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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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全吸收了刚才的新闻，福斯坦才慢条斯理地接着说下去：这就意味着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可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 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了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速度更快饮完—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做更经济有效的利用。在他啜了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那是政府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准许我们在瓜地上种植葡萄。在我们阅读文件时，福斯坦在旁不断地自责那块地本来就不应该继续种瓜了。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山里的野猪还经常跑来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被野猪吃掉了三分之一。好好的收成莫名其妙地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似乎一时沉浸在这痛苦的回忆中，直到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福斯坦接着说道，他不经意地已经计算过，如果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一千三百枝葡萄藤。听到这话，我和妻子彼此会心地互望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同样喜欢福斯坦，而他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对改种葡萄也就没什么意见了。福斯坦走后，我们也就没有再去想这件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会有什么能够快速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也未可知。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葡萄种植军团
谁知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拖拉机已经开始在瓜田里进行翻土作业了。两天后，插枝队正式抵达。这是一支由五个男人、两个女人以及四条狗组成的混合军团。领队的是葡萄种植专家鲍琪先生。他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的经验了。鲍琪先生蹬着一双帆布靴子，亲自跟在拖拉机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推动小犁，以便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皮革一般坚韧的古铜色面庞上透着专注的神情。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着一根竹竿，以麻绳连接，麻绳上每隔若干距离都画上一定的记号。终于，整块田地被切割成若干细长的条状分布，可以插葡萄枝了。 小型货车运来新鲜的葡萄枝，大约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满了红色的蜡。鲍琪先生亲自在旁边检阅他的插枝装备。我原以为会用机器插枝，结果却只看到几支中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枝队短暂地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散开，各自组编队形。 鲍琪像握着方向盘一样手持那个木头三角在前开路，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并留下记号。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按照鲍琪的记号打出葡萄藤将要生长的孔洞，而插枝和填土的工作则由后面的人来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的游艇帽。狗儿们则欢快地在每个人的腿边蹿来蹿去，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丝毫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直到位居队伍中间的人一边赶狗，一边插进来抱怨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不停地移动，直到大约下午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了两只大号的篮子，大伙儿才停工，开始坐下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茶。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田间小憩
大伙儿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向篮中的食物发起了进攻。从远处看来，这情景酷似布瑞松的素描画。大篮子里装的是四公升的酒和满满当当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这时，安德烈老爹也来了。似乎他是来视察工作进展情况的。我们看见他一到田边便挑剔地用手杖敲打着种植了葡萄藤的泥土，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老人走过来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他先喝了一杯酒，随后也坐下和我们一起晒太阳。善良温和的老人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用沾满泥巴的拐 杖摩擦着狗的肚皮，开始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接着看他最喜欢的肥皂剧《圣塔巴巴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又回去工作了。傍晚时分，葡萄枝已经全部插好。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幼小枝条在夕阳下若隐若现。插枝队开拔到我家后院，大伙儿一边舒展着脊背，一边再喝上几杯茴香酒。我趁机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该付多少工钱。使用了三天拖拉机，再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想必定要摊上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吧？福斯坦连忙解释，急得把手中的杯子都放下了。他说，藤枝的钱我们是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这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一根手指敲打着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拖拉机和农夫们还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套“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似乎已经宣告无效了。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誓死捍卫家园（图）
卢贝隆的春天流露出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钻出来，用它们悦耳的鸣叫取代了枪声。我沿着山径走向马索家时，惟一刺耳的动静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至，决定趁机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到马索时，他正端详着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的一根五英尺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领地！”山道上还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相同的告示，以及一堆大石头。显然，马索是打算把这一块空地封锁起来。马索抬头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接着又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力地锤打，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刚问候了他的母亲。 我问他在做什么。 “挡住德国人。”他说着，开始动手推动石块，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想要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这里不可能属于他。于是我便提出，这块地似乎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说着，他又移动了一块大石头。“每年夏天他们都会跑到这儿来，支起帐篷，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马索站起身，点燃一支烟，然后十分自然而顺手地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我问他有没有想到过，要是多放几个德国鬼子进来，没准儿会有人看上他的房子呢！ “带帐篷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你真该看看他们车里带来的东西，全都是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什么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一群小气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新角色来，继续向我说明普罗旺斯农民们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甚至包括德国观光客——的确给地方上带来了些财富。有些外来户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建筑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了吧！这简直是一个阴谋！一般的农民根本买不起。我尽量避免谈及马索自己也想在房地产上大捞一票的事，只是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一阵叹息过后，他又开心地笑起来，给我讲了一个买房子的故事，他对故事的结局十分满意。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公鸡的故事（图）
有一个农夫，垂涎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房子好——那房子差不多只剩一片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更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了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带着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的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十分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一叫就是两个小时。巴黎人跑来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这里是乡下，公鸡打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天天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客人受不了，提早回巴黎补足睡眠去了。巴黎人再次跑来向农夫抱怨，农夫还是耸耸肩，示意爱莫能助。这次，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还是照老规矩，每天四点准时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开始在他的屋里做起了什么活儿，又是钻头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人无法入睡。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照常拒绝。经过几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巴黎人一纸诉状，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发布强制令，让公鸡闭嘴。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每天清早继续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心头永远的痛，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则偷偷通过一位朋友，买下了隔壁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们举办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来进行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这时，公鸡已经变成了美的醉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最后还有美食来点缀。一个精彩故事该有的内容都具备了。我问他这是否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只是把山羊胡子的末梢放进嘴里吸吮着。之“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是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我心中暗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清洁专家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每天都看得到大地返青的新迹象。不过，最典型的还要算我家的游泳池。在阳光照耀下，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翡翠点缀在后院中。是时候请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携同他的除藻设备来处理一下了。否则，那些水生植物恐怕会爬出池外，堵塞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像这样的一件工作是不能靠电话或口头解释就可以确定下来的。师傅一定得亲自来勘察一遍，绕着需要解决的问题走一圈，然后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点点头，此外，还要坐下来小酌两杯才能订下正式动工的时间。除非遇到真正紧急的情况，否则这套热身运动是无论如何不可省略的。 贝纳来视察游泳池的那天傍晚，我正在刷洗长在水线上方的绿苔。他旁观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来，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前面摇晃。我差不多能够猜得出他吐出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 “不行，”他说，“刷解决不了问题，要治疗。别担心，我会拿一种药来，保证药到病除。”我们丢开绿苔，走到屋里去喝上一杯的时候，贝纳开始向我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的牙痛，当地却没有一位牙医愿意给他治疗，因为他有个坏毛病，总是禁不住咬牙医的手。那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他跟本控制不了自己。只要一发现嘴里有一根手指在探索，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咔嚓”一口咬下去。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共计有奔牛村的一位和卡维隆的四位牙医惨遭过他的毒口了。于是，他不得不被迫去亚维 隆看牙，因为那儿的牙医界还尚未听说过他的大名。幸好，他找到一位善用麻醉药的牙医来对付他。医生在动手术之前就把他麻翻了。事后，牙医告诉他，他有着一口十八世纪的牙齿。 我虽然不清楚十八世纪的人类牙齿到底是何尊容，但贝纳说笑之际露出的牙齿衬着黑胡子倒显得洁白而又健康。他极有魅力，虽然在普罗旺斯出生长大，却绝不是个土包子。他喝的是威士忌而不是茴香酒，而且是愈陈年的愈好。他还娶了一个巴黎女子，我们猜想他家的衣橱一定是由这位女子负责掌管的—在他身上，我们见不到一样这里常见的帆布靴、蓝色旧裤子和褪色磨损的衬衫。贝纳先生打扮得整洁利落，从脚下的软皮鞋到脸上的名牌太阳眼镜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实在想像不出，在他必须拿着消毒水和长柄刷为我们人类重返游泳池而辛勤工作的时候，会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春季大扫除的日子到了。贝纳大步流星地跃上门前的台阶，还是戴着那副名牌太阳眼镜，身上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和花色鲜艳的运动衫，手里还滴溜溜地转着一把伞—那是为气象报告中今天可能会下的那场小雨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