家健康的政权。
第十章 改革者新中国成立以后（1）
本章将重点谈“提法”问题，先审视政府管理制度，接着讨论非官方领域中发出的、越来越具有权威性的各种声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是惟一有权命名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声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官方对卖淫嫖娼问题的声明和意见仍然很有分量，而且也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到了改革时期，国家的声音已不像从前听上去那么统一了。官方在卖淫嫖娼问题上的发言暴露出许多矛盾之处。应该沿用50年代的提法，将娼妓视为受害者呢，还是应将她们视作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卖淫嫖娼的问题应该通过加强司法制度（这是20世纪末的一项现代化工程）来解决呢，还是用熟悉的、但已越来越不起作用的搞政治运动的老办法？当政府部门决定收容妓女和部分嫖客并送她/他们去劳动教养的时候，这种国家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记忆中过去取缔娼妓业的成功经验的影响和限制？改革时期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现在非官方的声音也很响，很不一致。非官方评论者的出现和改革时期卖淫嫖娼重新露头，这两者背后的社会条件是相同的：国家控制有所放松，各方关系由市场调节，人们追求能想像到的享受。国家对学术界的干预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