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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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示轻蔑的意思。报纸倒是指出了她的一个弱点，但并不是责备这个漂亮女人到处抛头露面，同男人发生婚外关系，而是说她“总喜欢一身珠光宝气，为得到首饰什么都肯干”。报上两次评论说这恐怕是“她死的直接原因”，但却没有趁机斥责好装饰的习惯或敲打妓女。整个报道读来好像是在讲一个上海社会知名的美貌职业女性求饶不得、遭到了骇人听闻的杀害。相比之下，给阎瑞生的画像是“好玩弄女性，品行不端”。他在消遣娱乐方面的趣味已预示了他的不稳重和危险：“据说他常常去看电影，顶喜欢那种耸人听闻的剧情。”整个庭审过程中，小报提到莲英家里的困难也表示了同情。据说莲英在一只箱子里放了370元现金，但丧事花了1100元，她母亲只好当了莲英剩下的首饰银器，替她还了债，买了口棺材。此外，《晶报》说她母亲还付了一个私家侦探1000元，让他去抓阎瑞生（这一说法同有关逮捕阎的其他报道相悖），还需要更多的钱去告这个侦探。莲英的老客人帮她母亲雇了个律师来打官司，此人大概因常代表妓女出庭的缘故，得了“护花律师”的别号。但这场官司却未见任何报道。10年后，《晶报》办了个专栏，缅怀故去的莲英。报道说莲英的家人将棺材放在公所，每年付寄存费，过了多年未给她落葬。莲英的女儿好冠由莲英的父母和兄弟抚养，这时已11岁了，正在学唱戏。莲英九周年忌日时，她母亲发了个讣告，请了和尚，在莲英落葬时为她念经。费用是莲英过去的两个老客人付的，应她母亲的要求，每人给了她300元。在这次的报道中，莲英的家人和从前庭审描写中的一样，显得稳重、有爱心、有决心讨回公道、有能力也愿意照料莲英的遗骸，并且中规中矩地抚养她的遗孤。莲英死后，这一题材进入了通俗传奇领域，广泛地为京戏、沪剧、话剧、说唱、电影、商业广告等所采用，她的事情在街头巷尾传了二十多年。陈定山说，有一出根据莲英的事编写的戏里，为逼真模仿妓院荟萃的四马路（现福州路）夜景，演员居然将真的汽车开上舞台。另一个场景中，演员在台上吃起西瓜来，这件道具在严冬季节价格十分昂贵。还有一出戏里有莲英被害后托梦给妹妹一场，饰妹妹一角的女演员“时方红极共舞台”，戏中名曲“你把那，冤枉事，对我来讲”灌了唱片后，“北里歌场无不摹仿”，演艺与人生关系何其紧密。一个扮阎瑞生的演员演得逼真动情，据说“台下观众，有识阎瑞生者皆为泣下”。有的上海人相信阎实际未被处决，说是他的朋友朱少爷给他买了个替死鬼。陈定山评述说，国家大局动荡不安，上海人却陷在莲英的事情里头拔不出来，意思是说莲英的案子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大家不去考虑更为严肃的问题了。他还称莲英和阎瑞生为“黄色新闻之鼻祖”，说他们开创了一种风气，使殉情谋杀之类的新闻成为大众贪婪猎取的对象，并被敷衍成台上的戏。他以有点尖酸刻薄的口气评说道，所有扮演莲英的女伶“扮相之美，皆胜莲英本人十倍”，还说莲英居然“藉死以留名，亦云幸矣”。陈定山写莲英一案始末，已事隔四十多年。他为此类故事的演绎过程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使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故事如何积聚起越来越丰富的层次和细节，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法证实的。例如，陈定山写道，阎瑞生一开始想抢的不是莲英而是小林黛玉。小林黛玉甜言蜜语地从客人那里骗来的钻石首饰让阎瑞生垂涎三尺，而钻石是那个客人从自家兄弟开的珠宝行中顺手牵羊“借”来的，物主是他兄弟的主顾。小林黛玉拒绝了阎的邀请，不同他出去兜风，“时王莲英适出夜堂差回……珠翠满头，亦复耀眼”，阎当场决定转对莲英下手。按陈定山的版本，阎瑞生并没有想杀害莲英，但他的同谋一定要杀她。据说犯案后，阎对妻子下跪，大哭着坦白了杀人的事。莲英的厄运就这样被表述为一连串倒霉事故所酿成的结果。高等妓女为人倾慕也好，受人责难也好，作为人们构建生死冒险经历的假想对象也好，总之，她们的故事是上海大都市生活的一道主菜。通过各类报刊和文学样式广为传播的娼妓故事使这些女人成了公众人物，有关高等妓女的消息可以用以交易，对人和事的描述可以任意添油加醋。故事的流传过程本身也在塑造着都市社会，这个社会的基础是一套共享的知识，那是娼妓故事所共有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妓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流社会。上层的客人花钱狎妓，为得到妓女的垂青相争角力，他们还为妓女立传。林黛玉、李苹香和王莲英这样的女子由此而成为更广大的都市读者群的偶像，人们从她们的生平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懂得了什么是得体的女性行为，了解到都市中潜伏的危险。但是，如果现代读者想找到下属群体的声音的话，那么大量查阅妓女生平详述是很靠不住的策略。高等妓女的故事中关于能动性、狡猾、渴望、才能、欺诈、暴力、忠诚、尽孝等等的事例应有尽有，简直可以说是个意外发现的宝库，其主题之丰富多样足以同时满足各种人之所需，研究女权主义的、研究儒学的、爱看热闹戏的，都可从中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作为单个的故事看，它们很容易让人着迷。但是作为一种故事类别来看，它们都那么老一套，看了上文便知下文，这又使人清醒。坏女人总是孤独地死去，好女人总是嫁到了好人家，而在都市的警世通言中，死女人成了有关暴力和贪婪的转喻。这样来读妓女的故事，除了类别本身所含有的训诲之外，几乎看不出什么别的名堂。细节的堆砌使每个故事看上去都很独特，但是细节再多，却仍未提供任何线索，让我们认识到妓女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我们能找到关于某些名妓的最大量“事实”，但恰恰是这些名妓完完全全地消失在自己的故事的深处，真是一种讽刺。
第六章 职业生涯社会认可的仪式：花榜评选
冶游者和读者还通过另一种方式创造并认可了他们所共处的社会，那就是选拔最成功的高等妓女上“花榜”的活动。名妓竞选于19世纪60年代至1920年间不定期举行。类似的选拔在苏州地区自17世纪中叶就有了。花界的选拔也有一整套描述和评判的复杂仪式，其中一些方面常有意攀比选拔文官的科举考试制度。但是学子（男性）经十年寒窗后参加了选拔的笔试，而妓女则不同，并不是自己想参加评选就能参加的。先是妓院的常客们应邀提名，将他们爱宠的妓女开个“花名单”，受到举荐最多的妓女获得与科甲第一名同样的品级，即“状元”，然后也同科甲一样，依次颁发“榜眼”、“探花”等品级。妓女上花榜头几十名的机会大约是百分之一，这比男人的机会多多了：乡试中举而参加殿试者，能考上进士的三千人中仅一人。有几年，美貌者与技艺精良者分列“花榜”和“艺榜”，后者从科举武科品级。此外还有“叶榜”，品评优秀的阿姐大姐。尽管评选名妓依据的是相貌和技艺，与当代选美活动的评判标准差不多，但两者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根本不同：选名花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品评对象不是女人本身，而是狎客们为她写的推荐评语。小报请诸君将推荐投送报社的公告部，报社收到一封就刊登一封。在1897年的选举中，夺魁的张四宝得了9份推荐，第二、三名各得7份。冶客利用投票保荐的机会，滔滔不绝，盛赞意中人的美德，同时也向其他文人学士展示了自己的文采。一般在开榜时会重印写得最好的评语，一连推出几十位名花，一饱读者的眼福。有些花榜列出名花的姓名、住址、籍贯、年龄后，用一首短诗描摹该花，或评论她的衣着、人品和家世。有的将女人比作花鸟，漂亮的辞藻都用在了象征物的羽毛、色泽上，对妓女本人倒是不注意了。另有一些来函评论选举的步骤，风趣地提出新的评选项目，对选拔标准提意见，替自己的意中人辩护，或是对评选结果表示不满。评选活动的主办报纸费心地对读者说明，他们并没有在评语上做任何手脚，对当选者的评述完全是原封不动从所征集的读者来函中抽取的。公众对高等妓女的讨论在这些推荐品评的引导下进行，而讨论又锻造了一个妙语连珠、说话机敏的群体，其中的文人个个都在炫耀自己的辞章。一部收了1917年花榜题名者小传和图片的文集在序言中如是说：
美人颜色，名士文章，为天地间之至宝。……若美人之颜色藉名士文章点缀之，则其颜色愈觉倩丽。名士文章得美人颜色煊染之，则其文章更见俊逸。
然而，高等妓女在评选仪式中却不仅仅是被动的、为文人名士辞章所渲染的对象。她们急切地想入选，因为花榜头衔会给她们个人带来荣耀威望，给妓家带来好生意；相反，如得不到提名，自己的名声就会受到损害。报上有关花榜题名者的消息或闲言碎语，通常提她们的花榜品级。题名也使妓女更值钱了，老鸨聘用她一个节度所付的聘金、男人讨她做妾时所付的身价都会上涨。徐珂在1920年出版的那部《清稗类钞》中谈娼妓制度时写道：妓女“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其不得列于榜者，辄引以为憾。然其间之黜陟，亦系乎个人之爱憎，且亦有行贿而得者”。通过选举来认可妓女成就的选择过程涉及大量的权谋，成功与否要看妓女有没有本事调动起冶游客和广大读者的关系网络。太拙劣地推销自己的妓女会受到尖刻的挖苦嘲笑。金巧林交给报社一份自我推荐，用文言文写成，一个评家在报上说，奇怪啊，目不识丁的妓女怎能写出如此有学问的文章？虽然妓女很起劲地争上花榜，不过也有人抱怨说上了榜也未必都是好事。花榜题名后，一大群人来道贺，人人都盼着得红包。1919年有个妓女放弃了头衔，就因她“妈妈”讲话难听，总抱怨开销太大吃不消。上海最早的妓女花榜由文人作家个人出面组织，他们同报纸、出版社关系很深，推举结果只在很小的文人圈内公布。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新创办的小报（“蚊虫报”）开始设花榜搞评选。李伯元的《游戏报》自1897年起，每年举行四次选举。首届选举大受关注，报纸的发行量激增，头一轮卖出5 000份，加印后又卖了3 000份，因此别的报纸效法此行亦属必然。在20世纪头10年中，举办过选名妓活动的报纸有《花天日报》、《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等。那时很多文章都哀叹说，现在学样搞花榜的要妓女交钱才让上榜，真是让花榜降格，有失体统。1909年以前，名妓选举从模仿科举制变成了虚设的空架子，1905年科举废止，花榜却还照样授予状元等等的老头衔。世纪之交，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动荡，上层人士对清廷之无能、抵御外来势力入侵之不力，已越来越感失望。文人素来好以官吏比作妓女，议论花榜时亦不免透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1894—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有几个作家写道，宫廷臣子“资敌媚敌、纳款献诚”，竟仍享受高官厚禄；因喟叹道，时下连士大夫都如此失德，还怎能责怪“至卑至贱一弱女子”，说妓女不事一主呢？1910年至1917年间娼妓界没有举行选举。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被推翻，民国政府已成立，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1917年重开花榜，主办者更新了头衔，不再沿用科举时代的称谓，而给优胜的妓女封军政职务头衔，如大总统、总理、都督、法官、参政、才、艺、品、貌部总长次长、司令、特区司令、政长、督军、顾问等等。乍看这些选举似乎只是昔日辉煌的回光返照，是在新文化作家们猛烈抨击士大夫文化方方面面的时期，从遥远处传来的一声回响。然而，有些观察新式选举仪式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使用政治词汇是一种曲笔，用意在于拐弯抹角地批评政府的软弱无能。1917年，《中华新报》的评论员甚至指出，选举的组织者策划让雉妓（即“野鸡”）以“在野党”的名义参选（“在野党”和“野鸡”共用一个“野”字），恐怕是暗地里表示支持国内的非执政党派吧。评论者又挖苦说，妓女也叫大总统倒是有利于破除中国僵化的等级制度，建立更灵活的西洋式社会制度，是应该视为社会进步的。民国时期的妓界选举论规模比帝制时代大得多。例如，1917年岁末，新世界游艺场举行公开的选举大会，参加者要购买选票，凭票选举。在1917年和1918年的选举中，有几个嫖客买下好几万张选票，只投给几个妓女，不仅公开表明他们所推的人选，也是当众炫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