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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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中国。高等妓院宣布停业一天，抗议“国耻”，散发传单支持全市罢工罢市，设立茶点站慰问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并加入了抵制日货的行动。简而言之，妓女没有被写成牺牲品，而是以正当演员的身份加入了上海和全国的这台大戏中。阅读指南书和小报时，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毋庸置疑的图画，那是个女人的世界，女人在其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伴侣，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环境，当然她们也明显地受到种种约束，偶尔也不免手头拮据，不过并无真正的冻馁之虞。这样的女人或许会让上海大亨的公子少爷伤心，然而却不会真正给他造成道德的、政治的或是法律上的麻烦。高等妓女很少成为怜悯的对象。然而，上海最早的也是最受尊重的一家中文报纸《申报》却刊登了一份调查报告，唤起了全然不同的画面。不错，《申报》的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有修养的、自主的、在上层活动、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妓有过一些报道，也刊印过一些写妓女的应景诗。但是其大量的篇幅却用于报道穷苦的、受压迫剥削、还时常挨打骂受虐待的妓女。这些不是高等妓女，她们通常是“雉妓”，即在街头拉客的妓女。“雉妓”或“野鸡”的说法在上海很普通，用以指任何出行无常的人或物，如黄包车和无固定航程的轮船等。“雉妓”的名称不仅描绘出街头拉客女的俗艳打扮，也道出了她们“如野鸟般飞来飞去”的习性。她们往往还是孩子，虽说间或也有已婚妇女。报上写到野鸡，总是强调她们的乡下出身，以及她们被诱拐后卖入娼门或被贫苦无奈的父母典押给妓院的事实。她们身上毫无文雅可言。无论是被贩卖还是典押，报道总是强调本人不愿意当妓女，在标准化的问答中，受欺压的调子一唱再唱，读者心目中关于她们被迫当妓女的看法更得到了强化。她们往往出现在下面两种场景中：　从凶恶的老鸨那里逃出来，被市政当局送往救援组织；或是在街上拼命拉客时被警察抓住，罚款5至10元，放出来，多半还是接着干那营生。对野鸡的报道不会像写名妓那样，情意绵绵，精雕细刻。典型的报道全文读下来不过如此：“常州雉妓戴阿缓，在南京路，被老闸捕房318号华捕带入捕房。存洋五元保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类型的史料——指南书、蚊虫报和纪实的报纸等——继续报道娼妓业的情况，但报道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声音越来越响，有的声音则听不到了。虽然名妓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直到40年代，她仍出现在忆旧文字和分类编目中，但已不再是色情业的象征了。代替名妓的是携带病毒、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妨害治安、备受迫害的“雉妓”。五四运动期间及以后，人们日益关注性病及其对“中华民族”健康的影响，有关娼妓问题的讨论也随之成为医疗卫生方面的讨论，娼妓业的延续越来越被形容为公共卫生的问题。除了以医学眼光看待娼妓业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法律话语，它不认为娼妓业非法，但是对之实施管理和限制，以保护“良家妇女”。从法律上讲，良家妇女指的是其家人并没有打算卖她、而本人在没有合法契约的情况下进了妓院的妇女。报上经常报道这样的案例，女人本人、其娘家或夫家的人出庭声明，她是违背意愿被卖了做妓女的。女人只有拿得出被迫卖淫的证据，才有希望得到法律的帮助而脱离妓院系统。无论什么等级的妓女都可以起诉，要求解除非法的契约或改变身份；事实上妓女也是这么做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无论高等还是低等的娼妓业界都成了官司不断的地方，娼妓业已不再是获得愉悦或挥霍金钱的地方，而成了争议合约义务以及合法管理的问题。这一类报道除了表明在娼妓问题上已开始出现司法话语外，也将娼妓（无论是高等妓女还是野鸡）为一方、鸨母或人贩子为另一方的关系表述为矛盾、冲突关系，妓女几乎总是被刻画为这些关系中的受害人。从更大的范围说来，史料记载中的妓女越来越受到各种势力的压迫，其中有老鸨、出尔反尔的嫖客、背信弃义的相好、劳务市场、重男轻女的社会，有时还有国家。还有一类主题也日益显著。改革者和政府部门都在说有必要将性行业整个地、不分等级地管起来。民国时期的妓女问题引起了国家的强烈关注，这是因为妓女危及公众健康和社会秩序，但无疑也是因为妓女的人数越来越多，她们创造税收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可观。这个时期，国家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好管事、爱扮演监护人的角色。“国家”——这里指上海的几重市政府——开始对娼妓业实行管理，向业主定期收税，或者试图取缔娼妓业。早在1920年，公共租界政府迫于外国传教团体要求取缔“淫乱买卖”的压力，先是给所有的妓院发营业执照，然后逐步收回执照。这场由洋人搞起来的运动，就像对立面所预言的那样，其结果是无照经营者激增。此后经常有禁娼运动，同样不成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的共产党政府发动广泛的运动，才取缔了娼妓业。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卖淫活动卷土重来，再次引发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动用以及怎样运用国家权力，来架构和调节性活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蚊虫报和指南书主要描写处于娼妓业等级上层的妇女，《申报》和其他报纸则主要报道处于等级制底层的妇女。两类娼妓都出售性服务，但其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街头拉客女不像高等妓女，她们在恶劣肮脏的环境中工作，受到胁迫，干活拿钱，在工作中既妨害了社会秩序（这是警察管的范畴），也危及大众的身体健康（关于性病传播的报告就透露了这样的担忧）。如果我们只从字面意思看这些大相径庭的陈述，一定会质疑作为单一范畴的“妓女”是否真的具有它实际上不应有的同一性。我们会想，是否不应再用“娼妓业”来表示一个清一色的行业，而应改用像“高等妓女”和“野鸡”这样的分类范畴。但是我最终认为应放弃调和的努力，转而关注不和谐与嘈杂之音。娼妓业是个极其灵活的能指，可以指称许多不同的对话场合中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国人。这种种不同所产生的不和谐合唱，提出了“娼妓业”在那个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也提出了嫖客和更广大的城市人口究竟关心什么、忧虑什么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个观念，即以为我们能从历史中撷取惟一的、整套的描述或说明娼妓问题的“事实”。有关上海娼妓业的话语在不断变化更新，这当然反映出上海娼妓行业结构方面的变化。随着乡村衰败的加剧，上海的商业和工业一前一后地发展起来，促使乡下的妇女和姑娘或自愿或被迫来到上海谋生。这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导致下层娼妓业的膨胀，改变了性服务行业的结构，乃至引起改革者的恐慌。他们现在认识到娼妓对社会秩序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对社会的、人身的健康有相当大的危害。然而，娼妓业之表征中的变化并不只是简单明了地反映了色情行业中的社会变化。考虑到以下种种情况——城市上层人士在自我认识、自我界定方面的变化，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及革命运动的壮大，改革派发动的对妇女地位乃至娼妓地位的论辩，不仅是中国的激进政治中、而且还有西方传教团的资料中所使用的语言和范畴的效应等等——如考虑到这些情况，那么我们还必须注视那观看者看问题的眼光。有关娼妓问题的讨论还应同关于婚姻问题的论争对照起来看，两者是平行的，有时也相互交叉。例如，起初人们心目中的名妓不只是性伴侣，而更是社交陪伴，于是，提供包办婚姻中所没有的各类伴侣关系和选择，也就成了名妓生涯的写照。但是，五四运动引发了社会生活的激荡，有识之士开始谈论新的婚姻观；他们尽管不见得身体力行，却主张婚姻应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同道同伴关系。如果婚姻是志同道合的，如果人们将志同道合视为婚姻的理想，那么名妓原先的作用——作为有修养、有技艺的女性，替男人解除包办婚姻的郁闷无趣，或为男性提供娱乐——就不再重要。如此，留给娼妓的便只有性了。与此同时，娼妓业也被重新定义为剥削性质的交易，其主要的关系方已不再是妓女与嫖客，而是妓女与老鸨，这种关系还具有压迫的性质。鉴于上述各种关联，我们应将娼妓业看作是集中了一系列话题的行业，讨论的焦点是何为现代的、因而也是可取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关系。


第一章　导言：认识与记忆记忆

从事“了解”有关娼妓业“知识”的许多作者，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自觉回忆的产物，这好像在证明历史学者设定界限的做法徒劳无益。如前所述，大部分指南书都属于忆旧文字。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指南书都说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世纪之交为娼妓业的黄金时代。一些主要的指南书作者公开在序言题词中说，在改革运动提出废娼之际，他们在为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作最后的、可靠的历史记录。好几位作家甚至自比著名的汉朝史家班固和司马迁。与汉朝及后来的史家相仿，许多作者几乎逐字（不加引注地）照搬先前指南书中的材料。指南书作者的序言不乏时代的忧思。1907年时詹垲忧心忡忡地写道：“内地民穷财匮……而沪上青楼之盛，乃倍乎从前。贵游豪客之征逐于烟花场中者……一岁所糜金钱难以数计也。”他谴责富有的国人无心肝、无爱国心，接着声明自己有心“乃就见闻所及，萃为兹编，不徒以海上群芳足供采录，亦以见中国外强中干之势”。15年后，清帝国消亡，各式白话运动兴起，无论从政治的还是文学的眼光看去，都是世道大变，但汪了翁依然表示了上述情怀。他在冗长的《上海六十年花界史》（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自序中哀叹道，如今有学识的学子不认真钻研学问，偏去读些通俗的刊物白白浪费时间。他接着说道，尽管如此，他认为将自己几十年间搜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一部名妓的史书，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他以为，与其直接着手禁绝淫业，不如好好调查娼妓业变成了什么样。为此目的，他先确定哪些名妓故事合乎事实真相，严格地拣选材料，以使这部书具有定版史籍的准确性。指南书的作者虽然也谈论国力和真实性等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但他们和中国的经典史家一样，总的说来都唱今不如昔的调子。史家通常会悲叹现在的统治者大不如先王贤明，指南书的作者也同样为高等妓女酬宾技艺的衰退而唏嘘，认为她们已失去了从前的那等风雅和文采。张春帆于1919年在报上连载回忆世纪之交名妓的文章，文中用警示的口吻说，最近妓女的美色和技艺大有被淫乱所代替的倾向，但淫乱的表象背后却掩藏着悲苦的生涯。这类忆旧和哀叹娼妓业败落的文字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正在经历迅速的、令人不安的变化。自约瑟夫·利文森起，许多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对中国上层人士来说，19世纪西方入侵以来，“何谓中国的中国特性”已成为十分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宏扬中华文化习俗成了对这问题的部分回应（此时中华文化习俗已被视为特殊的习俗，而不再具有普适性），所要宏扬的内容就包括翔实地阐述高等妓女精致高雅的社会交往习俗（所谓“西方有娼妓，我们则有名妓”）。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此后数年是这类忆旧文学的高峰期。那个时候，不只是上层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就连上层阶级的成分也在变。忆旧文字中不大提到西方，但作者们嘴上不说，当他们讲述失去的世界时，心目中却仍是以西方为尺度的。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搜集整理了1949年前娼妓业的故事，这里涉及记忆行为的另一类问题。中国的主导性史学（其实是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惟一的史学方法）以阐述和大力捍卫下属群体的利益为首要任务。“下属群体”（subaltern）是从南亚历史学者拉纳吉·古哈的著作中借用的一个术语。古哈说这个词的内涵有“等级低下”者的意思，并界定说，这样的人“无论从阶级、种姓、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社群中，在历史仍由上层的正史主宰的情况下，从事下属群体研究的历史学者自觉地努力将卑贱者群体写进历史，让“人民”回到历史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