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寻真-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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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作为小说家的林徽因
说起林徽因，人们常常把她和诗联系在一起，说她是位新月派的著名诗人，或者仅仅看作是诗人徐志摩所苦苦追恋的绝艳才女。这只是林徽因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个侧面，也往往被有意无意渲染得有失真相）。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小说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诗歌的。
林徽因有很高的小说鉴赏修养，一个有力的证明是，1936年赵家璧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应约推选作品的二十人，除林徽因外都是文坛上卓有建树的名家，诸如茅盾、巴金、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等等。林徽因推选了张天翼、萧乾、罗淑三人的小说，颇具眼力。尤其是将罗淑从当时的无名之辈中拔萃出来，推选的《生人妻》这一篇小说，后来成了传世名篇，可谓慧眼识英雄。
也是1936年，《大公报》创刊十周年之际，萧乾策划编一本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小说的选集，他想到的最合适的编选人便是林徽因。不负萧乾所望，林徽因很快编出了这本《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入选作品三十篇。入选作者既有名家，也有名不见经传者，还选了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一篇《小还的悲哀》（署笔名叔文）。无论名家抑或非名家，他们的作品皆堪称《大公报》作品的上乘，包括沈夫人那篇，绝非因私人感情而充数。林徽因为选集撰写了二三千言的《题记》，她对于生活制约作家创作、作者情感应该诚实，以及短篇小说的结构技巧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这个选本很受读者欢迎，8月份初版，10月即再版。选本集中而典型地展示了那个时期一批北方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水平，至今仍是研究京派小说的重要材料，因此五十多年后上海书店再予影印出版。
那时众多的小说家里，林徽因特别赏识沈从文，认为沈从文有生活，前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夫人、
杨振声，后排为沈从文、张兆和夫妇不矫情。林徽因与沈从文有相当密切的交往。30年代初，沈从文的名篇《边城》还未问世，林徽因便看出他日后必有非凡成就。有一次沈从文去京郊香山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林徽因，随身带着一本自己的作品，原准备题赠给另一位女诗人，扉页上写着“送给诗人……”，还没写完被林徽因见到，沈从文看出林徽因极想得到他这本作品，随即将没写完的题词改成：“与其送给诗人，不如送给诗一样的人。”此刻林徽因尚未登上文坛。沈从文婚前孤身寄居北京，经济相当拮据。林徽因有意接济，又顾虑到沈从文碍于面子不肯接受。恰好林徽因堂弟林宣从南方到了北京，林徽因便让林宣向沈从文借阅文学作品，借林宣归还作品时，悄悄夹进一些票子。直到1933年秋沈从文和张兆和成婚，沈从文的经济仍未好转，新房四壁空空。亏得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了一对锦缎百子图床上罩单，才给新房添上一点喜庆气氛。几乎是新婚的同时，沈从文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他热情邀约林徽因写稿。虽然林徽因发表文学创作始于徐志摩编的杂志，但文思泉涌、佳作叠出，还是沈从文接编这份副刊的那几年。正是这几年，林徽因在读者中获得很高声誉，也由此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大批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沦陷的北平南迁，林徽因、沈从文也告别了《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期间朋友们时聚时散，聚少散多，林徽因与沈从文的友谊却从未中断。1937年底，在武汉的沈从文听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已到长沙，便匆匆赶去看望。第二年他们又先后定居昆明，沈从文更是常去看望林徽因，林徽因有时也到沈从文低矮晦暗的小楼上来。沈从文的小楼可谓当时昆明小小的文艺中心，不时聚集着文人聊天。施蛰存晚年回忆在那里见到林徽因的情景颇传神：林徽因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只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两句话。
林徽因生前没有出版过文学作品专集，1985年林徽因家乡福建两位学者为她编辑了一本《林徽因诗集》。诗集内封便是请沈从文题签，那娟秀的章草小楷，与灵秀的诗句可谓交相辉映。
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林徽因结识了另一位小说家，与他同样情谊匪浅。林徽因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一篇小说《蚕》，立即托沈从文约请小说作者萧乾来家里见面。对于初次尝试小说创作的萧乾来说，能进入林徽因那个北平有名的“太太的客厅”，真是异常兴奋、激动。见面时林徽因一再对萧乾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备受鼓舞，此后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京派小说家中的一支劲旅。萧乾说过，这次见面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后来萧乾替代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保持了原刊与林徽因的亲密关系。萧乾每月从天津来北京，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茶会，为的是组稿和听取意见，林徽因几乎每次必到，而且每次都有一番精彩的言论。
1939年萧乾前往英国作驻外记者，与林徽因一别七八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萧乾重回北京，一时事务很多，而林徽因也忙于国徽设计，两人一时未能见面。林徽因专门致信萧乾，要他留一个整天给她，叙叙别后的情景。萧乾如约来到城外清华园，患着严重肺病的林徽因果真和他聊了整整一天，晚上萧乾只得借宿在比邻的金岳霖家。多少年过去了，萧乾已届耆年，每当追念起林徽因，总是显出缅怀和神往的情绪。
北平解放，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赵树理的小说。林徽因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从无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中浓厚的乡土气息，解放区健康清新的风貌，令林徽因十分赞赏，她居然还从中看出沈从文的影响。喜爱读小说的青年林洙，偏爱沈从文小说却不喜欢解放区作品，林徽因便认真对她说：“不尽然，解放区也有很好的作家，例如赵树理。”林徽因劝她读读赵树理的小说，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
林徽因不仅与小说家有亲密的过从或神交，她本人也是小说家，甚而是位优秀的小说家，就在她诗歌创作伊始，同时开始了小说创作。第一篇小说是1931年发表在《新月》杂志上的《窘》，写一个中年教授与一同事的女儿，因“辈分”的关系，虽能随意相处，却不能随意相爱的种种窘态。或许这是林徽因尝试写小说的游戏之笔，说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内容，可是对教授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和窘态举止的传神描绘，足以显示林徽因小说创作上的艺术才华。到1934年林徽因发表了《九十九度中》，以内容鲜明、技巧娴熟，使得文坛刮目相看。鉴赏品位很高的评论家李健吾亦著文赞叹。确实，这篇小说除了作者鞭挞贫富不均的情感振憾人心之外，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它艺术上的现代性。如李健吾所析：把酷暑的北京街头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李健吾告诉读者，早在近半个世纪前，林徽因已对“意识流”这一小说表现手法作了非常成功的探索。当然，林徽因的小说多数是体现京派风格的作品：《钟绿》、《吉公》、《文珍》、《绣绣》，它们的主人公都有生活原型，因而冠以系列总题目《模影零篇》。据说这还给作者带来过一些麻烦。《模影零篇》系列都用回叙的笔调，追述逝去的人和事，着墨淡淡而耐人咀嚼，素雅、淡远、隽永。林徽因对自己的作品自视不低，她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时，不避敝帚自珍之嫌，将那一年她发表的仅有两篇《钟绿》、《吉公》都选了进去。通观整部选本，与入选的作品比较，《钟绿》、《吉公》无疑是上乘。前几年有学者编辑了一本《京派小说选》，从他所能读到的六篇林氏小说中就选取了三四篇。如同研究新月派诗歌不可忽略林徽因一样，研究京派小说，也万万不可忽略这位造诣极深、才华横溢的女小说家。
第三部分京派的灵魂
——《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导言
林徽因一生只留下六个短篇小说，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京派作家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凭借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名垂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叫人想到古代的王之涣，外国的梅里美。王之涣仅存六首小诗而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不到二十篇却跻身法国文豪行列。在文坛上林徽因更以新月派诗人著称，而她的为数不多的散文同样脍炙人口，即使那个惟一的、未能完篇的剧本，也无愧同时期剧作的上乘水平，她几乎是各类体裁的全能。所以，当看到题为《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章以及同名的文学传记，我总觉得才女辈出的20世纪，仅用“一代才女”四个字似已不足表明她非凡的才华。据说，她于中国现代建筑学的杰出贡献更胜于文学方面的成就。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为避免同海派男性作家林微音相混改署此名。曾署名徽音，也署徽因，有笔名尺棰、灰因，又有西名菲莉斯（Phyllis）。她祖籍福州，生于杭州，十岁后迁居天津、北京。父亲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任过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国会秘书长，是我国20世纪初著名政治家，亦擅长书法，兼工诗文。林徽因十四岁随父亲旅欧一年有余，曾就读英国StMary’s College，并有机会结识欧洲众多政界人士、学者、作家，后来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联姻。中国现代女作家多有闺秀，然而像林徽因这般显宦名门出身亦属少见。她二十岁参与泰戈尔访华活动的接待，用英语主演了泰戈尔剧本《齐特拉》（《Chitna》）。她才貌双全，为北平社交圈中的名媛。不久赴美留学，所学美术而志在建筑，终生以此为职，归国后与梁思成先一起创办了我国大学第一个建筑系，其后又伴随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对古建筑有多次重大发现。建国后她参加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被誉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先驱。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何时尚难确认，从公开发表的作品看，约在30年代初开始涉足文坛。短短几年中奇峰突起，才华毕现，很快形成她文学生涯的辉煌时期。她的作品多在友人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诗刊》、《新月》、《文学杂志》上面世。此外她还是一个极具魅力、甚为理想的文学沙龙女主人，她的北总布胡同寓宅，时人亲切地叫作“太太的客厅”。她关于文艺的精辟见解、淋漓阐述，不时语惊四座，让你记忆一辈子。有人感叹过，如果林徽因身边人把这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言论都记载下来，该是多精彩的一部书啊！遗憾的是她身边没有这么一个人，像英国的约翰逊博士有个博斯韦尔。不仅如此，甚至她生前并未出过一本文学作品集。本来有过出版诗集的预告在《诗刊》上，因抗战炮火流产。过了30年代的辉煌时期，由于健康十分糟糕，也由于退居几乎与世隔绝的僻壤四川小镇李庄等原因，林徽因似乎悄然淡出文坛，尽管断断续续还有新作，其中仍不乏优秀篇什，但影响今非昔比了。
林徽因的小说不失为篇篇珠玑。《窘》是她的小说试作，便出手不凡。在窗外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复杂之际，这个作品难免被视为客厅里的“有闲”文字。然而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描绘，整篇的意识流动，告示人们心理分析的小说技法并非新感觉派所独擅，而且它在林徽因笔下更近乎民族的欣赏习惯。这一点多为研究者忽略。小说中可贵的艺术探索作了它内容的陪葬。
相隔三年发表的《九十九度中》，显然走出了“客厅”题材，加之较《窘》更为显眼的意识流手法，因而反响强烈，是她最负盛名的小说。艺术鉴赏品位很高的李健吾曾对它赞叹备至：“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
